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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奥运梦想变成美妙现实

——专访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技术制作组组长于建平校友
作者:张妍
 
  2008年9月7日,北京残奥会开幕式的第二天,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技术制作组组长、北京奥组委开闭幕式工作部副部长于建平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发信人以十分激动的口吻盛赞他让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开闭幕式成为“大型活动产业中技术实现的制高点,向世界展示了体育场内野心勃勃的舞台和令人匪夷所思的成就”。发信人是悉尼奥运会总导演、国际奥委会资深顾问、国际著名大型活动专家瑞克·伯齐。
  于建平1980年毕业于我校液压传动控制专业,投身到祖国的航天事业中,一直从事卫星、发射场的研究和设计工作。从助理工程师到北京特种工程设计院院长,从“神一”开始担任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系统副总设计师,再到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于建平无愧于曾为“神五”、“神六”载人航天飞船成功飞天做出突出贡献的航天人。
 
于建平校友(资料片)
 
奥运故事
  2006年4月16日,于建平从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手中接过聘书,成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技术制作组组长,与总导演张艺谋,副总导演张继刚、陈维亚,制作总监路建康共同组成了5人核心团队。从此,他率领地面系统、空中系统、地下系统、火炬塔系统等10个工作室的100多名技术人员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工作——将导演组的艺术构想变成美妙现实,呈现在世界的面前。
于建平校友和总导演张艺谋在一起(资料片)
于建平校友和张继刚副总导演在研究问题(资料片)
 
  在5人核心团队中,三位总导演都是艺术家,他们拥有无限的创意和激情。而于建平作为核心团队中唯一的技术实现者,他要以更加冷静、理性的思维来思考如何将艺术家们充满新奇的艺术设想通过技术得以实现。如何将中国五千年来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在近60分钟的开幕式中呈现给世界,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很少有大型表演像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一样,观众在惊诧于各种奇思妙想之时,也对让人难以琢磨的新鲜技术充满猜想。对于身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的于建平来说,构造开幕式与研究载人航天一样,既是最技术化的操作,又是最美妙的梦想。
  导演们一会儿升天一会儿入地的创意,在于建平看来不外乎3种可能性:一种是有现成的技术可以提供;一种是创意总体可以实现,但有很大风险必须经过试验;另一种是一听就觉得实现不了,至少是短期内完全无法实现。
  几位大导演碰撞出来的点子,于建平一般将它们归于第二类。因为创意班子希望“一鸣天下惊”,所以不太可能用完全现成的技术手段,“绝大多数点子让我觉得有可能实现,但又有很大风险和很大的难度”。导演们“异想天开”之后,必须向核心团队里唯一的技术实现者于建平征求意见,于建平组织讨论和根据经验给出基本判断,“如果我说行,就要想办法拿出方案来,在技术上实现而且必须要可靠地实现;如果我说不行,一定要判断准确,不然会折掉好的创意”。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开闭幕式表演是历届奥运会、残奥会中技术系统最庞大的、最复杂的多媒体的广场表演,攻克了200多个技术难关,其中40多项技术都是历史上首次被使用。为了确保演出当天不出任何差错,近3年的时间里,于建平没有任何的休息日。在他的带领下,技术团队攻克了一项又一项的技术难题,终于将导演组不断迸发出的“上天入地,飞檐走壁”的艺术设想变成了美妙的现实。2008年5月底,在奥运会开幕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阶段,于建平率领他的团队入驻“鸟巢”,开始进行技术系统调试。从那天开始,于建平每天的睡眠都只有几个小时,每天都在“调试——改进——调试”的反复循环中高强度运转。
  开幕式当天,于建平成为了负责技术系统的开幕式演出与仪式的副总指挥。8月8日中午,他的技术团队完成备场,晚上19点于建平“钻”进了地下的基坑里。庞大而复杂的电脑指挥系统,某种程度上特别像“神六”的发射系统。“那种如履薄冰的心情一模一样,对我来说没有最重要的节目,每个节目都不能出错。万一巨型的五环吊不起来,地球升不起来,主火炬塔竖立出问题,或者是空中演员的安全出了问题,那整个演出就乱套了,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全中国、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这里。”
  但就是在这样的压力和难度中,于建平将文化、艺术、科技完美地结合在了一个特殊的舞台上——鸟巢体育场中的10大技术系统、100多个空中威亚系统、1000多个技术岗位令人震撼的完美配合令8月8日晚上的北京充满惊奇与喝彩,令中国的奥运之梦震撼世界。
  开幕式当晚,“鸟巢”中央徐徐打开的巨幅画卷如诗如画般的演绎令世界震惊,令观众赞叹,这幅画卷将五千年来华夏文明的元素展现得淋漓尽致。“其实这幅画卷就是个大型的LED舞台,就好像把电视墙放在了地面上,”于建平介绍说:“这面巨型的‘电视墙’长147米,宽22米。为了满足天气变化和演出要求,它必须要防水、耐高温,还有经得住现场大量演员的踩踏。根据表演需要,这块巨大的‘地板’不仅要能开合能升降,还要经受1万多名演员和1万多名运动员的反复踩踏。一旦其中某一块LED出现故障,总导演所要营造的整个艺术效果就会遭到破坏。”为此,技术团队的技术人员夜以继日进行了反复调试攻关,解决了雨水、高温、反复踩踏等在非常恶劣条件的使用出现的大量问题和故障。直到8月8日晚,当现场观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时,于建平和整个创作组成员长久以来一直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
  于建平在接受专访时坦言,担任奥运会的技术制作组组长,承担了从未面临的压力。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难度大,而且奥运的历史上也从未有过一个团队同时承担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4个仪式的先例,这些压力是不言而喻的。此外,更令于建平校友备感压力的是来自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在百年梦圆时对奥运超乎寻常的期待和企盼。他说:“在开幕式的现场,我们面对的是近百个国家的元首和政要、1万多贵宾、9万现场观众和全世界40亿电视观众。对于技术工作者来说,任何的纰漏甚至是一个极小细节上的失误都是绝不容许的,现场直播的不可重复性决定了技术的实现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这是一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任务。”
  “李宁手持祥云火炬点火成功的那一刻,我流泪了。”于建平校友饱含深情地回忆道。这是喜悦的泪水,也是胜利的泪水。令他自豪的仅是北京奥运呈现给世界的那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更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和奥运参与者的自豪感,因为在奥运的4个仪式上采用的全部技术都是中国人独立实现的,没有采用任何国际上的技术,并且事实上其在工程设计领域的技术水平已经超过了其他国家。
 
哈工大情结
  面对母校记者的赞叹,于建平将成绩归功于母校的“严谨务实”和对他良好的培养与熏陶。他深情地寄语母校学子,要以母校为荣,时刻保持哈工大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哈工大人严谨、务实的精神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时刻准备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和未来发展做出哈工大人应有的贡献。
  在娓娓道来的回忆中,我看到了于建平对母校的深情和深深的工大情结。
  于建平1976年经部队选拔到我校液压传动控制专业学习,成为我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入学时,于建平是班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党员之一,思想政治基础好,文化素质高,为人热情,很快从30多名同学中脱颖而出,成为班长和党支部书记。
  于建平所在的7625班是个十分特殊的班级,班里30多个同学,无论是年龄、身份、文化基础都有很大的差别。班里年龄最小的同学只有17、18岁,最大的有40多岁。他们当中有插队多年的老红卫兵,有少不更事的小知青,有从部队来的战士,也有工厂的技术骨干。他们承载着那个特殊年代的光荣与骄傲,也背负着文化基础参差不齐的种种压力。因此,要将这样一个班级建设成为一个团结一致的集体,把大家的心都连在一起并不是容易的事。作为班长和系党支部书记的于建平自然成了班里的核心人物,把学习之外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班级建设上。
  班级组建以后,于建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统一大家的思想。1976年的中国还处于“文革”的特殊历史时期,学生批斗老师在全国的校园里都是常见的现象,而7625班却是个特例。这个班的学生不但没有去批斗老师,而且十分尊师重教,与所有的任课教师都相处得很融洽。这种和谐局面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于建平在私下里做的大量思想工作。
  于建平读书时是哈工大的名人,很多同学和老师都知道2系学生党支部书记于建平。于建平成为校园名人不但因为他是同学中少有的党员,学习成绩出色,更重要的原因是大家都知道“于建平做思想工作有一套”。
  作为党支部书记和班里的党员,于建平始终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且积极向党组织介绍思想政治觉悟高、各方面表现突出的同学入党。经他向组织介绍,班里的两名同学在校期间被发展为党员。这对于当时的本科生党支部来说,是十分少见的。由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很多班级直到毕业时都没有党员。而作为从部队就早早入党的“老党员”,于建平十分了解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于班级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性。于是,于建平就充分利用其党支部和班委会的力量,定期召开组织生活会和班级例会对同学进行思想教育。经常的思想沟通使得班级同学的思想渐渐统一到了一起,大家形成了共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同学们的心更近了,班级的凝聚力也越来越强了。
  为了使师生关系更融洽,于建平除了利用组织生活会和班级例会对同学进行思想疏导外,还善于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的点滴小事中做同学的思想工作。
  7625班的学生入学时,学校各方面的条件都十分艰苦,硬件设施也很简陋。几个专业的学生挤在当时的动力楼里做实验、搞生产实习,学校的设备也很陈旧。因为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生产车间里的工人师傅的技术并非十分先进,况且班里很多同学在入学前就是工厂里的技术骨干,所以实际上不少同学的技术水平比工人师傅还高。这因为如此,有些同学在生产实习时就表现出了某些不认真的态度,对工人师傅的讲解和指导置若罔闻,实际操作时心不在焉。于建平很快发现了这种不良动向。于是,他召集班委会成员共同商议改变这种不良动向的方法,通过班会和团支部会议对同学进行思想教育,动之以理,晓之以情。对于个别不认同的同学,于建平就给其“开小灶”,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跟他谈心,教育同学尊重师傅,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虚心从他人身上学习,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生产经验等。在于建平的努力下,工人师傅们渐渐发现,7625班生产实践课的课堂状况发生了大变样。来到车间,大家开始毕恭毕敬地向师傅们问好;实践中,大家也变得非常认真、耐心,还不时地向师傅们请教问题。
  直到2005年,在7625班毕业25周年聚会时,阔别多年的同学从四面八方再次汇集到一起,共同回忆在母校的学习生活时,很多师傅才了解到,这个180度的大转弯的背后,承载了于建平的多少心血和付出。
  那次盛大的班级聚会,不但是同学们,还有当年的学校领导、任课教师、工人师傅都纷纷赶来,大家对多年后的重逢充满了期待和欣喜。很多老师拖着患病的身体也要参加这个聚会,因为他们都“心里惦念着7625班的同学们,他们的班级是最优秀的一个班级”。师生相见,分外亲切。当大家再次围坐在一起回忆往昔时,很多老师和同学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一个名字——于建平。这个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同学心中的“好班长”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大家又讲起了于建平读书时的事情。
  当时班里的同学都是各单位选拔出来的业务骨干,年轻气盛,在学习和生活中难免会产生摩擦和冲突。每当这时,于建平就在完成学习任务后,利用晚上睡觉前的时间到寝室去做双方的思想工作,帮助同学正确对待问题与矛盾,鼓励同学把精力放在文化学习上。有时遇到思想上解不开疙瘩的同学,于建平就与其长谈到深夜,从各个方面帮助其分析利弊,设身处地地为同学考虑,直到对方点头称是。
  很多老师至今仍在感慨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7625班的同学不但没有做过任何侮辱、伤害老师的事,而且课堂秩序井然,学习态度端正,非常尊重老师。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哈尔滨的冬天气温很低,家家户户都要提前储存萝卜、白菜等作为以备过冬。很多老师因为遭受到其他学生的批斗,身体十分虚弱,但还要在深秋时挖地窖准备储存冬菜。于建平见到老师在校园里挖菜窖,就组织班级同学一起帮着挖。挖菜窖是完全的体力劳动,于建平领着同学们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深秋时节经常累得满头大汗。挖完了菜窖,于建平又和同学们陪同老师去市场上把买的萝卜、白菜运回学校,再埋在之前挖好的地窖里。
  夏天时,7625班的同学们也是忙得热火朝天。那个时候,高校的学生除了文化学习外,还要参加各种劳动。7625班分到的任务是修松花江江堤。7、8月份的哈尔滨天气非常干燥炎热,修江堤又是个十分耗费体力的任务。而且,由于当时的伙食不好,体力不支,有些同学就产生了畏难情绪。这时,于建平又充分发挥了他的“特长”——挨个做思想工作,鼓舞士气。结果,7625班在全校最先完成了劳动任务。这种干劲后来成就了7625班的优良传统,无论是大小任务,只要是学校分配到7625班的,从来都是保质保量地完成。
  尽管大量的工作占用了于建平的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是他仍然是班里学习成绩最优秀的,门门课的成绩都名列前茅。当时《数理方程》是比较难学的专业课程之一,在几个系统考时,老师出了一道附加题,并且写明不计入总分。当老师批改试卷时惊喜地发现,于建平不但高质量地完成了必答题部分,而且对那道难度很大的附加题也做出了非常完美的答案。而当老师批改完全部试卷时才发现,参加考试的几个系同学中只有于建平答对了那道题。在25年后的聚会上,面对已经是北京特种工程设计院院长的于建平,老先生坦言,当时就已看出其是可塑之才。
  毕业后,于建平被分配到部队从事国防科技工作。多年来,于建平一直与班级同学和老师们保持着密切地联系。无论工作多忙,只要是老师、同学,甚至是同学的亲属,只要到北京,无论是出差,还是旅游、看病,于建平都是有求必应。尽管事业上的成功使于建平成为了别人眼里的“大人物”,但是在老师、同学眼里,于建平还是多年前那个“好学生”、“好班长”,谦虚礼貌,待人热情。
  在采访中,于建平的大学同学、哈工大大学科技园的毕可伟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其实,毕业后这么多年于建平还是我们的‘主心骨’,大家有什么事还是最先想起来找他,谁有事到北京也爱往他那跑,他身上就是有凝聚力。上学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人。
编后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结束后,就听说奥运的功臣中有一位我们的校友。当得知有机会采访这位奥运的“技术王牌”时,心里就一直非常期待。见到于建平是在他工作的北京特种工程设计院。刚一见面,于建平就十分迫切地向我们询问学校的种种。在不到两个小时的交谈中,他也多次提到母校。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一个离校多年的校友对母校深深的眷恋和感恩。临别时,于建平嘱托我们向母校的老师问好、向同学们问好,“有机会我一定再回母校看看!”采访的第二天,于建平就要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表彰大会。他说:“纵使获得再多的荣誉和光环,我心底永远装着母校的一草一木,永远也不会忘记母校给我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