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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为着更远的前行

——谨以此文献给入校30周年暨改革开放30周年

作者:刘尔琦
  
  一篇文章掀起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拨乱反正,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开始还其历史真相;
  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在包产到户的合同上按下手印;
  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978年,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已势不可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正如一声春雷,激荡回响在历史的天空,开启了我国发展新时期。回忆往事,我常常想,个人历程中那些真实而鲜活的细节,那些看似偶然的命运巧合,实际上是被改革开放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推拥向前的必然结果。
  
  拨云见日:我的1978
  
  1978年的春天,哈尔滨仍是冰天雪地,从农村插队回来的我,像大多数返城知青一样等待就业。其间我还学会了无线电修理、裁缝等手艺。我并不知道平静的生活中正孕育着一场伟大的变革,而我的命运已然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这一天,母亲兴冲冲带回来一个消息:国家恢复了高考政策!我也可以报考大学了?我的第一感觉是:不敢相信。这还要从我的家庭背景说起。那时是极左的年代。强调出身,我出自“黑五类”家庭,父亲在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我们兄弟姐妹七个都成了“狗崽子”。父亲的工资从106元降到29元,又遇三年自然灾害,物价飞涨,生活艰难可想而知。父母在晚上还要出去捡粮食,昏暗的灯光映照着窗子上的冰花,如同鬼魅一般,我蜷缩在被子里,怕得睡不着觉。父亲戴高帽游行、被批斗的情形,二姐在病中呻吟得不到及时救治,至今让我无法释怀。在那个视政治荣誉为生命的年代,我的童年被涂上了重重的阴影。1965年我上小学,1966年文革就开始了,在混乱中我读完小学,1970年就下乡到了一个偏僻的乡村务农三年,在那时,每天挑水、下地劳动,跟着太阳走,伴着月亮归,十三、四岁的我,几乎顶一个劳力。生活非常贫困,冬天寒冷、室内结冰,没有电,挑水要走很远的路……我经躺在炕上睡不着,思绪却越过那低矮的土屋:大丈夫生当一腔热血报效国家,一定不能这样过一辈子!在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长达十年的“文革”终于结束。
  阴霾散去,再现晴空。长期受歧视的右派子女,可以考大学了!只有小学学历的我,要考大学!那一瞬间,我觉得:天亮了!带着一种异常的兴奋和热情,我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复习就上了考场,将哈工大列为第一志愿。分数出来后,我才知道,我的成绩很不错,数理化平均90多分,报考国内任何一所学校都是没问题的。那时人还是被打着家庭出身的烙印,高考志愿中的专业是分类的。当年我们兄弟三人一齐参加了高考,可录取通知书迟迟未收到,直到9月中旬。有的人甚至说,反了天了,还能让你们上大学。大学为我的生活打开了一扇天窗,让我来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上大学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处于一种兴奋状态,有时候恍惚还在梦中:我真的是上了大学吗?我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唯恐它会从手指缝中溜走。第一年,我一边勤奋学习到深夜。但我并不是书呆子型的,下乡的经历使我为人比较成熟沉稳,成绩也很优秀,因此在班级里威信也高,一入团就被推举为班级团支书。班里有的同学功课不上心了,有的因家庭变故学习掉队了,我就主动帮他们复习功课,帮助他们通过期末考试。
  那时大学生活是很艰苦的。学生宿舍条件很差,44个人住一个大房间,20多张床,上下铺。冬天暖气不足,空气流动性差,地面上一层水,被子是难以忍受的潮湿。粮票不够吃,一个月每人只有2斤米、6斤面、28斤粗粮。哈工大学风淳厚严谨,从其校训“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可见一斑。因此哈工大的学子也多半是学习和做人非常恪守规矩、一丝不苟的。在大学不仅是学知识,更是修炼一种思维方式,如何去获取知识的途径,可以说整个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是那时候成熟的。艰苦的生活中,我们也有自己的乐趣,一群热血青年经常聚会谈天,指点江山。30年来,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仍怀念大学清苦而朴实的生活,每天啃着窝头的我们,思维却可以像一只海鸥自由翱翔于天际,有着单纯的理想与追求。
 
  从服从安排到自我觉醒
  
  解放思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自我意识:13岁就跟随父母下了乡;回城后,等待组织分配一直待业。报考大学志愿时,饱受政治迫害之苦的父亲力主我学工科,说是将来好有一个稳定的饭碗,而且可以少惹事端。上大学期间,我没有认真想过自己的将来,更别说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进行职业生涯的设计。大学毕业的时候,学校先后推荐我去报社、留校,最后将我分配到北京航天部二院,二院拟安排我去延风技校。1982年的夏天,我只身一人来到北京,踏进了完全不了解的航天的大门,当热情的技校领导将我带进那座很不起眼的二层小楼时,我忽然觉得将来的工作与我的专业、想法不相符,平生第一次向组织提出了要求:重新分配。最终我被通知到二部四室报到。后来我才知道,这其中也有偶然与巧合。我到四室不久就被任命为课题组长,搞毫米波精确制导,这一干就是8年,科研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对我之后从事科研管理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其间,我还读完了硕士研究生课程。二部四室雷达组当时在二院很受重视,课题经费有充足的保证。我所在的雷达组出了很多高水平的国内知名专家,如陈定昌、袁起、陆一放、刘鲁勤等。但当时精确制导技术的发展受到材料、器械、工艺等条件的制约,距工程化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事8年制导总体技术研究后的我决定换个工作,改变一下,随之遭到多方面的反对,不管是领导、同事还是家人,他们认为我丢掉专业很可惜。但我还是决定到当时(1990年)的航空航天部系统工程司从事科研生产管理工作,这是我工作中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变的是体制  不变的是灵魂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航天科技工业经历了多次变迁。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国家对国防科技工业体制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从七机部到航空航天工业部、航天工业总公司,再到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两大集团公司。中国航天1956年创建,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管体制如何改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是航天的安身立命之本,科研就得脚踏实地,来不得半点虚浮和侥幸。国防现代化的新要求对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要求更高了,科研任务日益饱满,压力逐步增大。航天是总公司、研究院、研究所(工厂)的三级管理模式,作为顶层管理部门,总公司在科研管理中所做出的每项决定都会关系全局,更是面临着诸多考验,常常被推到峰口浪尖上,许多经历令我至今难忘。
  有一次下属单位某型号进行飞行试验,胸有成竹、志在必得,组织了包括各级领导在内的数百人到现场观看,但偏偏第一发就失败了。是否接着进行第二发试验,现场产生了严重分歧。型号两总主张继续打。我根据有关情况迅速判断,认为并未找到真正的故障原因,第二发极可能出现同样的故障,为此,我明确表态要进一步查找故障原因,并要求暂停后续试验。当时气氛很紧张,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虽然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但在这阵势下,心里也直敲鼓。我知道,如果判断失误了,众人的目光就会一下子聚焦在我身上,而那可不是当明星的感觉。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如此的漫长难熬。一直到了晚上10点,技术分析结果出来了,故障在第二发同样存在,停止发射是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我轻轻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还有一次,我代表航空航天部去处理一起某型号意外点火严重事故。事故造成多人严重受伤,设备毁坏,影响很大。事故责任认定非常重要,此事关系到航空航天部的声誉,也关系到巨额经费。我作为事故调查组的组长,深感责任重大,带领一班人深入事故现场、走访了很多当事人,并调用大量的原始数据材料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加上连日马不停蹄的调查工作,一度筋疲力尽而晕倒。经过艰苦细致的分析,我们用确凿的证据证实了这是一起违章操作引发的事故,并通过有理有据的商谈、说服工作,明确了责任,维护了我方的声誉,争取到了巨额经费。
 
  未尽的使命:变革与创新
  
  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放弃不得。如果固守成规,照过去的老框框一模一样地搞,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我们一定要真正地改革开放,不能关起门来搞。”航天事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奋斗史。我要感谢在航天系统工程的历练中形成的系统思维,给了我不断变革创新的源泉,使我在科研管理工作中不断去大胆地闯荡和尝试。
  我任上海航天八院副院长期间主抓了几件事:组织制定了一整套中长期发展规划;组织建立了八院史上未有的批生产体系;率先在某型号上实行了项目管理;争取到了国家数亿元的技改资金。这几件事都是八院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实施起来异议很多,阻力也很大。要不要建批生产体系,会不会有批生产任务,推选项目管理是否可行……我顶着很大压力全力推进这些工作。事实证明,将先进的项目管理应用到型号研制中,推动了型号的规范快速发展,至今被称为是“花小钱赚大钱”的典型。在型号研制都处于攻坚阶段,全部的资源都集中到研制上时,我力主从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要同步启动批生产体系建设,研究院搞批生产,一缺经验,二缺条件,可谓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为八院从研制向研制生产并重格局的转变,为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凭着一腔热情,大胆实干,做成了几件具有奠基性的实事,开创了新的工作局面,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20007月,我离开北京航天二院10年后又调回来任副院长。当时,对管理模式的探讨已成为管理界和企业界的焦点,我国军工高科技企业的体制机制正处于转型和调整中,航天向何处去?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正好也和我主抓的综合管理工作有关。长期积累的系统管理思想时时地从脑海里迸出来,我萌发了一个冲动:要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找一个答案!就这样,才有了《高科技企业整体式模式》这本专著的诞生。从事研究的历程是艰辛的,成果也是可喜的。这个贯穿了系统工程原理和方法的新的整体式模式,得到高度认可。时任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的宋健为该书写了扉页题词,并写了一封信给我。“望二院的建设、改革、创新,能在你们的理论指导下取得新成绩。”使我深受鼓舞。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航天局局长的栾恩杰在该书的序中说:这是一种新的探索与思考,是一个很好的成果,能够促进有中国特色高科技企业管理理论和模式的形式。
  这是使我终身受益的一种思维模式和方法论,是经验总结、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创新,同时也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提炼和升华,并应用于我所主管的综合管理、规划、型号管理、财务管理、外贸管理等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实效。
  ——在制定“十五”规划时,摈弃了原来简单的三段式结构,将规划变成一个宝塔结构,由三个层次组成:综合发展规划纲要;专业规划和统筹建设规划;项目规划和厂所规划。三个层次具有逐级指导作用,相互支撑,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使之更好地支撑了二院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适应指令性计划和市场导向相结合的趋势,2001年在航天系统内率先推行全面预算,确定一个体系柜架结构,一套规章制度,一个基础平台,五个应用系统。先进经验得到推广。
  ——率先开展实施成本工程和价格体系建设,促进了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的提升。
  ——在新型号发展规划中,提出“向上向远,向下向近”的思路,拓展了型号研制领域,为后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国防科技体制转型中,我曾对如何实现航天研究院向能力型、创新型转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发表了系列文章,但在创新实践中才体会到,开创之举总是伴随质疑声、反对声前行的。有人认为是华而不实的“新花样”,统一思想就非常之难。在制定“十五”规划时,我们召开了56个座谈会,将征求意见的过程变为统一思想、灌输先进理念的过程。经过大量艰辛的工作,这种有机整体式的规划模式逐步得以认可,“十一五”规划又将其充分的延展,为二院未来发展明确了新的思路。2008年,二院召开第六次常代会,我在主持第六次党代会报告的撰写过程中,将整体模式充分运用到对二院未来5-10年的发展纲领中,使二院的发展战略在继承的基础上一脉相承。在推行成本工程管理时,为了让大家实实在在的看到这些先进的管理模式取得的良好效果。我采取参观、策划、宣传三部曲,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去调研,看实例、学经验。再就是在实施成本工程伊始就注重顶层策划与目标细化,并作了大量宣传工作,将成本工程变为全员的事情。
  进行综合管理的同时,我还担任了某重点型号的总指挥,这个型号在我手中从零开始,逐渐组建了队伍,从最初的抽象概念到技术方案的提出,到研制的阶段性进展,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让我为之激动。我体验过成功的巨大喜悦,那时,大家热烈相拥,任由幸福的泪花涌出;见证过失败的剧痛,在科研进程的表象面前,我们有过迷惘,有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有过剑拔弩张的尖锋时刻。科学研究要涉足许多未知的领域,通往真理的途中总是布满层层迷雾,国家使命如同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型号研制任务军令如山,我们不敢有丝毫怠慢,只能始终如一地以严谨细致的作风,若心孤诣,不停地去探索事实的真相,在未知面前,做出一个决定、得出一个结论都要冒巨大的风险,需要十足的勇气。作为型号的总指挥,不仅要从全局的角度协调各方面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要做大家的主心骨。记得我曾一年六次入试验场,经常在戈壁滩一待就是一、两个月,全身心投入到试验工作中去。型号研制是个复杂的系统工作,设计、装调、检测、试验、生产、管理等每个环节、每个时序、各产品的状态、人员的精神状态,型号试验各个环节、资源的相互衔接,都是要通盘考虑和统筹的,一个细节想不到,一个环节出错,就会导致满盘皆输。所以,我神经总是紧绷的。总指挥在表面上要指挥若定,给大家坐阵,内心实则如履薄冰。有一次型号专家之间就有关问题产生了巨大分歧,我一个一个找他们促膝长谈,但思想工作不是那么容易做通的。谈话进行不下去了,我一个人跑到房间里踱着步子生闷气,但是把自己情绪调整好之后,我还要和颜悦色地去化解矛盾,因为大家都是从工作出发,那种为着探求真理而较真的劲头是让人十分钦佩的。
  在改革开放30年里,中国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大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作为国防实力重要标志的航天事业也取得了辉煌成就。作为一名航天科技工作者,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我也亲身见证着国防建设的日益强大。感谢航天,给我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母校哈工大人才辈出,也向航天输送了很多精兵强将,作为学子,我深感自豪。感谢母校,给了我一个高起点!感谢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决策,没有小平就没有我的今天!200711月,我被任命为二院党委书记,与二院一同站在了一个新起点上(二院走过了辉煌50年,我与二院同龄)。在新时期,“全力打造创新型、能力型航天高科技产业集团”,航天二院对未来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做强军品基业,壮大民品主业,拓展外贸产业,强化整体发展,实现规模效益,建设和谐二院”,肩负富国强军新的历史使命,二院作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这是一个创新与激情迸发的年代,这是一个中华民族昂然走向伟大复兴的年代!富国强军的梦想,在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上一定能尽快实现!
  (刘尔琦,51岁,现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研究员,中共党员。工学学士、硕士,管理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兼任某国防重点总指挥,航天科工仿真技术应用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工程中心)董事长、中国长峰科技工业集团董事、航天科工财务公司副董事长等。同时兼任总装备部某专业组副组长,总装备部某专业组成员,中国电子学会电子系统工程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无人飞行器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南京理工大学顾问教授,北航自动化学院兼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