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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霞留照最高花

——记“铁将军”俞大光
 
作者:周长源
 
  俞大光院士是我的良师、益友和好同志。1953年我到哈工大当助教,他是教研室主任。他手把手地引导我走上教师之路。1962年他奉命调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后,我承担了他在教研室里的那部分工作。从此天各一方,但是他对我的指导和帮助,40多年来基本上没有间断过。任凭风云变幻,我们的关系总是一如既往,称得上“君子之交淡以亲”。我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在一个党支部里,过了好几年生活 ; 以后漫长的年代里仍相互勉励前进,始终是好同志。欣逢他的八旬华诞,忝为学生、朋友和同志,回忆往事,感触良深。写此小文,聊为纪念。敬祝他健康长寿,学术之树长青!
 
  把紧教学质量关的“铁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哈工大是国家高教体制改革的一个试点。通过这里,引进苏联大学的教学制度和经验,聘请大批苏联专家来此指导研究生,其目的是为了培养新中国的大学理工科师资。俞老师是武汉大学派来学习的青年讲师,他的学科方向是电类专业的共同技术基础课“电工基础”。我国大学里这方面的课程,过去分为“电工原理”和“交流电路”两门。解放前我国大学大多沿用美国三十年代的教材。苏联专家带来的是当时他们正在使用的教科书,相对较新。我到教研室时,苏联专家刚回国,所担任的课由俞老师接着讲。学生们觉得他讲的课,容易接受,课堂效率高,感到亲切。俞老师有教学经验,在武大时就受学生欢迎。他讲起课来,概念准确,叙述流畅,条理清晰,逻辑性强,口齿清楚,语调优美,板书漂亮,在校内极孚众望,有口皆碑。那时上这门课的只有一个大班,含5个小班,一百多名学生。解放初入学的学生,程度很不整齐。国家又急需人才,强调成才率。俞老师在课堂上讲得比较仔细,在当时是很有必要的。有课的当天晚上,派5位教师到大教室去答疑,进一步帮助学生掌握教学内容。俞老师为首,还有3位和他同期的研究生。我初来乍到,对课程掌握得还很肤浅。为了使我得到锻炼,他把我也带去了。那时的学生非常好学,来质疑的很多,教师座前都很少出现空场。有的是一般疑问;有的对问题抠得很深,“打破砂锅璺(问)到底”。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都不满足于数学推导,事事要求作出物理解释。这也与俞老师上课强调要搞清“基本概念”有关。第二天一上班,俞老师总要召集大家来讨论昨晚答疑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那些基础特差的同学所提的,这需要循着他们的思路,把道理说到根子上,引导他们入门;另一类是比较深入而当时的回答还没能使同学充分信服的难题。两者都需要把物理概念和数学推导联系起来。讨论中有时也会争论起来,气氛很活跃。直到把这些难题说透说清楚后大家才肯罢休。最后,用一个专门的本子记录下来。这件事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助教来说,教育极深,帮助很大。知道了做一个合格的教师是很不容易的。在大学里往往看不起基础课教学,认为是“老一套”,卖“狗皮膏药”。其实真想把基础课教好,没有一点学术水平不行,没有负责任精神和认真态度更不行。上述方法不一定适用于现今大学,但是这种教风体现着教师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良心,任何时代都应如此,永远应当继承和发扬。
  哈工大当时对考试十分重视 , 考期长达一个月 , 复课时间很充分。全部口试,五级记分。每门主课考试之前还要进行考查,面对面地检查各个学生平时作业完成情况。俞老师领导的电工教研室对考查特别认真,认为通过考查把学生平时学习上的漏洞挖出来,加以补救,就能减少考试不及格的人数。考试和考查都是一种积极的教学环节。同学们通过这两个环节,对本门课程的掌握程度应该上一个台阶。助教的工作是上习题课、指导实验、批改作业。俞老师要求我们掌握每个学生平时对本课程内容的理解状况,对其中的薄弱环节更要了如指掌。考查前要求我们准备好一份材料,详细记载每个学生作业完成情况、发生过什么重大概念性错误等等。考查时重点检查他们对这些错误是否已经纠正,是否已经有了基本理解。中等偏下的学生往往需要经过两次、甚至三次才获通过。这样一来,考前他们对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就都掌握了。当时电机系的学生把“电工基础”看成是“老虎课”,称电工基础教研室的教师为“铁将军”。还传说教师那里有一份“黑名单”。但是,“严师出高徒”,大部分毕业生认为在校期间电工基础学得比较牢固,终生受用匪浅。“文革”前我出去做毕业生调查,屡屡见到他们把《电工基础》教科书放在工作室的抽屉里,以便碰到问题好随时拿出来翻一翻,得到一些启发。俞老师在离开哈工大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后的1987年8月,第一次回校探旧。有一位当年的学生、现在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在午餐会上满怀深情地回忆:他的哈工大记分册上唯一的一个“3”分,是俞老师给的。因为那次口试,有一个概念错了。俞老师评分时把他的记分册翻了好久,要不是其他课程都得“5”分,俞老师很可能给不及格!但是这次挫折,对他的教训非常深刻,使他进一步注意自己的学风,从而毕生受益。这种由俞老师奠基的“铁将军”式的教学作风,至今仍是哈工大电工基础教研室保持着的优良传统。
  根据当时的实际,哈工大在教学上提出了“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口号。“规格”是目标,“功夫”是过程。俞老师是这一口号的“活样板”。“铁将军”不仅仅铁面无私,还颇有儒将风度:威而可敬,严而讲理。我到哈工大第一次参加考试工作是受命对一名特困女生作“单兵教练”。考前整整花了12天来辅导,终于使她过了关。功夫诚可谓深矣!
  和俞老师相处,大有“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确切,精确)”的感觉。他的教学示范,对我一生的教师生涯,影响至深。使我懂得坚持严格的规格 必须伴随有到家的功夫。这是教师的基本品格。当然,现在国家正从计划经济模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人类正进入信息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光有规格严格、功夫到家还不够,还需要为学生营造一个活泼自由的学习环境,使他们的个性能得到充分发展,以利培养其创新能力。我想俞老师如果现在仍在从事教学,决不会一成不变地沿用老办法,在理论和实践上一定会有新的升华。但是我始终认为解放初期为了迅速培养大批适应大规模工业建设急需的高级人才,哈工大的教学模式适应了形势要求并已被历史证明是卓有成效的,而俞老师正是当时哈工大教师里的一个突出代表。
 
  新中国“电工基础”教材的拓荒者和耕耘者
 
  俞老师在新中国“电工基础”教材建设上功不可没。是他在解放后首先将苏联“电工基础”教材介绍到国内来。1952年在龙门联合书局出版了他领衔翻译的苏联K.A.克鲁格院士的《电工基础》(1946版)。又是他率先结合我国实际编著了我们自己的教材。1958年起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他主编的《电工基础》(上、中、下)教科书。这套教材在国内被广为使用。可以说50年代后期到“文革”前整整一代电工技术人员中,很大一部分是从这部书入门的。俞老师理论根底深,精于教学法,思路清楚,文字能力又强。他写的书,既严谨,又流畅,要言不烦,便于教学,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他的写作习惯是在形成思路以后,用自己的语言一气呵成地写下来。整部书稿几乎完全是默写出来的,包括烦琐复杂的数学推导。这与时下“剪刀加糨糊”还公然以“天下文章一大抄”为辩解的作法,截然相左。顺便来点花絮:那个年代里会议多,而且一开就是半天。正任教务处副处长的俞老师参加这类会议,总是争取第一个发言,把自己的意见说清楚了,便埋头写他的书稿。好在面前不需要放一堆参考资料,只有一摞稿纸,不大显眼。他的一只耳朵听力不大好,倒少受了一些干扰。这套教材的修订始于1961年,但那时已有消息要调他到二机部,到第二年4月正式离校。俞老师离校后依然对教材建设倾注了很大精力,当然更只能靠业余花功夫了。那时上册修订工作已完成;中、下两册只好委托我来负责安排,还有高象贤(中)、马国强(下)两位同志参加。我们秉承他的意旨,协助他写出初稿。当时通讯工具落后,不要说家里,连教研室也没有外线电话。对书稿的讨论全靠书信往还,有时我还专程到北京面商。在撰写初稿的过程中,反反复复,务使意见完全统一起来。尽管如此,我们交到他手里的还只能算是一个“毛坯”,最终要由他来修改定稿。他那时身负重任,正在开拓一个新领域,困难、紧张和繁忙可想而知,但是他仍一丝不苟地逐字逐句地修改。当我接到他退回来的修改稿,看着在夹缝里和天地头上,用蝇头小楷写得密密麻麻的稿面,景仰之情油然而生。修订版上、中两册分别于1964和1965两年出版。下册于1965年底交稿。由于“文革”耽误,直到1980年6月才决定继续出版。中间隔了十来年,学科本身发展了,当然需要重新修订。该书下册终于在1981年6月问世。
  “文革”后,电工类教材如雨后春笋,空前繁荣。但大家还怀念俞老师精益求精的认真态度。当时高教出版社杨陵康总编辑曾亲口对我说过:迄今为止,在编写质量上还没有见到有哪一本电工教材所下的功夫超过了俞大光同志。
 
1958年电工教研室教师合影
 
     哈工大电工基础教研室从80年代初着手编写新一轮电路教科书,定名为《电路理论基础》。目的是想不让俞老师所开创的教学传统在我们手里给丢了。我们组织力量在俞编《电工基础》上、中两册基础上编著一本电路教材:增添新内容,对部分章节的安排体系作一些调整,但力图保持原书风貌。该书先在哈工大校内出版,我们和少数兄弟学校共同试用。经过教学考验,总结经验,几次修改后,1985年由高教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出版,全国发行。此时作为主编的我,已承担了哈工大副校长职务,除坚持在第一线教书外,已无精力来从事修订这本书(在这点上和俞老师当年相比也自愧不如)。直到1991年初从行政岗位上退了下来,才能集中精力来作一次较为彻底的修订。1996年发行了第二版。对于这一、二两版的成书,俞老师都给了最大的帮助。初版编写大纲和第二版修订大纲,都经过他仔细审阅,并反复通过书信和当面讨论而确定下来。他还要求我们严格执行“国标”。这个问题当时在编写教材中阻力很不小。俞老师参加了“国标”制定工作,他是身体力行的。该书一二两版成稿交出版社前都经过他逐字逐句、一个公式、一个符号和一个单位地认真审读,他还是用那种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修改。另外还写出了一百多条意见。其中对“国标”的审校尤为仔细,花时间更多。二版问世后,他又应教委的杂志《教学和教材研究》之约,撰写了“《电路理论基础》(第2版)评介”一文(载该刊1998年1期)。文中严肃认真地分析,热情洋溢地鼓励,不说泛泛溢美之词,仍体现了他的一贯作风。所以,我始终认为我们这本《电路理论基础》是俞编《电工基础》的直接替续,而俞老师则是其“幕后主编”。这是因为我们之间仍然沿用了二十多年前修订《电工基础》时所用的合作方式。我们都认为一本教材的质量是第一位的,署名是次要的。
  1978年俞老师任九院副院长时,兼任职工工学院院长,并亲自讲课。后来受教委委托,审订了全国职工大专《电路及磁路》教学大纲,并主编出版了教材。他从事这项工作,仍一如既往,贯注了大量精力,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俞大光同志是新中国电工基础教材勇敢的拓荒者和勤奋的耕耘者。我认为作这一评价是恰如其份的。
 
忠诚无悔的人民工程科学家
 
  俞大光院士在十年内乱中受到的磨难和迫害,在哈工大一度传闻很多,但是后来见面时,他对此却很少提到,表现出一种无怨无悔、泰然处之的态度。
  “文革”一开始,红卫兵造反,大字报贴到了教研室门口,攻击“电工基础教研室的铁将军们”残酷迫害工农学生。当时我想:俞老师幸亏已离开哈工大,否则树大招风,在劫难逃,这场运动够他呛。1970年下半年,哈工大准备南迁。国防科委来人在礼堂作动员报告,说别认为国防科研单位像玻璃砖那样一清到底,其实连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弟弟都混进来了。虽然没有点名,显然指俞大光。乍听之下不禁为之愕然:俞的家庭社会关系,我很清楚,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实际上他是经中央指名抽调的,他本人还不大愿意离开教育岗位,而是服从组织需要而去的。代表组织的负责干部,不是“造反派”,竟可以如此不负责任地在大庭广众面前胡说?继而一想,在那颠倒黑白的年代里,也只好见怪不怪了;但是我想他的处境肯定不妙。先前为他庆幸,现在转而为他担心了。那时不便打听,也不好打听,只是心里很压抑。年底我奉命南迁重庆。哈工大和哈军工二系合在一起,组成重庆工业大学,归二机部建制。原军工的“爆炸物理专业”和俞老师那个研究所部分对口,因而他们对他在“文革”中的遭遇有所了解。我从他们那里得知他入过监狱,是带着手拷从西宁被押送到绵阳的。幸好那时已经放了出来,回到了所里,很快就通过书信联系上了。我当时一方面庆幸他经此严峻考验,活了下来(留在哈工大的研究班老同学竺培勋、彭康强等同志,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含冤而死),另一方面又担心“文革”中的迫害很可能给他带来了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创伤。1973年初冬落实政策后,俞老师请假并带着俞师母到各地探亲访友。从绵阳到成都,转重庆来看望我们,然后乘长江轮船东进,再坐火车北上。我非常高兴地和冯纯伯同志(现在东南大学工作,中科院院士)两人一清早驱车从北碚到市区火车站迎接。约定的车次,没有接着,而是在后一趟车到站时看到了。俞老师还和以前差不多,比我想象中的情况好得多。俞师母的头发白多黑少,比以前老多了。显然,前几年丈夫陷身缧绁,远在河南五七干校的妻子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那时还处在“文革”期间,会晤后大家不便多说什么。执手相看,竟有隔世之感!俞老师对那一段苦难历程,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提到进监狱倒不是由于是俞大维的弟弟的缘故。他和俞大维是共高祖的族兄弟。隔着五代,谈不上有什么关系。我也只问了他:绵阳很潮湿,蹲了一段监狱,身体怎样?他说,幸好地上还算铺了块板,没有留下什么大病。
  南迁教师中真正和他关系密切的也只有冯纯伯和我两人。一起游览北温泉时,我把能叫来的电机系教工都叫来了,反正学校出了台“大客”。军工二系的同志们得知俞所长来了,招待得比我更周到。他们的办法也比我多。俞氏夫妇到市里转船事宜,都由他们包办。重庆饭店的经理是军工校友,轮船公司里也有熟人。头天下午,我陪同到朝天门,在重庆饭店住一宿,翌晨送到码头上。按规定,送客的人不让上船。我说我是首长秘书,硬挤了上去。其实他们两位在成都买的联票,轮船是五等统舱。首长坐五等?检票员看了我一眼。其实只要事前说一声,军工陪来的同志去换两张船票,看来是没有问题的。俞老师从来不计较这些。这也是他的一贯作风。
  我听说,国防科研单位有些同志经过浩劫,伤了心,不大愿意继续留在那里工作下去。我北返哈尔滨后,特别在“四人帮”倒台后,多次向哈工大领导建议争取俞大光同志回校。听说高教出版社也在争取他,聘请他当总编辑,这更增强了我这种愿望。我当时认为:他当教师,是一个难得的优秀教师;他当编辑,是一个出色的高级编辑;但是让他从事工程项目,是否用其所长,在我心里始终是一个疑问。一直到了90年代初,读到了中国科协《现代化》登载的“点燃原子弹——记核弹引爆控制专家俞大光教授”一文,深受感动,同时开始觉得我的看法有些偏颇。我和他可以说是亲密无间的同志了,但是他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他自己在国防事业上做了些什么,只是非常有感情地称赞过邓稼先——这个名字我是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的。我想,在他的一生中:从事教学,便投入教学;从事核工程,便投入核工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就是他的成功之道。应得着那句话:只要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发光。于是我有了一个新看法:俞老师如果一直留在哈工大,肯定是一个名教授;一定能为学校、特别为我们这个学科的建设作出很大的贡献;但是我想恐怕达不到现在的高度。他的离开,对哈工大无疑是一大损失,但从国家角度看显然是合理的。
 
  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共产党员
 
  俞大光同志是在1956年前后中央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形势下入党的。50年代初期,哈工大学生党员多,教师党员少。以李昌同志为首的党委在1955年决定撤销各系党总支,成立全系师生党员在一起的“大支部”来提高支部会的质量。我担任过电机系大支部的副书记。当时支部的工作方针是:系的思想政治工作要从门外敲锣打鼓到门里敲锣打鼓,系的核心力量要从政治业务分家到政治业务结合。于是根据党委的部署,着重从教学骨干里发展新党员,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俞大光同志为第一号重点对象,由宋振绥(当时任系团总支书记)和我负责做工作。正式讨论他入党时,又恢复了总支建制,教师党员又恢复了单独的支部。记得那次教师党支部会仍在大教室里召开的。几乎邀请了全系教师参加,会开得非常隆重。目的是要向党内外说清楚为什么俞大光同志符合入党条件。他的入党,在电机系教师中间引起了很大震动。其实,开始阶段对发展他入党这一问题在党内也并不是没有争论的,需要力排众议,幸好有党委的坚强领导作后盾。“路遥知马力”,经过几十年历史考验,证明当初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俞大光同志入党后,表现很好。当时“左”的思潮很厉害,但是他的特点是不搞人云亦云。凡是他没有想通的,决不迎合着说。他的想法也敢于如实说出来。所以有时难免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例如“反右”后,他任系教学副主任。对划为右派的学生参加考试怎样来评分这一尖锐问题,他公开说了“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一时在党内引起了不少非议。其实,到底怎样来评分,在教师党员中大家也只能这样去做,也都这样做了,不过谁也不敢公开这么说罢了。“大跃进”期间组织学生参加科研,“猛攻尖端”,冲击了教学。他仍坚持要严格考试。党支部批评他不突出政治,业务冲击政治。当时学校实行“党委制一杆子插到底”,他按常规来管理系内教学,没有事事请示党总支。在“反右倾”中受到过错误批判,被认为缺乏党的观念,是党性不强、政治觉悟不高的表现。当时他也未必完全接受 , 在会上有时也争辩几句。他是一个实事求是、心口如一的人。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不说空话,不说大话,不说假话。
  1961年国防科委决定要调他。他本人不大愿意去,学校也舍不得放。开始学校提出用另外的骨干教师来换,科委不同意。我想如果他本人坚决表态不愿去,或许还有回旋余地。可是,当首长找他谈话时,他表态:我希望继续留在学校教书,但是作为党员,我服从组织分配。这样,哈工大只好把他放走了。这也是他的老实之处。在关键时刻他是履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的。
  俞老师到北京后最初从事行政工作。这没有体现作为专家调去的初衷。后经有关方面指示被调到设计部担任副主任兼一个下属研究室的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来信说,当支部书记的工作对他来说比较生疏,但也是一种锻炼,决心要把它做好。不久来信说组织上让他到西宁基地去,他说要在第一线努力锻炼。总之,他是把工作需要放在第一位、随时随地拿党员来要求自己的。
  十年浩劫,对每个共产党员来说,都是一场严峻考验。大光同志的经历比我丰富得多,受到的迫害比我厉害得多,收获自然也比我大得多。他是一个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现在虽然已届耄耋,但身心两健,还可以为党的事业继续奋斗。我要继续向他好好学习。
  最后,以一阕《满江红》来结束我这篇回忆文章:
              一代良师,春风度、华中塞北。
              循路场、行文三卷,邃深精密。
              理论求真联实际,功夫到位严规格。
              铁将军、矩薙护宫墙,长相忆。
  
              冬云压,寒流急;
              纷落叶,飞鸣镝。
              大任由兹降,从戎投笔。
              点火九天惊火帝,回风四海诛风伯。
              喜晚霞、留照最高花,丛中立。(本文选自《俞大光院士八十诞辰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