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位置:>> 哈工大人>>20062

“我们是哈工大人”

——青海老校友回忆录
 
作者:罗潘张
 
  2005年7月,以校党委原副书记、校友总会常务副会长顾寅生教授为首的3人团专程赴青海看望了在那里工作的校友。临别前,顾寅生请罗耀中、潘志昇、张国仁3位老校友写写在母校学习和在青海工作这几十年来的经历和感受,他们欣然接受,并很快把写好的稿件传回母校。现将3位老校友的回忆稿件整理后作一篇文章发表。文章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写法;文章的题目、文中《题记》、小标题系编者所加。
  ——编者题记:在高寒缺氧、地广人稀、自然条件艰苦、经济欠发达的青海省,有一批“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哈工大人。他们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青海湖北岸两弹基地秘密参与两弹研制的数百名哈工大人一样,默默无闻地为青海的建设发展工作。他们没有登上高科技的殿堂,也没有跻身省部级领导干部的行列,但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他们把在母校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形成的道德思想理念,养成的良好素质作风,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与当地人民紧密结合,在青海闪光发亮。他们是哈工大精神的实践者、体现者,是青海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奠基者、推动者、开拓者。他们甘愿把自己的一生,甚至于他们的子孙,奉献在党和人民所需要的地方和岗位上,这是为什么?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因为“我们是哈工大人”。
 
  青海第一代哈工大人——罗耀中
 
  我于1954年10月毕业于哈工大机械系专修科,是解放初哈工大为适应国家急需建设人才而专门快速培养的头几批哈工大人。我们这一届学生大部分来自南方和关内,还有个别脱产干部和归侨。我们是坐马车从火车站到沙曼屯的,在那里睡过水泥铺,睡过几十人上下铺的大宿舍,吃窝窝头高粱米,每天顶着风雪从沙曼屯到南岗新教学楼来回跑。我们是靠国家助学金完成学业的,农村出身加上哈工大的培养和磨练,给我以后的长期艰苦奋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为成为解放后首批哈工大人而自豪。
  毕业时与当时社会思潮和大多数青年的志向一样,我要求下基层、搞专业,最希望到“一五”的156项重点企业搞技术,结果我被统一分配到了北京国家计划委员会,成为同届毕业生唯一被分到高层国家机关的人。这一去向决定了我一生在上层行政机关工作的命运。一年后,由于当时各省市都要组建计委,组织决定我对口支援青海,直接调青海省计委。我从此就扎根青海,先后在省计委、经委、计经委、机械局、财经委、物资局工作,职务至正厅级,在青海工作和生活半个世纪,算是最早支援老少边穷地区的先行者,是在青海工作的第一代哈工大人。
  青海是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歌曲创作和颂扬的地方,地很大、多民族、人勤劳,地处三江源头,资源非常丰富,是很有发展潜力和前景的地方。但是它毕竟位于青藏高原,自然条件差,主要是高寒缺氧,外来人首先要克服“高山反应”。刚到青海时,生活环境非常艰苦,那时省会西宁还不通铁路,经济很落后,住的是土坯房,吃的是青稞面,缺水少煤,在省计委工作,下乡骑马,下厂骑车。我走过雪山、草原、戈壁,睡过牧民的帐蓬,足迹踏至祁连山下和昆仑山口,成为青藏高原特别能吃苦的一分子。当年从国家计委来青海的30多人中,坚持到现在的就剩下我一个。
  由于工作岗位和工作性质,我几乎全过程地参与和见证了青海社会经济建设、事业,参与编制和实施后各个长短期的计划及设、经济“转轨”、“变型”改革工作,组织生产、技改、经济协作和管理工作等,亲历了青海社会经济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并在其中尽到自己的一份努力和责任。
  由于青海解放初期大学生少,我又出自名校,故曾应邀受聘在省财经学校兼课,在青海大学任兼职教授并讲课。在开展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时,曾主持全省高级工程师和高级经济师职称两个系列的评审委员会工作,审批了一大批高级工程师和高级经济师,为青海培养人才和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作了一些有益工作。
  我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三届省政协委员,退休后还参加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任理事。入党后,特别是担任一定领导职务后,我特别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保持党员标准和先进性,坚持实事求是、勤政廉政。我曾因抵制和不赞成浮夸冒进风以及反“右倾”中一些对待干部的错误作法,差点丢掉了组织关系。在空前浩劫的“文革”中,我更没有盲从极左路线,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也从不搞歪门邪道和拉帮结派,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头脑。
  半个世纪对人生来说很漫长,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经历的事太多。我可以自豪地说,我虽然没给母校增添多少光彩,但也没给母校抹黑。
 
  扎根青海、奋斗一生——潘志昇
 
  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工程经济系1955年建系时入学,1960年毕业时我自愿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当年很荣幸地被分配到青海,成为支援西北建设的先行者,我也是哈工大分配到青海的较早的几批学生之一。我在青海工作了37年,直到退休。
  我在企业里从基层的技术工作到企业的管理工作,一直是在作服务,没有学术建树,也没有发明创造,但在回首往事时也没有虚度年华的悔恨,我毕竟能对得起母校,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当年我来到青海时,那时的西宁无法和现在相比较,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在的西宁已经初具现代城市的雏形,是中国的美丽“夏都”,而我才到青海时,西宁却是秃山荒岭环绕的一个边远省会城市,城市规模和工业基础还不如内地的一个县,但在这块土地上孕育着希望。从西宁的发展我看到祖国的进步,在上世纪60年代建设三线的浪潮中,当时全国最先进的一批工厂陆续迁到西宁,如:齐齐哈尔一机床、二机床,哈尔滨量具刃具厂,鞍拖,本钢,济南一机床,洛拖等。这些企业撑起西宁现代工业的基础,也为今天西部大发展打了个好底。
  来到西宁我就被分配在省直机关工作,但我不习惯机关,我认为学工的,工厂是我应去的地方,抱着这个信念,向组织申请到基层工厂去。别人都奇怪,这个人是不是傻了?到工厂以后,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是省里要什么,工厂就生产什么,没有商品观念,我们就忙于一种种新产品的试制,在设计、试制、生产工作中,凭着在学校学来的功夫和动手能力,经过老工人对我的“考试”,同行的“较量”,很快取得工人的信任和同行的尊重。
  改革开放给了我新的发展机会和条件,我可以运用我的所学专业专长和多年积累的经验了。1981年我从一个基层技术人员、一个工程师提拔到青海油泵油嘴厂任技术副厂长。那时还没有总工之说。这个厂建厂时间不长,产品单一,质量不稳定,工艺混乱,沿用外地几个厂的工艺,谁也不敢改动一点。到厂后我运用典型工艺的原理,组织编制了自己工厂的工艺并对每道工序进行工艺能力验证,这套工艺为工厂发展多品种系列产品、实现大批量生产创造了条件。几年内工厂形成系列产品,超过设计纲领,达到生产经济规模,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这是我运用技术、经济手段的一次实践。在这个工厂我和厂长之间还有个小故事,厂长为了多出产品,我为了控制质量,在喷油嘴出厂检验上,为了0.2秒的耐压试验时间发生冲突,我和厂长一人把住走廊的一端,厂长要工人把产品送过来,我对时间不够的给挡回去,两人僵持了两天,直到厂长妥协。在这件事上我也许是又犯了哈工大人特别较真的“毛病”。后来我调到另外一个工厂当厂长,在厅领导的支持下,我开始试用市场的原则管理工厂,使这个连续18年亏损的工厂当年扭亏为盈,当时还是计划经济阶段,市场手段引来一连串的政府干预,物价部门、劳动人事部门、工商、指定收购产品的单位等等都认为我违反了一些规定,进行检查、干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我闯过来了,当时我的勇气来自我能尊重科学、认真求实和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哪怕厂长不干了,我可以不要那顶乌纱帽。
  走上领导岗位4年后,我就担任了国有大型企业的总经济师,在青海汽车工业公司主管经营,上世纪80年代初吸取了国外的经验,青海汽车在全国建立起8个销售、技术服务一体的技术服务站,被称为八大部,这种销售方式迅速为一、二汽采用,并成为全国汽车行业普遍使用的一个成功的方式。但是在开始实行时就有人提出,派出那么多人会花去很大的费用,谁来负责?我说“我负责”。我深信国外的成熟经验,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使用!如果抱着计划经济的销售方式,企业非死不可,在建立青海汽车销售、技术服务站的工作上,毕竟我成功了。
  因工作需要,1992年组织将我调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并将一个省分公司交给我,学工的去搞金融,对我是“改行”。青海金融界看我是个“外行”,许多人抱着怀疑态度。但管理是有共性的,我有在哈工大工程经济系学习时打下的基础和32年在企业的工作实践经验,同时我又抓紧攻读了大量的保险专业书刊,我对市场经济的保险有我的认识,金融要改革,要转变观念,这个新岗位又给我一次机会。记得我到保险公司的第一天,我讲“保险”是商品,保险公司是“企业”,我们要按管理企业的方法来管理和经营保险公司。这个观点现在已经是公认的真理,可是当时却被一些人认为是“叛经逆道”的言论,公司里议论纷纷:来了个“大外行”,中央领导同志都说“保险公司是国家政策性的金融机构”。可是过了不到半年,朱镕基副总理就明确了保险的商品性质,保险业要改革,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要引进外资保险公司。工业企业早于金融业进入市场,我从工业企业来的,这方面的经验使我在后几年的工作中,把处于边远落后地区的青海公司,在保险业转变经营体制的改革中能走在全国前列,在国企保险公司中推行营销,青海是和上海同时起步的。我的工作得到总公司的认可,也得到青海金融界的承认。
  我非常赞同顾寅生教授在《与时代脉搏共振,与祖国发展同行》一文中对哈工大精神的概括。哈工大优良传统“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使我几十年在不同的岗位上受益匪浅。哈工大的工程经济系,现今已发展为管理学院,在培养中国的现代企业管理人才时,一定会把中国的管理科学推向更高层次。
 
  青藏高原的一棵草——张国仁
 
  我是精密仪器系6313-2班的毕业生。回忆在校的经历,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总的说来,我在哈工大打下了牢固的理论知识基础,掌握了学习的方法,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基本的世界观、价值观,养成了坚定的气质和良好的习惯,锻炼了健康的体魄。
  1969年我被分配到西宁第一汽车修理厂,工作是磨气门,职业生涯从汽车修理工开始。由于在校的实际操作锻炼,我一上岗就能干活。我看到手工磨气门劳动强度较大,就想搞革新,并很快搞出一套铰气门工具,实现机械铰口、磨口,使劳动强度降低,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冬季到了,但没有锅炉工,我便主动要求去烧锅炉,带几个人,夜班让别人多睡觉,我早起多干,每天把几吨煤拉进,一锨一锨地扬到锅炉里,再把炉灰拉出去。后来我又到机加车间当铣工,我革新设计刀盘、刀具,提高工效五六倍;制造活塞生产线,我承担了最复杂、最精密的活塞椭圆磨头的试制任务,完全靠加班描图、加工、研磨零部件,前后一年时间,我几乎每天上两班。1974年我当了车间调度员,更成了替补工,凡有请假、缺岗的我都要顶上去。那里生活艰苦,物质贫乏,吃青稞面、高粱米,白面是粘的,大米每月2~5斤。结婚时同住的室友搬出去,给我腾房子,自己刷墙、糊顶棚,自己做家具。有了孩子,妻子上班的工厂离家远,我又担当起奶妈的责任。那么小的孩子,自己一个人躺在家里,会爬以后,有几次回家发现孩子在地上哭。那些年,是我一生中最努力、奉献最多、获得最少的时期。
  我最大的愿望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因出身不好,希望总是落空。1978年“拨乱反正”后,我被调到当时刚成立的生产半导体器件的小厂当技术员,开始第二次创业。我到该厂后,工作热情不减,既当技术员,又当工人,我建议改进整流二极管生产工艺,由扩散工艺代替金铝烧结工艺,降低了成本,增加了产量。后来我又参与太阳能电池试制和电围栏研究,都取得成功。在该厂别人不干的活我都拣起来,下水道堵了,我来掏;地沟里暖气管道多处漏气,我带人下去,我来修,地沟窄小,又潮又热,几个小时,汗水湿透了衣服,毛衣跟水洗的一样。
  我的付出得到领导和同事们赞赏,十多年的艰辛努力开始有了回报。1980年2月我加入了向往已久的中国共产党,随后提干,当了车间主任。1981年上级要求我厂试制电度表,先期派一采购员去江浙一带摸清零配件供应情况,他没有认真考察,就和一些乡镇企业达成供货协议。后经我考察发现这些厂家根本不具备生产条件,且了解到有行贿受贿行为,我坚决拒绝与他们达成正式协议,避免了30万元损失。对他们已提供的50套不合格零件,我硬是用锉刀,装配出50套合格样品。1982年初我厂被合并到青海无线电三厂,我当探空仪部件小电机车间主任,使成品率显著提高。生产探空仪才算是专业对了口,后厂长将生产探空仪的3个车间合并,让我作车间主任,我越干越有劲,先进年年有。以后我又任生产科长、技术科长,1985年升任厂工会主席、代任厂党委书记。那年11月组织找我谈话,让我去做县委书记。在大批知识分子“孔雀东南飞”的时候,我又“逆行”到了条件更加艰苦的纯藏族牧区。
  为了快速适应新的工作岗位,我在等待上任期间,学习了不少有关畜牧、草原、党在牧区的工作、民族宗教等方面知识。1986年春节过后,经短期培训我走进了黄南州泽库县。那里地处青南,县城海拔3 700米,大气含氧量仅有沿海的65%,牧草生长期仅有100天左右。全县3.6万人,县城一条大街,仅有2 000多人。县委给我腾出了一套三间的房子,一头办公一头宿舍,进门的一间隔起来,放了不少牛粪。因经费拮据,买不起煤,办公室都用牛粪取暖。冬天屋里牛粪炉烧得通红,温度还是上不去,早晨地板上的水滴和脸盆架上的毛巾都是冻冰的。工作方面的难题也不少,改革刚刚起步,干部群众思想观念保守,等靠要习惯严重,经济发展滞后,牧民贫穷,牲畜、草场刚刚承包到户,纠纷时有发生,宗教解禁时间不长,还没走上正规管理路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国家政权必要机构一样也不少,要打开局面,短时间难以奏效,多做具体事情吧。
  1986年我第一次参加省委全委会 , 还没到县委报到,就听科委介绍有专家研究高原鼢鼠骨头制药的项目,我立即与他们联系,邀请他们到我县考察,免费提供鼠骨,后研制成功药酒替代虎骨酒,由北京同仁堂生产,并出口东南亚,项目获国家科技一等奖。我县成为药材原产地,每只鼠骨收购价3元,变害为宝。我到县那天车一进城,就拐来拐去,到处都是坑洼,尘土飞扬。地化冻后,我号召县城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星期天义务劳动,把坑洼填平,缓解了县城行路难问题。随后我又多方筹集资金,为县城铺通柏油路面。泽库县当时无电网,我就千方百计争取资金,拉起工业网,解决了县城及周边乡政府所在地用电难题。人口盲目发展是牧民贫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于是我就与县委、政府一班人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意见统一后开始推动,先开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全县动员,讲情况、讲意义、提要求、明措施,又请最好的医生,免除手术费用做节扎手术。1987年两次集中定点进行手术,共实施结扎手术700多例,上环350例。这在青海农牧区是从来没有的。牧区草原由于过度放牧,鼠害猖獗,严重影响了畜牧业发展,灭鼠是一项重要工作。我听说省有关单位正在试验用生物毒素灭鼠,效果很好,对牲畜和老鼠天敌无害。我当即取得联系,筹措资金饵料,请他们来我县扩大试验规模,达50万亩。1988年动员牧民上千人,灭鼠面积达200万亩。
  我在县里工作近3年,听力下降50分贝,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工作不能说尽善尽美,但把科技用于领导工作中,做了许多有利于牧区发展和牧民生活改善的事业。遗憾的是由于工作时间不长以及当时各种条件的制约,我的很多计划和设想没能实现或没来得及实现。
  1989年1月我调入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工作和生活都开始了新一页。随着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深入发展,青海和全国一样日新月异,工作环境、生活条件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我虽然仍努力工作,甚至遭遇挫折,但艰辛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也少了“舍我其谁”的锋芒。我在工行先后任人事处长、西宁支行党委副书记,1997年任工会主席,退休前两年任巡视员。回顾过去的历程,没有辉煌,但有无数的闪光点;不值得炫耀,但值得回忆;留有遗憾,但没有悔恨。为青海高原奉献我无怨无悔,我是高原的一棵小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