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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有来世 我仍愿为人师

作者:李玉莲


  为人之师,高尚无比,其乐无穷。
  教师,这一崇高的职业,像磁石一般牢牢地吸引着我,仿佛什么力量都不能使我与她分开一丝一毫。为何对人民教师这一职业我会如此执著、如此偏爱?这要追溯到我的童年。
  在旧中国,由于家境不好,小学刚念了一年,我就不得不退学了,寄人篱下,给人家看孩子,干杂活儿,当上了小“保姆”。看见别人家的孩子天天背着书包上学,自己只能羡慕、忧郁。两年后,家中生活稍稍有了转机,母亲便领着我去学校找我的原班主任陈老师。
  当我怯生生地望着老师,怕她不收我这个退学两年之多的学生时,没想到陈老师见到我便热情地说:“啊!这不是李玉莲嘛。”当她知道了我们的来意之后,就领我去见校长,校长面带难色地说:“按学校的规定……”陈老师低声地替我向校长说明了情况,恳请照顾。经过艰苦的努力,陈老师高兴地告诉我:你被插到了二年一班学习。我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打心底里感激陈老师。我原以为她早已忘记了我,可她不仅没有忘记我,还热情地帮助我。后来她还经常来看我,并鼓励我:“玉莲,好好用功,长大了做一个有用的人!”
  这桩小事在别人看来也许微不足道,可对我来说,却非同小可。也就是在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一个念头——长大了我也要像陈老师那样当老师。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每当回忆起这桩往事,就抑制不住想要拜见恩师的冲动……
  新中国诞生了,我的理想也终于实现了。1955年,我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学院俄文系,组织上把我分配到哈尔滨航空工业学校,我光荣地当上了一名人民教师,又被任命当了俄文学科主任。1958年,哈尔滨航空工业学校并入了哈工大。在航校的4年和在哈工大的1年里,我用爱心浇灌着每个学生的心田,用知识武装他们的头脑,因此学校给了我很多荣誉。那时每周上12节的课,虽然没有任何津贴,但我感到生活非常充实,每天都像节日一般过得很快活。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不得不服从组织分配,离开心爱的学生,泪别学校,去市直机关从事翻译工作。
  十年动乱,“知识无用论”、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从教的希望渺茫了,心想:我还能归队吗?还能当教师吗?幸运的是命运又给了我从教的机会。1975年我不顾原单位将要提升我当科长的挽留,还是决定调到哈建工学院工作。当时不少好心朋友劝我:“放着科长不当,偏要去学校当‘上、管、改’的对象,有啥意思?”“学校也不正常上课,开门办学跟着学生到处跑,又苦又累,何苦呢!”可他们哪里知道,当一名人民教师是我毕生的志愿啊!别说是办学到处跑,就是跑遍天涯海角我也心甘情愿。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在教育工作者的工资待遇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在有人弃教从商,或走别的生财之道或价值观过分地倾斜到“钞票”而忽视精神财富的时候,在教师的形象被一些所谓财大气粗的人扭曲的时候,我却丝毫没有动摇继续从教的信心,未曾怀疑过教师这一职业的崇高性。
  至于“钞票”,我的人生哲学就是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工作不要被生活所累。安贫乐道,按入付出,倒也生活得自在,省去了有钱人的诸多烦恼。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家里尚没有电冰箱、洗衣机、电饭锅等,这倒不是买不起,主要是不想过多地依赖这些电器产品。人在生活中难免有烦心事,但我只要一迈进学校的大门,看到朝气蓬勃的学生进进出出,听到学生们的琅琅读书声、教师那抑扬顿挫的教书声、录音机传出来的外文磁带声时,就心旷神怡,烦恼就消除了一半;当我走进教室,面对着一双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时,余下的烦恼顿时被抛到九霄云外了。我感到这一切唯有教师、教育工作者才会感受到,这也算得上是一种偏得吧。
  教师只有“输出”就没有“输入”吗?有人说:“教师酷似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诚然,教师不仅将自己的知识,连如何学好本门知识的“诀窍”都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从而让学生赶上自己,超过自己,但绝不妒嫉;又像辛勤的园丁为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而精心耕耘,这些工作似乎都是“输出”。但从我多年来的教学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教师在“输出”的同时,也“输入”了很多很多。
  后来,我之所以在日语教学上能承担任何课型的教学,从本科生到博士研究生日语(一外)并能担任校内“外事”活动中的首席翻译,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备课和讲课。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是俄语,日语不是“科班”出身。上世纪60年代初,自从俄语被冷落以后,一贯对外语有特殊感情的我,便开始自学日语,边学边在工作中适当应用。但那时我的日语程度只能达到一般水平。后来因恢复了中日邦交,各大学相继开设日语课,黑龙江大学1975年聘请了第一任日本专家,这才给了我进一步提高业务水平的极好机会。我连续5年到黑大跟专家学习日语,从而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这基础,充其量也就是日语专业本科毕业的程度。若想做一名好的日语教师,使自己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就必须不断地学习、学习、再学习。
  怎样学呢,我的体会是靠备课和讲课。
  第一,结合所教内容扩充两倍到三倍的知识。譬如:教日语反义词时,课文中只出现了两对反义词,但我却自己通过查找有关资料而记住20对反义词,并让学生举一反三也多记住几对。再如,讲到日语惯用形时,课文里只出现一两个与“气”有关的惯用形,我则至少背记20个与“气”有关的惯用形及其用法。又如,当课文里出现日语文言语时,我就专读日语《文言语法》一书,额外记住一些。而当课文是一篇小说时,我不仅查阅作者简历,并且至少要读一篇代表作。
  第二,结合时事扩充词汇和有关知识。例如,1989年1月,日本昭和天皇裕仁病故,新天皇明仁继位。随之年号亦由“昭和”更换为“平成”。为什么新年号是“平成”?我认为不仅要使学生学习日本语言,而且也应使其了解日本社会起码的常识。因此,我下功夫查找“平成”的词源出处,原来它出自中国的典故。中国的《史记》中《五帝本记》以及《书经》的《大禹谟》中都有涉及。它是从“内平外成”(史记)、“地平天成”(书经)语句中引用而来的,以表示国内外与天和地实现和平之意。再如我曾结合198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和1990年亚运会,将有关的体育用词,像田径、游泳、球类、单双杠、奖杯、裁判等60多个常用词打印出来发给学生,以便其学习运用。当然我自己首先背记了下来。
  第三,不图省事只教某一种教材,而乐于费事教多种教材。多年来我使用教材不限于一两种,国内出版的9种教材我全都教过。教新书,就要熟悉它,掌握它。这样做虽然费时间、费精力,但这不仅教会了学生,也提高了我自己。若没有给学生上课的压力,就没有备课的过程。而没有认真备课的过程,就不会获得多样的业务知识。
  第四,课堂上全用日语授课,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听说能力,同时对教师本身也很有益。语言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实践和很好的语言环境。对我们外语教师来说,除了极有限的机会能和外国人接触之外,平时就没有讲外语的条件。于是,有意识地在课堂上用外语讲课,自然成了教师唯一的“用武之地”了。任何语言,口语可以说都是一种练舌运动,常说舌头就软,反之则硬。
  多年来,我始终坚持用日语讲课,已养成了习惯,这给在一定的场合口译打下了良好基础。有时因公出差半个月没讲日语,回来就觉得舌头硬多了,所以得赶紧去上课。教学对教师来说既是“输出”又是“输入”。只要是为人之师,不管获得了什么学衔,永远需要吸取新的营养,学习新知识。当然,“输出”和“输入”的功效因人而异。只要我们真正热爱本职工作,真正热爱学生如同自己的孩子,那么,“输出”、“输入”的功效将是无限大的。
  我离不开教学岗位,离不开学生,我虽然是“双肩挑”,但和其他教师一样,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一直忙碌在教学第一线。我教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却从未感到厌倦。因为我看到了自己辛勤工作的成果:学生的日语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学生逐渐意识到要使国家强盛,必须用自己的双手亲自去建设,这样一个非常简单而复杂的道理。
  我从心底里深深感到,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其乐无穷。来到世上,做一名仪表端庄、举止文雅、情操高尚、知识渊博、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栋梁之材,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也是毕生追求的目标。虽然有人讥笑我是十足的“精神贵族”,但人各有志,假如还有来世,我将依然选择教师这一崇高的职业,这就是我的价值观。
  (注:作者为我校外语系退休教授,曾任原哈建大外语系主任、党总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