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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老校友孙运璇先生

作者:米加宁
 
  李敖先生在最近一期凤凰电视台的节目《李敖有话说》中谈到了哈工大的老校友孙运璇先生,他的评价是人老实,是一个做实事的人。对于了解孙先生的人来讲,这样的评价虽然是事实,但显然不能算高了。因为孙先生的一生除了做实事以外,还有政治家的睿智,中国人的孝顺,对同志的关心,对朋友的温暖。但是作为一个以评价别人尖酸刻薄,特别是与老国民党有着深仇大恨的李敖先生来讲,能够对一个前国民党的高官给出这样客气的评价,不但不容易,而且再一次说明孙运璇先生确实是一个干实事的人。
  谈到对孙先生的评价,抛开我们这些哈工大人的校友身份,可以说在台湾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知道孙运璇先生的人,无不伸起大拇指,交口称赞。记得有一次在台北,我们去孙公馆看望孙运璇先生,当出租车司机知道我们是去见孙先生时,立刻肃然起敬,不仅赞叹孙先生一番,也对哈工大赞不绝口,然后就是对现有政治领导人的蔑视和谩骂。
  实际上,几乎每次去台湾,当涉及到孙运璇先生的时候,我们都会产生一种困惑。那就是为什么一个威权时代的政治家,能够在一个号称民主时代的台湾得到如此的评价和尊敬,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当下台湾政治家操守的对比尺度。我想除了孙先生的杰出人格以外,可能不会有其他的解释。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今年2月15日孙运璇先生在台北病逝后,在台湾这个政治纷争异常激烈的地区,竟然朝野上下一片赞美和怀念之声。这种难得的一致,在当下的台湾既不多见,也实为不易。究其原因,还是那句话,孙运璇先生的人格使然。
 
时任校务委员会主任的林(左一)1994年访问台湾时亲切看望孙运璇先生
 
  作为校友的孙运璇之与哈工大,确实应了那句老话,今天我们为进入哈工大而自豪,明天哈工大将为拥有我们而骄傲。孙先生对哈工大的感情也确实是这样。在哈工大80周年校庆的时候,年近九旬的孙先生,虽然身体不便,但却一定要回到母校参加庆典。即使是作为德高望重的长者,当他见到校长时,也要执意从轮椅上站起来,向校长深深鞠躬以表达他对母校的感激之情。
  阔别六七十年后回到母校,孙先生对母校的期盼仍然是人才的培养。他为母校带来的礼物是一份讲座基金。当他听说大陆已经引进MPA教育项目,而且哈工大又是首批试点院校时,他就委托孙运璇学术基金会,为哈工大的MPA项目设立了一个讲座基金,每年资助两名华裔学者来母校讲学,帮助我们快速提高这一引进项目的水准。孙先生见到我们的第一句嘱托就是哈工大的MPA要培养世界级的领导人。回顾这几年来哈工大MPA项目所取得的成绩,确实是和孙先生的讲座基金带来的学术资源分不开的。
  还是在80周年的校庆上,当孙先生挥舞他那有力的手臂,表示在哈工大100周年校庆的时候,他还要再来哈尔滨时,全场响起了最热烈的掌声,也把典礼推向了高潮。在校庆期间的BBS上,同学们把孙先生选为最受欢迎的校友,哈工大也授予孙先生杰出校友的荣誉,这也是哈工大目前为止授予的唯一一位杰出校友。
  在哈工大的学习,使孙运璇先生受到了严格的工程师的训练,他虽然年龄小,但人聪明,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最后的论文答辩非常成功,在场的俄国教授在A的成绩上还加上了一个+号,据说这在当时哈工大的毕业生中是十分罕见的。
  看孙运璇先生的一生,我们感到他首先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大学一毕业,他没有加入条件优厚的中东铁路,而是来到了当时的中国南方,要参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他与抗战结缘是在连云港。1935年的一天,他忽然接到一封信,信上说他得到中国工程师学会《工程杂志》上的论文一等奖,原来他在工作之余,写了篇题为《配电网新算法》的论文,投到这本杂志上。奖金100大洋,他雀跃不已,拿了奖金一半给家中老母寄去,一半赶紧去做套西装打扮自己,因为更大的喜讯和任务在等待着他。
 
孙运璇先生在哈工大校庆80周年大会上高举起母校授予的杰出校友证书
 
  有位在当时资源委员会任职的电力方面专家恽震看了这篇论文后,很赞赏,说这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当时为积蓄抗日力量,中国政府决定大举兴建电厂,以保障国防机械工业顺利运转。于是他写了封信给孙运璇,调他到资源委员会工作。
  在南京,孙运璇白天忙于国家的电厂建设,晚上常拿起笔,写信给留在哈尔滨的同学,劝他们南下,参加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有30多位哈工大的同学南下,加入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可以说他的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时才刚出茅庐的孙运璇,就表现出了勇于担当的性格。他的老上司,前任台电总经理黄珲回忆,有次他们在湖南祁阳附近准备在那里设个小电厂。一天半夜孙运璇来敲他家的门,匆匆报告说运设备的船很危险,有沉的可能。身为上司的黄珲理应赶去,但当时黄珲太太即将临盆,女儿也在高烧。黄珲回头望着屋内的太太和女儿,孙运璇看到他脸上露出的焦急,就拍拍胸脯说:“你放心,我来照顾一切。”冒雨转身就跑了出去。据说在近半个世纪里,黄珲的脑海里一直清晰地上映着这一幕。
  小电厂办完后,孙运璇又接到了一个新任务,赶到陕西宝鸡。3年前他们在连云港建好的电厂,要随着政府一起撤退,已经有人把电厂拆下来,运到陕西宝鸡,上级命令要把这些机器从宝鸡再运到四川大后方,而此时日本军队正猛力地向我国西部推进,如果不赶快搬走这些设备,必将落入到日本人的手里。
  从陕西到四川,要经过秦岭、大巴山,诗人李白曾经写过:“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就是指的这一段路,而且连云港电厂有个20多吨重的大锅炉,没有拖车,如何能抬着它上3 000米的高山?但是倔强的孙运璇和一群年轻人凭着抗日的热情,回想起当初大家一起不怕困难,半年就把电厂盖好的劲头,大家拍着胸脯表示:机存,我们人存;机亡,我们就一起跳下山谷。最后终于完成了这场艰巨的搬迁任务。
  孙运璇先生对台湾的贡献,当首推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对台湾电力系统的恢复。1945年12月中旬,孙运璇和其他5位电力工程师乘飞机飞到了台湾,踏出机舱,迎面而来的是一股萧瑟的东风,他扣紧上衣的纽扣,步出机场,举目所及只是干枯的稻田,低矮的木头房,残垣断壁上交错着石头、木梁,一片破败的景像。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台湾,是被夹困在两大交战国盟国和轴心国之间,日本军队为了应付日益匮乏的战时补给,把很多后勤基地迁移到了台湾,也掠夺尽了这个宝岛上的资源。而盟国为了打击这个日军补给基地,常常出动飞机轰炸岛上的重要军事、经济设施。
  孙运璇要去报到的台湾电力株式会社,原是一栋白色建筑,也在战火中被炸毁,后来在台北找了一栋平房做台电的临时总部。在这栋平房里,近20年,孙运璇奉献出他的壮年期,为台湾经济起飞铺上了电力跑道。从机电处长、总工程师、协理而后总经理。他抢修电力、规划电力长期发展,规模日益增长的台电公司后来成为台湾最具实力的国营企业。而孙先生就像一个园丁,在这里他的理想、才干找到了归宿。
  孙先生到电台报到后,听了简报,立刻坐着车开始实地去考察,在日月潭、新竹、基隆变电所,举目所见,几万股电线绞缠着盘在地上;东倒西歪的铁架,拦腰断裂的电线杆更透射着战后的凄凉。
  他也看到,在人祸的同时,天灾也没放过台湾,接连两年,台风及暴风雨也严重破坏了电力系统,供电能力只有发电容量的十分之一,大部分工业部门都因缺电而停产。当时的台湾,家家户户的电灯泡因为电压不够,都是昏暗一片。 
  孙运璇作为一个善于行动的工程师,没时间来感伤战争的残酷,只有去解决困难,恢复供电,才是当务之急。而要恢复当时台湾的电力系统谈何容易!管理上的三要素:人、财、物,孙运璇发现样样都缺。台湾当时外部供应已完全枯竭,即使有钱买,从美国买来的东西,也要一两年后才能交货,赶不上恢复电力系统的紧迫要求。
  另一个对恢复台湾电力系统的打击就是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令,即所有日本海外侨民限期5个月内遣送回日本,因此,1946年底,在台湾电力公司服务的3 000名日本技术员工必须要回到日本。这些人是公司的技术主力,他们一走,等于掏空了公司的技术层,那时从大陆来的工程技术人员不过五六十个,电力接收委员会希望能留下几个日本人,但都没有获准。
  这批日本人临走时,对台湾的电力恢复很轻视地认为,留下来的中国人是不可能有能力来恢复台湾的电力系统的。他们预言3个月后台湾将一片黑暗。
  当时的台电人听了都很气愤,纷纷说:“你们日本鬼子战败了,还看不起我们,一定要做给你们看。”孙运璇更是从小不服输,小时候有次小考没有拿到第一名,回去后哭了3天。青年时期从不懂俄文到考上哈尔滨工业大学拿到奖学金,都是不服输的劲头在支持他,这次他更是不服输。
  但他眼看着日本技术人员整理行囊,登上停泊在基隆的船,也不免焦急。他首先把公司里的工程师派到乡下,但还不够,突然心生一计,他跑到台南工专、台北工业学校和校长们商量:“你们三、四年级学生跟我到台电吧,因为恢复台湾的电力情况紧急,先别读书了,我供他们吃住,还领薪水。”
  几位校长想想,也不错,台电公司大,有名气,学生出来,还不一定能找到好的工作,况且帮着政府恢复电力系统也很重要。这样总共派出三、四百学生给台电作帮工。
  此后5个月,从基隆到高雄,山间、海边,闹市区都能看见台电工程师带着一二十个穿制服的青年人,或抬头观察,或低头比划,他们分开缠在一起的电线,扶起倒下的铁架,从白天修到入夜,甚至把床铺都搬到变电所来。
  据台电前任总经理陈兰獒回忆,当时遭受盟军轰炸的输电线设备,不是缺零件,就是缺外壳,唯一的办法就是没有办法自己想办法。
  他们调查有多少设备可用,这边缺零件就到那台机器去找,找不到的就去工厂去做。上千万个零件就是这样拼凑成的。修复电力往往也要冒着生命危险,例如拼凑出来的变压器必须耐高压,来实验是否可用,一旦爆炸,不但前功尽弃,在场的人也会被伤及。
  这段期间作为机电处长的孙运璇乘着拼凑起来的吉普车,南北各地跑,规划复电设备,慰问工人和工程师。
  据台电一位老员工回忆,那时,孙处长卷起袖子,穿双白布鞋,坐的吉普车门都遥遥欲坠,到各工地去,一到现场就“老张,老王”地叫。深夜,他和工人们坐在工棚的小桌旁,敬每个人酒,感谢他们的辛苦,在半醉半酣中,工人开始唱山地歌、台湾歌,孙运璇也唱起山东小调来助兴,夜晚和工人们一起住在工棚里。
  5个月后,台湾全省80%的电力已开始正常供应,那些被遣送回去的日本电力专家回到台湾时,都不敢相信中国人能做出这样的成绩。
  这位34岁的机电处长逢人就说:“我们就是有这股劲,打败了日本人的预言。”以后的40多年,他入阁、封相、规划经济奇迹,统领数十万公职人员,每逢接受采访,谈到最值得回忆的事,最先浮上眼前的总是二战结束后5个月内修复台湾电力系统的情景。虽然华发已灰,但他叙述着这段往事时,总是紧紧地握着自己的拳头。
  后来的台湾西部都市工业逐渐发展,电力供不应求,但东部电力却有剩余,东西联网在孙运璇的极力促成下开工。当时从东部到西部只有两三条便道穿过中央山脉,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横贯公路15年后建成的。
  一年多的时间,台电工程师和工人们在森林蔽天、渺无人烟的深山里架设电线,甚至在3 200多米的高山上也架了输电铁塔,他们拼搏的对象除了险峻的地势以外,深山里的毒蛇也步步紧逼,疟疾等疾病都在山间部落里流行。当时孙运璇领着记者、政府官员经常来往于悬崖峭壁之间。
  他的一位部下回忆,有的便道只有两尺宽,旁边是高山,下面是万丈深渊,必须摸着山壁,背对深渊横着走。
  到台湾一两年后,政府开始鼓励本省民间工业发展,公营事业也陆续迁台,电力作为工业先行者,台电成为台湾是否能够加快民间工业发展的关键。当时工厂是否能获准设立,主要看那个地区有没有充足的电力而定。
  而一个大型的电力工程起码需要六七年才能完成,所以一定要有长期规划,什么时候做什么工程,才能赶得上用电需求,孙运璇先生开始着手6个五年计划,预计未来30年的用电情况。
  孙运璇回忆那段时光时说:“那时政府还没有开始做经济建设计划,台电开风气之先,有人赞扬我们有远见,有人骂我们。一些立法委员看到我,指着我骂道:孙运璇,你搞什么鬼?还想不想反攻大陆?”
  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实施到1957年完成,当时台湾虽然落后,但在孙运璇领导下的台湾电力系统兴建的电厂却有很多项创举,例如水力地下发电所、亚洲最高的大坝工程、欧洲以外最高落差的水力发电所。更实际的效果是增加了一倍的发电容量,而每度却减少发电成本一至二角,从而使台湾的工业发展无后顾之忧。
  孙运璇先生对台湾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在新竹创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的经济虽然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严重地影响台湾这个弹丸之地。孙运璇便不停地思索,产业升级必须摆脱劳力密集型工业,为此必须提升科技才行,他瞄准了两个目标——成立工业技术研究院及半导体技术。
  大约在1970年间,孙运璇应邀访问韩国,看到韩国科技研究院高薪聘请一批韩国留美学人,生气勃勃地开发电子、化学、纺织专业技术,他十分焦急:“我们如果再不做,就赶不上了。”
  经过他的仔细追问,发现韩国科技院成功之道在于不受政府法规限制,可以用优于公务员两三倍的待遇,聘请韩国在海外的优秀人才,有的人薪水甚至比美国还高。
  回到台湾后,他就着手准备类似的研究院,当时除了研究国防技术的中山科学院,台湾还没有大规模的技术研究,也没有大规模技术研究单位。经济部原有的联合工业研究所、矿业研究所,都属公营单位,研究成果不能够带动经济发展,他希望将它们尽快联合起来,并改组为财团法人,这样就可以自由选择仪器、设备和人才。
  但是,设立工研院的想法并不像孙先生想的那样顺利,1972年初,工研院设置条例送进立法院,在一向平静的立法院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反对的立法委员认为工研院以政府资金设置,却不受政府机关管辖,有化公为私之嫌,此例一开,将后患无穷。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孙运璇先生和部属与立法委们反复协商,甚至几次到主要委员家中拜访,不论反对声浪多大,他都沉住气,一一做出解释。并且向那些立法委员保证,会制订出一套严密的监督规章,使其营运合理合法。
  这项草案在1973年初经立法院教育、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但就在院会审查前一个星期,三分之一的立法委联名反对工研院草案,希望提议重审,风暴再起。
  经过一个星期不停地劝说,在院会前夕,有位原来反对最凶的委员终于说:“我不再反对,但也不能举手赞成。”终于,在院会当天,很多原来反对的委员或弃权、或转而赞成,工研院设置条例获得通过。
 
孙运璇先生会母校参加校庆80周年活动时参观校史馆
  负责酝酿催生的孙运璇在部长办公室听到这个消息后,舒了一口气,两年奔走,终于有了结果,从此“工研院之父”的头衔也落在了他的头上。催生只是第一步,对工研院的考验还在后头,那就是工研院是否能使台湾制造出积体电路。
  积体电路在当时被称为80年代电子工业的大脑,是当时最先进、也最热门的技术。密切注意国际科技动态的孙运璇,不论到美国访问,或在台湾会见留美学人,都追问这项技术。与多位旅美专家商量后,更了解到制造积体电路不是一个简单的制造业,它将使台湾告别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时代。
  这项投资4亿元新台币,将带动台湾科技大革新计划案,一宣布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许多人认为,台湾工业仍停留在装配阶段,想要攀登这项科技高峰简直是搭桥摘月,自不量力。一位旅美学人甚至在报上撰文说:“世界上有3样东西,只有美国才能做——电脑、汽车和积体电路。”
  而当时,加拿大已投资8千万美元,英国也投资庞大,但都没有成功。台湾只投资1千万美元,凭什么有把握成功?在行政院院会上,反对声浪不绝于耳。
  在台湾,工研院招考了一批30几岁不到的年轻人,开始对他们进行训练。而在美国的潘文渊先生则找了七八位学人成立了技术顾问委员会(TAC)。第一次会议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潘文渊家中举行的,身为经济部长的孙运璇亲自从台北飞来主持,“闭幕式”没有冗长的致词,没有观众,没有司仪,但是与会的8个人个个志气高昂,看到部长亲自来,更觉得为台湾电子工业披荆斩棘,舍我其谁。之后的3年,这些学人每个周末轮流在自己家中开会,讨论与哪个公司合作,技术引进的细节,派出的人要学些什么,将来如何移转给民间,而所有工作都是在这些学人不拿分文报酬的情况下做的。
  可以说,这批台湾的海外学人自幼接受的是中国教育,成年后在美国成家立业,闯出一番成就(如委员会中的罗无念是美国第一本“半导体”书的作者,凌宏璋为美国空军制造出第一片IC),但却很想为中国人做些事情,而孙运璇则为他们与台湾搭了一座做事的桥梁。
  1976年4月,第一批台湾年轻的工程师赴美,他们分布在美东、美中、美南各地开始学习,积体电路工厂也开始在台北的新竹动工,等到这批工程师一年多回来后,崭新的工厂和设备已在等着他们大展身手。
  以电子研究中心主任胡定华、副主任杨丁元为首的30几位工程师意气风发,拼命学习。偶尔因外界的冷眼而心灰意冷,胡定华记得孙运璇直视着他说:“你们尽管去做,外界的批评我来顶。”
 
王树国校长赴台湾时看望孙运璇先生并与其合影留念
  随着时日移转,专案小组对从RCA转移来的积体电路技术逐渐纯熟,成品率从起初的60%提高到70%~80%,每当成品率提高时,守候在一旁的工程师就呼声迭起,震动整个实验室。可以说,这一枚枚小小的晶片,就像一粒粒种子,它们茁壮成长,从而将台湾的电子技术带入了一个新纪元。从示范工厂的小批量生产到确定可以大批量生产,特别是具有市场价值后,此项积体电路技术就转移到电子所人员出去组成的联华电子公司。而联华从无到有,每年以30%的速度成长,更培育了不计其数的电子工程师,打下了台湾进军超大型积体电路及电脑业的坚实基础。
  孙运璇先生常说他有6个孩子,前4个是太太生的,老五是台电,老六是工研院。作为台电创始人和工研院之父的孙运璇先生,后面的两个孩子是他为台湾所生。而前面家里的4个孩子,在父亲孙运璇先生的严格的家教下,通过自己的奋斗,也都非常成功。他们或当工程师,或当大学教师,没有一个是靠父亲的地位来发展的。其实孙先生也不会容许自己的孩子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生活。
  孙先生的大女儿孙璐西、大女婿黄镇台与哈工大的交往比较多,从他们温文尔雅的谈吐和谦逊的气质,可以看到家风的严谨。孙璐西老师告诉我们,她小的时候家里面的生活不是很富裕,有点好吃的东西父亲常常孝敬地留给奶奶,而奶奶也很疼孙女,再偷偷地把好吃的东西留给孙女。她还讲即使爸爸当了经济部长,当时的工资也没有他们在美国留学的奖学金高,每次回家探亲,都要大包小裹地带东西贴补家里。
  谈到孙运璇先生的廉洁,有一个经典的故事。说有一个人来给孙先生送一只老母鸡作礼物,孙先生死活不肯收,正在推搡之际,老母鸡下了一个蛋,孙先生趁机笑着说:好了,我把鸡蛋收下,你把母鸡带回去。
  这就是我们备受怀念的杰出老校友孙运璇先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