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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是向未来更好地发展

——访王冀生校友
 
作者:周雪梅
 
  原国家教委高教司副司长、正司级巡视员、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冀生,1952年8月毕业于清华大学机电系,1955年毕业于哈工大师资研究生班,毕业后一直在母校工作,曾任哈工大副教授、教研室主任,于1978年调离母校到教育部工作。
  回忆起当年在哈工大的学习和工作经历,王冀生对当时学校完全苏联式的办学模式、高度重视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教学方法记忆犹新。他回忆自己的3年师资学习经历说,当时的教材、教学全部都是俄文的,第一年就是俄文学习。当时他们住在和兴路(原为河心路)附近,生活条件很艰苦。学校对俄文学习要求做到四会——会读、会说、会看、会写,而当时全国学习苏联,大家的学习热情也很高,他还曾参加俄语的演讲比赛获得亚军。随后的两年是在土木楼,在俄文专家的带领下进行全俄文的专业学习,而王冀生的指导教授当时担任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电机系主任。回忆起这段岁月,他满含热情地说,这位导师是当时自己特崇拜的偶像,因为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课讲得特别好,而且非常注重仪表,对人和蔼可亲。这些留给他很深的印象,也给自己随后的工作提供了参照目标。
  回忆起在哈工大的工作经历,王冀生说,当时的功课教育非常严格,很重视实践,学生都要到校外工厂去实际操作,进行生产实践,教师则要求过三关——教学关、科研关和水平关。正是这种教学的严格,使得他有机会参与了教学工作的全过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以后的教育研究管理积累了丰富经验。当时的哈工大老教师很少,学校大量启用、重用了一批青年教师,这使得王冀生一进入工作就得到了专业和行政的锻炼,并很快成为了学校的骨干。
  谈及自身由一线教育工作者向教育管理者的转变,王冀生把它归结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外在环境的影响。自1957年后各种政治运动很多,业务少了而政治量却大了,从而在文革中期,王冀生将工作转向教育管理。另一个原因则是自身兴趣更偏重于研究教育、探讨教育方法。王冀生对教育的研究兴趣始于在清华读本科期间。教育学研究、哲学、自然辩证法是王冀生关注的科目,他曾任清华大学学生会学生部长,在班级活动中搞的教育方法研究也受到过全国学联的关注。正是由于内在动力和外在机遇的结合,使得王冀生在从事教学工作两年后,转向了高等教育的研究管理,并以此作为终身职业。现今,他已77岁高龄,退休也已经十几年了,但他谢绝了一切与行政有关的事物,仍在潜心研究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问题。2006年4月,中国25所百年左右的著名高校在北京开展“中国大学百年文化研究”,王冀生又投身其中,开始了对中国大学百年文化的研究,并期望借此研究,能为推进中国大学在新世纪的文化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
  作为一名高等教育研究员,王冀生认为母校的教育是成功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是成功的,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拥有完整工程师培养模式,造就了大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和工程师;此外,在大胆相信年轻人、使用年轻人、依靠年轻人这方面,哈工大也是成功的,并且一直是走在中国高校的前列,这种教育管理理念的继承使哈工大永远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并在发展中不断有所创新与提高。
  一直以来,母校都以工科而闻名于世,然而进入新世纪,中国大学承载了新的历史使命,这就要求所有的大学必须在新的环境中有所改变,要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单就工科而言,王冀生认为母校已经是一流的大学了,但是就一个完整的大学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来说,母校是非变不可的。首先是要改变工科模式,其次要调整学科结构,同时学校制度也需要改变,校园文化建设也需要大力加强。新世纪提倡可持续发展,倡导以人为本,这就要求母校的工程师培养也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要求母校要跳出原有的工程模式,从更高的层面、更远的发展认识上来培养工程师,完善学科结构。大学的本质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机构,大学文化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心态,是大学核心竞争力所在。目前母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明显存在不足,要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这是必须改变的。他认为,母校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条路上是任重而道远的。虽然现在母校的工科在世界上已有不小名气,但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当前和未来哈工大人的不懈努力与拼搏。
  对于大学生的自我教育问题,王冀生认为这在世界范围来说都是很复杂的。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给当代大学生提供了很多获取知识与技能的渠道,使他们拥有了巨大的知识储备和众多技能。但是,如何把这些外在的知识转化成内在的高水平文化素质,是很多当代大学生很欠缺的,也是教育改革的重点,而这方面的改革任务是很重的。但坚持以人的发展为主体,重视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是肯定会取得成效的。
  王冀生最后对母校寄语:在他看来,母校“走了一条很独特的道路,很有特色”“一开始就是高起点,走的是国际化道路”,“在工程师培养方面创造了一个奇迹”,但是“也有弱点”。当代社会是一个知识经济社会,倡导可持续发展观,提倡人文与科学协调。面对母校未来,他说道,“希望无论学生、教师还是领导,都应该做到两条——认识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提高文化自觉。”只有这样,母校才能在新世纪中更加发展壮大,与世界一流大学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