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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事业的挑战

——访宋振绥校友

作者:刘培香

  满头的银发,红格子衬衫,明朗的笑容中映现出一种历经沧桑后的乐观与豁达,幽默风趣的语言中又折射出一种海阔天空的睿智与洒脱。当神采奕奕的宋振绥校友站在讲坛上讲述那些传奇经历和异域风情时,我们的情绪在不知不觉中被他感染,被他牵动,和他一起进入回忆的时空。

宋振绥校友回校时与原副校长周长源在一起

  “去年回到母校,看到学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老地方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我的心里非常感慨,很想能够为母校做些什么。周长源同志和胡运权同志希望我能够为母校的师生讲一讲我的所见所闻,我非常高兴。”在西苑宾馆,面对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校报编辑部的记者,宋振绥校友侃侃而谈,为自己能够在母校与老同学、老朋友相聚而感到由衷的欣慰,为看到这么多的新人、新事、新景而感到发自内心的喜悦。
  1950年考入我校电机工程系的宋振绥校友,1955年毕业后即在我校电机系工作,后调至校报编辑部,曾任校报副主编,一直到1965年离开哈工大,至今已有40年。毛泽东老人家说:“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而对于宋振绥校友来说,这40年,也如同弹指一挥间,斗转星移,青丝变成了白发,不变的却是那样一份赤子之心和爱校之情。
  “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很多选择的机会,我们都是服从组织分配和国家需要。”回忆起40年前那一次命运的转折,宋振绥校友记忆犹新,“1965年,在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任党组书记的李昌校长从哈工大调了两个人去北京,其中一个就是我。10月,我正式进入对外文委,在国际司负责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从校报编辑部到对外文委,他开始了传奇人生的第一步。遗憾的是,对外文委的工作才刚刚开展,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对外文委被撤销,他和同事们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经受劳动锻炼。
  1972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相继恢复在联合国各个有关组织和专门机构的合法席位。为了能更有效地参加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的活动,国务院决定将联合国的会议和组织分到有关部委负责,进行对口研究,并牵头参加有关活动,其中包括负责国际合作、援助和发展工作的对外经济联络部。机遇再次光顾了宋振绥校友,他被派到外经部“联合国小组”。“从教育背景看,我是学工的,所以就被指定分管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的相关工作。”就这样,宋振绥校友从不惑之年开始与联合国工发组织结下了不解之缘。
  “既然管工发组织,就要对它进行研究。当时的资料,就是我们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送的一大堆只有英文、没有中文的文件。我只是在中学时学过一点英文,进入哈工大以后,20世纪50年代主要学习俄语,我的英语不过关,要搞懂,就要首先解决英文阅读的问题,一切都从头做起,很艰苦。”1932年出生的宋振绥校友,当时已经40岁了,40岁的他下决心搞懂英语。于是,他抱着一摞文件和几本字典,一边学,一边看,一句一句地抠,抠懂一句就写下一句,实在弄不懂就向别人请教。随着词汇的积累和对文件内容的掌握,阅读速度也就逐渐提高了。
  “那段时间每天早出晚归,废寝忘食。早晨起床以后,洗把脸就往部里跑,在部里食堂吃点东西就开始干。一天三顿饭,都在机关吃,晚上很晚才回家。当时家里对我全力支持,操持家务、教育孩子、照顾我卧病在床的老母亲,这一切几乎全部由我爱人承担。”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半年的时间,宋振绥校友终于把工发组织的基本情况弄清楚了。
  工作进入正轨以后,宋振绥校友先后参加了联合国的各种会议,参加了联合国考察,多次参加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理事会与常委会。 1975年第二次工发大会,通过决议把工发组织变成一个专门机构,又建立了一个政府间委员会,起草工发组织的章程。宋振绥校友自始至终参加了工发组织章程的起草工作。在几届会议中,他主要参与法律小组的工作。
  从1972年到1978年,宋振绥校友与联合国工发组织打了6年多的交道。“但当时总觉得是‘门外敲锣打鼓,未能登堂入室’。我们国家决定派人到联合国各国际机构中工作,主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工发组织的外经部也考虑往这些组织派人。”宋振绥校友介绍说。1978年上半年,外经部推荐他去参加工发组织的面试。听到这个消息,他的心情既欣喜又矛盾,因为要用英语进行面试,用英语进行工作,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为了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宋振绥校友积极地把业务和语言结合起来进行准备。1978年冬天,他顺利通过面试,并于1979年1月正式受聘为联合国工发组织总部高级工业发展官员。
  “刚到工发组织正式上班,真有点晕头转向,各方面都很不习惯,一天从早到晚,看文件、开会、谈话,连跟你说句中国话的人都没有。头一两个星期,简直把我累坏了。当时我住在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一回到自己房间,就往床上一躺,一动也不想动,饭也不想吃,脑子里来回转的都是文电。过了一个多月,情况逐渐熟悉起来,工作也比较主动了。”宋振绥校友笑着回忆道。
  从1979年2月到1986年9月,宋振绥校友在联合国工发组织工作了7年零7个月,期间他到过30多个国家,一直负责促进、推动和落实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1987年,他回到北京,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北京办事处高级顾问。1990年受我国政府任命为驻斐济国大使馆经济参赞,负责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直至1993年离休。
  回顾40年的不平凡经历,从一个普通的工科生到校报的副主编,到对外文委、外经部、联合国工发组织、驻外官员,宋振绥校友一直在接受一次次特殊的挑战,并在这些挑战中战胜了自己,战胜了困难,成就了今天我们眼中传奇的人生。问及他如何面对这每一次转折和挑战,宋振绥校友说,“在哈工大‘规格严格,功夫到家’这种精神指导之下训练出来的学生,能够适应各种新的环境和变化。无论对哪一种工作,对待困难的方法和处理问题的基本思路都是最重要的,不能马马虎虎,要认真对待。现在的同学们与我们那时不同,有很多选择的自由,但由于某些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也不一定能够一步到位达到目标,这就需要大家要勇敢地迎接各种挑战。”
  此次回到母校,宋振绥校友先后为广大师生作了5场讲座。他以自己的亲身阅历为学生们带来了丰富、生动的知识内容。“为了这次讲座,他认真准备了半年,搜集了很多的材料,利用两三个月集中撰写讲稿。”宋振绥校友的夫人刘辰校友介绍说。看着那厚厚的一叠叠材料,我们深为宋振绥校友的用心良苦而感动。
  “校报是学校的一面镜子,既有反映生动活泼的思想生活的新闻报道,也有理论深度的学术文章。”这是宋振绥校友在接受联合国工发组织面试时对校报的陈述。回忆在校报工作的经历,宋振绥校友说,当年校报有3点值得我们今天继续发扬。“一是学生记者和通讯员队伍建设,现在的很多在校教师当年都是校报的通讯员,通过他们可以及时反映各个院系的消息;二是典型报道的作用,如当年的全国红旗班5922班等优秀集体,都在全校和全国引起过强烈的反响,所以我们在加大平面报道的同时也要加强典型的宣传,以起到引导的作用;三是注意思想性,当年吕学坡等校领导组成的言论小组‘商良’,针对一些倾向性的问题,写了很多深度评论文章,令人受益匪浅。今天,我们仍然要继续坚持校报的思想性。”一席话,道出了他对校报的深切关注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