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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红色文工团的情结

作者:范广仲

进入曲艺队


  1964年秋我考入哈工大工程经济系,编入6402-2班。入学教育时听到不少关于校红色文工团的介绍和传说,包括说李昌校长等领导也关心文工团活动,使我顿生兴趣和向往,很快去红色文工团报名加入了管乐队,分配吹中音号。时隔不久,学校开新生联欢会,我和另一个同学合说了一段对口快板,抒发新生进校后兴奋、激动的心情和感受,这事让主管文艺社团的校俱乐部常玉礼同志知道了,找到我说,你是北京人,又有些基础,应该去搞曲艺。这样,吹号的音符还没练全便转到了曲艺队。
  曲艺队主要是说演弹唱,如相声、快板、数来宝、天津快板、诗朗诵、对口词以及山东柳琴等一些地方曲牌,十来个队员大部分是新生,老队员有六二级刘德颜等两三个。当时学校里思想教育抓得特别紧,团里要求曲艺队向内蒙乌兰牧骑演出队学习,反映学校生活,动作快、素材活,达到喜闻乐见的效果。因此队里活动时一边练基本功,一边讨论节目创作立足“自编自演”,收集、交流好人好事和思想教育中的鲜活材料,大家搞成“小段子”,虽然演技不大成熟,可让事实说话使师生员工们觉得有股朴实、贴近的亲切感。那时候队员们热情高涨,练习也刻苦,业务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给曲艺队带来勃勃生机的,是六四级去部队当兵回来之后的同学。时值1965年夏,同学们在号称“王牌军”的三十八军的东北军营中生活了3个月,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震撼。和战士们一起学习,一起操练,一起唱歌,一起谈心,一样的“一帮一、一对红”,激情燃烧的风貌改变了同学们的精神面貌,战士们那种立如松、坐如钟、走如风的做派也逐渐融入大家的举止中。在战士演出队的指导下,曲艺队员和各系的文艺骨干们带回来反映连队生活的锣鼓快板、表演唱、战士对口词等一批火辣辣的节目,以新颖的视觉、铿锵的动作和压倒一切的气势,让人耳目一新。以后这种战士式的舞台作风一直延续下来。后来“文革”初期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红卫兵大汇演上,五系队员赵树义、周曙光、孙友桢、魏运辉等参演的锣鼓快板群,极受欢迎,成为脍炙人口的节目。其中赵树义毕业分配到海军,下连当兵后长时间做文化工作,从团文化干事一直到北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退休前为少将军衔。

主持文工团

  当时学生们经常参加一些校外社会活动,为保持红色文工团的连续与稳定,每两个年级都形成一个班子。到1965年时校俱乐部指派由我任团长,合唱队吴务珍、民乐队孙德章任副团长,带领六四级、六五级的以及六二、六三级的老团员开展工作。自己清楚水平相差很大一截,但俱乐部领导的鼓励和团员们的支持,使我们也平添了些“初生牛犊”的劲头。那时候文工团除一部分六一级的老队员外,六四、六五级团员近150名,分为“七队二组”。我的印象各队负责人是:合唱队赵雅君、李晋儒、李安甫;舞蹈队陈志才、高均林;管乐队黄玉安、马俊秀;弦乐队张德志、吕志明;民乐队吴德珠;话剧队有蒋守智、李晓静和陈秀玉;曲艺队孙友桢、丁洪学;创作组是陈昌祥;舞台美工组是纪亚铎。各队(组)成立了队(组)委会,活动时既抓政治学习,又抓业务训练,虽然大多是新人,但较好地继承了哈工大红色文工团的优良传统,形成了一个团结战斗、作风坚强的文艺团体。
  在学校党委领导和俱乐部的具体指导帮助下,这期间红色文工团和全校文艺骨干一起,为深入思想政治教育、活跃学校文化生活组织了不少活动。做法大体可归为4个结合:
  一是紧跟校党委工作中心,把文艺宣传同思想教育紧密结合。当时安排了一系列的教育活动。红色文工团根据形势要求,着眼于正面歌颂为主,活的教育为主,多方搜集争三好、创四好,将向魏淑琴、范兴言学习,向校内59222班、6224班学习热潮中涌现的先进典型和模范事迹,搬上舞台、宣传演出到各单位,起到振奋精神、鼓舞士气的作用。1965年秋,学校大张旗鼓地开展“向王杰同志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活动,红色文工团雷厉风行,编了大型舞剧“革命青春的赞歌”,动员了160多人,全面采用舞蹈、塑型、幻灯、朗诵、快板、管弦乐伴奏、民乐独奏、灯乐、美术、布景等手段,以恢宏的气派、感人的场面和生动的诗歌,颂扬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杰辉煌的一生。特别演到王杰英勇牺牲的一幕,演员热泪盈眶,观众群情振奋,感人至深。舞剧在校内外演出数场,反响强烈。师生们说,听了报告,再看了歌舞,王杰的形象活生生地印在脑子里,抹都抹不掉。
  二是集中演出与深入基层相结合,见缝插针,灵活机动,广开毛泽东思想宣传阵地。每逢节日如元旦、五一、十一、一二·九、校庆日等,校红色文工团或是单独演出,或是与各系共同举办联欢会。平时,文工团则按照“战斗性、群众性、经常性、多样性”的原则,利用课余、周末时间,多次深入到各学生队、实习工厂、医院、食堂、图书馆、家属院及锅炉房等单位,先采访,后演出,再座谈,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规矩。每次演出从各队抽出10多个人,先在现场发放宣传资料及歌片,宣读慰问信,再组织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节目,吴务珍一首独唱“边疆处处赛江南”给人温暖,吴德珠一曲笛子独奏“我是一个兵”令人振奋,激昂的乐器合奏让人欢欣鼓舞,紧接着是生动活泼的说演弹唱,自编自演、真人真事,一片欢声笑语。我记得六系食堂有姓郭姓孔两位师傅,废物利用笼屉改蓖子,每年节约费用七八百元,节煤三分之一。我们把事迹编成数来宝演给他们看,老师傅乐得前仰后合说,上门给咱演节目,节目演的还是咱,这真是咱家的文工团!据记载,1965年仅从“十一”至年底,红色文工团就组织了各类演出25场,走访、演出了17个单位,自编、改编节目39个,观众达10700人。
  三是把红色文工团工作和各系、各单位的文化工作结合,以文工团带动全校文艺骨干建设和文艺活动的开展。先蓄水再养鱼,先普及后提高,文工团一直和各系、学生队保持紧密的联系。首先是红色文工团的团员70%以上为班级文娱委员和系文化部人员,他们带来广大师生的意见要求和动态,像新鲜血液一样充实给文工团;同时把团里的资料及活动信息带回去,丰富班级和队里的文化生活。文工团员们在本单位大都很活跃,教唱歌,指导排节目,辅导乐器,组织班级文娱晚会等。学校师生对红色文工团非常关心,不断提出一些改进意见;文工团围绕如何开展活动问题,也经常组织各种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和走访调查,和各单位间保持交流,这对促进各系开展文化活动和推动团里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四是把教育别人与教育自己相结合,认真搞好红色文工团的自身建设。学校俱乐部常玉礼主任等领导对红色文工团抓得很紧,亲自指导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文工团设了临时团支部,制定了政治学习、活动管理、会议、考勤等健全的制度,各队有临时小组协助队委会抓思想工作,任务需要时坚持早练(早饭前)、午练(午餐后下午上课前)、晚练(晚饭后)活动,每日交流总结,并设有工作日志、板报和政治学习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把参加活动的表现列为“创三好”的重要内容。校俱乐部还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找来解放军官兵和知名演出队作报告,组织文工团员们深入工农兵学习等活动,使大家的业务与思想水平迅速提高。有的管乐队员嘴吹破了、脸吹肿了仍坚持排练,有的队员发着高烧还参加演出,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感人事迹。大家体会到:要想教育别人,自己首先受教育;要宣传英雄榜样,自己首先要向英雄学习。红色文工团使团员们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提高,他(她)们大都成为系里、班里的优秀学员和工作骨干。40年过去了,当时的红色文工团团员们相聚仍感慨万千,都觉得红色文工团是一个火热的战斗队,是一座大熔炉,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永世难以忘怀。

组织宣传队

  1966年夏天我们从农村社教运动回校,“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到8月份,由红色文工团一些骨干发起,打出了“哈工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旗帜,走上街头。宣传队二十四五个人,以六四、六五级同学为主,高年级的也有不少。像六〇级刘钟琪,六一级赵炳璞、金淑敏、唐德玲,六二级刘德颜、胡金生、赵学钧、冯忠林,六三届刘福坤、黄竞芙等,都是扎实精干的多面手。此外,当时哈尔滨少年宫20余个小演员也投奔了哈工大宣传队,最大的十四五岁,最小的才9岁,我们大同学做老师,带他们演出,带他们下乡,一帮一、手把手地教他们排演节目,教文化课,教生活自理,教如何做人……当时我做队长,只管演出业务,赵炳璞当指导员,50号人的吃喝住行等所有“家务事”通由他管,从早忙到晚,一天只睡半宿觉。这帮小演员躲过了劫难,在宣传队健康成长,后来都成了材。有的当了电视台台长、艺术学校校长,有的成了艺术系的教授、副教授,也有的成了部队军官和企业家。他们自豪地说,在最需要关怀的时候,是哈工大给了我们温暖和教育,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
  1967年后“文革”形势越来越乱,宣传队走向农村,转遍黑龙江省松花江、嫩江、佳木斯、牡丹江、绥化等地区的40多个市、县,在大庆工人的油井旁演出学习,去讷河农民炕头上访贫问苦,到牡丹江边防哨所巡回慰问,所到之处,深受欢迎。
  学校“复课闹革命”以后,宣传队在吴德珠、王玉珩、薛淑清等同学带领下,排演了大型歌舞剧“井冈山的道路”,用磅礴的气势、澎湃的热情、高超的演技,歌颂了我党我军波澜壮阔的斗争历程和丰功伟绩,在我校文化工作史上添写了浓重的一笔。
  往事已过去多年。哈工大红色文工团在我心里,始终是一枝火红的花,一首浑厚的歌。我讲给孩子们听,讲给朋友们听。他们也曾问我:你爱她(红色文工团)什么?我没有明确的答案,她值得爱的地方好多。比如她的执著——奋斗着自己鲜明的目标;她的活力——凝集了一批朝气蓬勃的才干;她的壮美——搭建着辉煌缤纷的舞台;她的火热——让学子们得到受益终生的熔炼……还有,还有。让后人再继续体验和品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