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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初期来自鲍曼的使者罗日杰士特文斯基

————为纪念鲍曼建校175周年而作

作者:李家宝

  我怀着极端崇敬、十分感激、万般怀念的心情,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期,哈工大崛起壮大,成为全国学习苏联两所样板院校之一,李昌任校长的关键时期,哈工大的第3任苏联专家组长、校长顾问Л.А.罗日杰士特文斯基。他来自世界闻名的原苏联在工科院校执牛耳地位的鲍曼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现名“鲍曼莫斯科国立技术大学”,简称“МГТУ”或“鲍曼”)。今年是鲍曼建校175周年,不由得使我提笔成文,回忆记载与罗日杰士特文斯基相处的那些火热岁月。
  在哈工大,我与他的接触是除李昌校长之外最多的了,因为1953年到1956年他在哈工大时,他既是校长顾问又兼任机械系的系顾问,而我在此期间任机械系的代理系主任、系主任。当时全哈工大仅含机械系、土木系与电机系3大系,机械系是最大者,包括了后来分建的机器制造系(即如今的机电工程学院)、机械工艺系(即如今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动力机械系(即如今的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仪器制造系(如今又归回到机电工程学院)以及机械制造企业经济组织与计划专业(如今管理学院的主体部分)等;论学生数,机械系也占全校一半以上。除此之外,苏联专家们大都已从哈工大完成任务回国之后的1958年,我受教育部的指派,代表东北地区的高等院校参加“机械工程教育赴苏考察组”(每个大区一个代表,对苏称为“中国机械工程教育教授代表团”),团长为清华大学王遵明教授,我为代表团党小组长(公开身份为副团长),到苏联考察3个月,并顺便检查留学生情况,在莫斯科及鲍曼时间最长,我又与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有着亲密无间的接触,受到他的热情接待与帮助。

热诚的关怀 无私的奉献

  时光飞逝,50多年过去了。我第一次在系主任办公室里与罗日杰士特文斯基见面的情景,如月夜里的几片薄云,常常还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深邃的眼神、微微摇动的脑袋、低沉而咬字清楚的发音,使我感到就像一位慈祥而洞察一切的老祖母。我1952年初负责筹建哈工大机械系时尚不满26周岁,虽是机械系的第一把手负责人,但职务为助理系主任;1953年李昌任校长时,我被任命为机械系代理系主任时,也仅只27岁。而罗日杰士特文斯基当时已有50岁左右,因此我一直把他作为长者看待;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来自鲍曼的切削原理教研室,是切削原理与刀具方面的知名专家,又是斯大林奖金获得者,我的专业是机械制造工艺,与他属同一个学科方面,所以我一直把他当作学术上的老师;他曾经在苏联的工厂任过职,有很丰富的管理经验,因此我又把他作为指导我当系主任的导师。而他对我则是热情、无微不至、真诚中带有严肃认真,把我作为他的同志、好友和领导来看待。系办公室没有设置他的办公桌,但他每天都到系主任室呆很长时间。每当他进入我的办公室,我常起立相迎,他立刻严肃地指出:“请您坐下,凡是我及其他机械系的苏联专家到来,您都不要起立,请不要忘了您代表的是哈工大机械系,我们都是机械系的雇员。”他这样的话说过多次,我才意识到他在帮助我树立威信。
  在我的记忆中,罗日杰士特文斯基在哈工大的聘期一延再延是最长者之一(按校史的记载,他的校长顾问任期为1954年6月至1956年2月,实际上他到校时早于此任期,离校时晚于此任期),总计在哈工大的时间约为3年多。这期间他夜以继日、全身心地投入到哈工大与哈工大机械系的建设、发展工作以及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中,放弃了自身业务的提高发展。他是切削、刀具方面的科学副博士、副教授,在苏联时代,科学博士并不是经过专门培养,而是在取得副博士学位后,在多年的科研、学术活动中,有了很大的成就,自己提请进行答辩成功后才授予的,而在鲍曼没有科学博士学位就不能担任教授职务。本来在苏联申请答辩科学博士学位,五、六十岁是最佳年龄段,何况他已是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很有条件进行准备,但由于在哈工大的聘任期一延再延,他自愿地放弃了成为博士、教授。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他告诉我说:“能为哈工大建设成学习苏联的最好样板学校尽一份力量是我的最大光荣,应该是事业的顶点了。”后来他又告诉我说,“作为苏联专家组长,又是校长顾问和系顾问,已经远非一般学者单纯来传授知识,责任很重大”;而且他认为,要建设好一所高等院校,没有一些领导和一批无私的人员全身心投入是不可能的。他的这种言行,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肃然起敬。他的这种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无私奉献精神,是许多苏联专家品质的突出代表,也是形成哈工大传统特点的源泉之一。

大力扶持青年后起之秀 积极传播鲍曼经验

  李昌任哈工大校长期间最大的战略指导思想之一就是:不拘一格选拔、培养和重用青年知识分子。罗日杰士特文斯基对此十分赞同、欣赏并身体力行,落实于自己的咨询、顾问和教师行动中。
  上世纪50年代建校初期,哈工大十分缺乏干部和教师,许多专业又只有一位苏联专家,李昌校长提出让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边学、边建、边教”,罗日杰士特文斯基对此非常赞同并有所发挥。涡轮机专业是哈工大的龙头专业,初建在哈工大机械系,只请来一位苏联专家,照顾不过来,他向我建议,可以从本科高年级学生中挑选最优秀者,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教低年级的课程,我认真地挑选了2人,结果非常成功,其中一人本科毕业后又送往苏联留学取得副博士学位,如今已是工程院院士;另一人成了哈工大的得力干部,才华横溢,可惜英年早逝。
  罗日杰士特文斯基对青年后起者无微不至热心扶持的事例比比皆是。“玉米铣刀”是苏联的一项科研成果,他积极提倡进一步实验、研究并推广于中国的机械加工工厂,他带领青年教师下实验室、到工厂,从设计构思、研究改进到如何用于生产,无一遗漏,亲身参与,但是在所有正式场面,他都把青年教师推到第一线的前台主角地位,而他则隐于后台。对机械系的工作,他从不提出决定性的意见,只提参考、咨询性意见,而且鼓励我独立决策;相反有些细微事件,他又怕我不好意思请他帮忙,就主动提出自愿承担。例如,有一次苏联塔斯社邀我写篇文章,完稿译成俄文后正愁没人帮助从文字上给予修正之际,罗日杰士特文斯基从旁得知就主动向我说,他夫人曾在杂志社做过编辑工作,可以帮助我在文字上进行把关。
  他在机械系工作期间,不遗余力地介绍、传播鲍曼的经验。他反复强调,鲍曼是以机器制造和仪器制造专业为主的工科院校;哈工大的机械系应该是学习鲍曼。专业设置的主体因此确定为冷加工(机械制造工艺、金属切削机床及刀具)、热加工(铸造工艺及设备、锻压工艺及设备、焊接工艺及设备、金属学热处理)以及各种仪器(光学仪器、精密机械仪器、仪器制造工艺等)。他很赞赏李昌设置龙头专业的观点,因此在机械系创设了动力机械方面的专业,后来学校研究把龙头专业改定为计算机专业。哈工大机械系的许多专业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创设的第一批专业,后被许多高等院校所仿效。他认为鲍曼的成功基本经验概括而言就是:以工程师为培养目标;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强调基础与实践性的动手环节(即数、理、化以及实验、实习、设计等)。在他任哈工大校长顾问和机械系系顾问期间,哈工大尤其是机械系聘请来自鲍曼的苏联专家最多,派出到鲍曼的留学生与进修教师也最多。当然,他也非常强调学习鲍曼必须创造性地学习,必须结合中国实际来学,而不能机械照搬。例如,当时机械系聘到了一位为机械系高年级讲授“机械制造企业经济组织与计划”的苏联专家阿弗拉莫夫,他一到校就向我建议,积极主张设立一个这方面的专业。我同意并与罗日杰士特文斯基商量时,虽然鲍曼并无此专业他却非常赞同,认为新中国非常需要,从而经学校最后同意立即上马,并动员少数高年级生及研究生改学该专业,这就是新中国第一个微观的企业管理专业的诞生。时至今日,全国第一批管理工程学科的工程院院士中就有当时该专业的研究生。
  对于学习鲍曼经验所形成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以及课程设置的模式,一直有着不同的观点与争论。我认为,作为哈工大,对于上世纪50年代学习鲍曼所形成的传统与特点,应该根据时代的要求、国际化发展趋势,在加以扬弃的基础上继续大力进行保持与发扬。

难得的重逢 依依不舍的惜别之夜

  1958年我们“机械工程教育赴苏考察组”主要考察的第一所院校就是鲍曼。当我们第1天来到鲍曼大门口时,4月初的莫斯科,天气宜人、阳光灿烂,使人精神抖擞,举目一看,在鲍曼大门口的栏栅处仅能出入一个人,而栏栅的里侧已有好几人在等待迎接我们,其中罗日杰士特文斯基微笑地伫立在那里。热烈的拥抱、欢快的重逢,他陪同我们会见了学校领导,除苏联教育部所派陪同人员以及鲍曼的接待陪同人员之外,他陪同我们的时间最多。除此之外,他还专门为我个人安排了以下这些感人至深的活动:
  哈工大聘请到的第一位焊接专家是来自鲍曼的最年轻的博士、教授Н.Н.普罗荷罗夫。他到校后积极主张研究生应该进行科研,并主张应该培养学位研究生。当时新中国无学位制度,他又建议可选拔优秀者在中国准备好后到苏联鲍曼去进行答辩。后选定青年教师陈定华来准备、完成这项建议,几经周折,又经后来到校的苏联焊接专家的帮助和反复的联系,终于在1958年,正好我们访苏期间,确定在鲍曼举行陈定华副博士论文答辩会。罗日杰士特文斯基陪我代表哈工大去参加了这次答辩会。答辩会上反对派提出的尖锐的意见和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认识到了鲍曼副博士论文答辩的严肃、认真情况,同时目睹了新中国在鲍曼诞生的第1个焊接副博士。
  除了鲍曼之外,在莫斯科地区,罗日杰士特文斯基还替我安排了几项拜访活动。一项是访问已故的苏联专家奥尔洛夫家,他是先于罗日杰士特文斯基到哈工大的金相方面副教授,1953年初在哈工大病逝;另一项是拜访当时刚故去不久的前述推荐哈工大设立管理方面专业的阿弗拉莫夫,两家的家庭地址都无法找到,故未成行。再一项是拜访正在病中的机床专家赫里阔夫副教授,他帮助哈工大创建了第1个金属切割机床设计专业,回国后发现患了肠癌。罗日杰士特文斯基特意安排并陪我到他家看望。他事先告知我赫里阔夫的肠癌很严重了,已动过多次手术,肠子几乎都割尽,刚动完最后一次手术,医生说只能维持很短时间了,要我千万不要问起病情以免引起家人的悲伤。拜访之日一大早,罗日杰士特文斯基就来约我,我非常惊讶他的周到,他手捧一束鲜花,是用我的名义替我准备的。看到我们的到来,赫里阔夫夫妇很高兴,她的夫人悄悄地多次掉了眼泪。赫里阔夫十分高兴,我们所谈话题全是如何进一步发展哈工大的机床教研室,并与我相约等我们访问完列宁格勒和乌克兰再度回到莫斯科时,他将陪我去参观他的学校并将所收集到的资料让我带回中国。遗憾的是,当我再次返回莫斯科时,他已危在旦夕,住在医院,罗日杰士特文斯基劝我不要再去看望。等我们回到哈尔滨时,他的噩耗已经传来。
  我们代表团3个月访问期即将结束重新返回莫斯科的最后几天,罗日杰士特文斯基专门邀请我一个人与他共同观看一场相当于中国京剧的特殊有名的戏剧,作为话别。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知道苏联教育部曾安排我们观看一次乌兰诺瓦在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舞表演,非常遗憾的是,代表团6个成员,只购到4张是乌兰诺瓦所演的那一天,另2张是B角所演的另一天,我及我校担任翻译兼秘书的张吉人最年轻,我提出我们2人看B角的那一场。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感到我错过了一个无法弥补的机会,因此想从另一个角度来替我加以补偿,他告诉我那晚观看的这种戏他也20多年没有看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想找一个机会,与我做一次惜别前的单独长谈。
  这一晚的戏剧,典雅、庄重而热烈,确实别有一番风味,特别是几次较长时间的幕间休息,穿着十分讲究的观众们,或成对相依漫步在灯火辉煌的休息厅,或三、两成群地落坐于咖啡角,饮酒、喝咖啡、窃窃私语,成了剧间插曲的一种享受。我们俩是谈不完地谈,即便在观戏时除了他偶尔向我解释戏的内容外也是交谈。谈话的内容就是一个:憧憬着、设想着哈工大的未来以及强化哈工大与鲍曼的友好交往。
  戏谢幕虽已是半夜11时多,处于高度兴奋与热情中的罗日杰士特文斯基仍觉余兴未了,力邀我到冷饮店吃冰淇淋。这一坐下又是似无尽头的话题,叮嘱又叮嘱,交待又交待,直到凌晨近1时他才把我送到地铁站口。因为我们的旅馆是在莫斯科郊区,他怕我出站后迷路,非常细致地告诉我如何辨明路向。然而当我走出站门,边走边还想着两人最后拥抱及谈话内容的情景时,举目一望只见满天星斗,我已走到了一条路灯较少、四周荒凉的道上。我迷路了,没有行人,没有来往车辆。我不敢回头走,只好向前,尽量朝着有灯光及灯光多的地方走去。我既恐惧又坚信一定能找到。最后终于看到旅馆的霓虹灯标志,但已是凌晨的两点多。这就是我永远难忘的惜别之夜。
  罗日杰士特文斯基是鲍曼来的和所有其他到过哈工大的苏联专家的典型代表,我们不会忘记他们的无私帮助和巨大贡献。
  今天,我们非常庆幸鲍曼与哈工大又有了新的、更加紧密的联系,我们祝福和深信这种关系将会进一步发展、壮大,更加灿烂而丰硕地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