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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校长在八届九中全会期间

作者:强文义

 

  1961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国家遭受“三面红旗”灾难情况下召开的。是一次适度反省和较有团结气氛的大会。大会上,毛主席作了“反对本本主义”的报告,强调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等冒进行动,作了适度的批判,第一次刊登了大会休息时毛、朱、刘、周、陈、邓一起在主席台上气氛融洽的照片,表示了对一些问题上取得共识,并为1961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作了准备,为扭转国内的经济形势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跟随李昌校长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外地代表住宿在北京饭店。分组讨论亦在北京饭店。东北局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后补委员有宋任穷、欧阳钦、马明方、黄火青、吴德、陈锡联、李昌。领导的秘书组成了党小组,组长是欧阳钦的秘书陈俊生。我当时是最年轻的秘书(仅23岁)。当时党中央会议毛主席的报告,是没有讲稿文件的,亦没有录音,主要靠记录。因此每次大会后,秘书们的任务就是拿首长的记录稿在一起对稿整理形成文件。由于秘书一般不能参加大会,虽然分组会亦有欧阳钦的秘书陈俊生和宋任穷的秘书徐和平参加,但是我们还是很忙碌的。会议记录最好的有2个人,一个是李昌,一个是化工部长李涛。因此东北局对记录稿主要依靠李昌校长的记录稿,欧阳钦的记录稿基本上没有几个字。
  会议安排很紧凑,白天开会,晚上在怀仁堂有一些活动。当时的伙食很一般,我们秘书和工作人员在一起吃饭,一般要坐满8人才开饭,中、晚饭只提供一碗干饭,其他喝稀饭。菜亦只有一种荤菜,几个蔬菜等。李校长每天要工作到晚12点钟后才休息,12点钟吃一点夜宵,一般是一碗面条。每天早上要出去散步,无目的到处走。
  晚上有时亦去怀仁堂看些节目,主要是京剧晚会。我虽对京剧并不喜欢,但还是极力希望李校长能去看节目。一方面可以让他休息一下,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我可以近距离看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因为中南海怀仁堂很小,看节目的人不多。中央领导人坐在第二排,我们就坐在十几排,他们说话谈笑都很清楚,记得那时周总理刚出访印度归来,晚会前互相问候,非常亲密,晚会结束后先欢送领导退场。第二次去看节目,我就有经验了,在未结束退场时,我就先到会场门口,能够和毛主席、朱老总、刘少奇、周总理等紧贴着并欢送他们出去。
  在八届九中全会的几天里,跟着李校长参加会议,对我来说终身难忘、受益匪浅,此时李昌校长一方面要关心和参与讨论党和国家的大事,另外正是学校处于最关键的变革时期。我们刚刚完成了国防工业院校划归国防科委领导向中央的请示报告等待批复。而李校长考虑的最主要问题是划归国防科委领导后,学校下一步如何办,国防专业如何设置。在会议期间,我们拜访了蒋南翔,看望了胡耀邦,同时邀请了钱学森,谈导弹专业建设,钱三强谈原子能专业建设。邀请五院院长王秉璋,海军司令刘华清,通信部部长王铮等谈新专业建设,并动员宋健等来校工作,同时和教育部财政部等领导谈学校建设和发展,争取支持。
  八届九中全会,对国家和学校都是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扭转了左倾冒进给国家经济带来的十分困难的局面。对学校来说,完成了归属的转变,同时形成了李昌校长后期建新专业的设想。学校着手了全面的由民转军工作,更好为国防建设服务。
  遗憾的是,党中央在紧接着的八届十中全会(庐山会议)重操“左”的路线,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了彭、黄、周,使八届九中全会后缓和的政治局面又趋紧张。
  能跟随李校长参加中央全会,是我一生最重要的经历——接触了众多革命前辈,拜访了许多领导,和许多专家和学者探讨了办学模式和专业设置,领略了李昌校长的事业心和敏捷思路。每次重要活动李校长都带我参加,而讨论问题的材料以至大会发言都是他亲自起稿,只要求我们提供素材,特别要求我们掌握全面情况,在他向领导汇报工作或和专家讨论问题时,学校情况的具体数字要求我们记忆清楚,以便他说不清楚时,能及时补充。他经常亦让我们和他一起讨论问题,而且常要求我们先谈自己看法,然后他再谈,形成想法后,亦由他口述让我们记录下来。向中央的报告就是他口述,由我和孟昭文同志整理后,最后由他定稿成文,然后再征求各位校长的意见,最后报送聂老总同意后才报送中央的。
  在中央全会期间,在没有活动的晚上(有的活动如舞会等他都不去),他都看书,主要是导弹丛书,亦做些数学题,因为那时他正请吴从炘老师辅导他数学,以便他能看懂许多技术资料,亦看些外文。在疲劳时,看一些文艺书,他当时看的是关汉卿写的《窦娥冤》、《杜十娘》等。
  李昌校长无私忘我的工作态度,为哈工大的发展呕心沥血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