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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昔日从事翻译工作中频繁飞行的艰辛往事

作者:王发瑭


  1950初,哈尔滨工业大学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调令,将48级预科班学员陆续、分批地调往军事部门和地方工业部门,从事苏联专家的翻译工作。
  1950年6月,我们第三批一行51人被调往沈阳东北工业部,我和三名同学被分配到“沈阳汽车厂”,苏联专家早在那里等候我们了,他们负责将该厂改建为“风动机工厂”的初步设计工作,因专业和分工不同,应该给每位专家配一名专职翻译,但由于当时翻译人员短缺,只好由我们4人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肩负起整个专家组的翻译工作。专家组完成初步设计工作后回国了,我们立即回到部里又被分配到另一专家组工作,就这样送走一批,继续再跟一批。
  1952年底,我们先后被调到“北京中央重工业部专家办公室”,开始我给一位苏联建筑专家当翻译,两年后,在这位专家即将回国之前,一位名叫“罗曼纽克”的地质专家向“专家办公室”领导点名要我跟他工作,“频繁飞行的艰辛”从此开始了:
  “罗曼纽克”是在京苏联专家中唯一的一位地质顾问专家,所有各工程项目的地质工作都由他一人负责,因此工作非常紧张,除在部里工作时间外,每周都要乘飞机去外埠一两次,解决各地施工中出现的地质问题;我们每次出行都是乘坐飞机,当时只有“军用小飞机”,舱内没有正式座椅,我们只能坐在机舱两边的长条凳上;飞机飞行速度慢,且只能在低空飞行,每遇到气流冲击,飞机都颠簸得十分厉害,有一次赶上天气不好,气流轻者一下将飞机拍下一、二百米,重者一下就把飞机拍下三、四百米,经过几个回合的拍打,我难受得躺倒在机舱里打滚,开始吐黄水,后来就吐绿的了,待飞机飞抵机场时,那里早有救护车在那里等候了,我在医院里要经过治疗护理后方能出院勉强工作;而苏联专家则不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在苏联坦克部队中服过役,下飞机时他拒绝用担架抬,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他自己走下飞机,他休息片刻后就恢复正常了,我只好带病勉强坚持工作。
  还有一次由北京飞往沈阳,航程刚过半就接到沈阳机场报告,那里正下着大雨,飞机不能降落,让飞机返航;飞机调转航向往北京飞行不久,北京机场又指示,命令立即飞回沈阳,因为北京的暴风雨比沈阳还厉害,飞机只好又调转航向,恶劣的天气比上次有过之无不及,可想可知我是如何遭罪了!
  不了解情况的人都错误地认为:翻译工作是美差事,出门坐汽车,去外地乘飞机,身边还有保卫人员,其实我们也有苦衷:每当乘飞机去外地时都要起大早,五点以前就得用完早餐,乘汽车去接警卫员,再去接专家,七点以前必须到达机场。到了目的地,工作安排得又非常紧张,没有喘息的机会;忙完之后又急忙飞回北京,如此每周内都要往返一至两次,这样的工作节奏和强度持续了一年多,直到苏联专家完成任务后回国才结束。由于我的身心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无假休息、严重透支,在送走苏联专家之后不久我就病倒了,住进了中央重工业部所属“中央直属第一医院”,经主任医师杨大夫诊断:“此人心脏病严重,不适宜继续工作”等等,当时我还不到30岁,可见我们工作情况是如何艰辛了。
  忆从事翻译工作的艰辛,是为了备感欣慰和自豪:因为在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中,以及后来又陆续增加了一些项目中,我们前后从工大调到地方工业部门配合苏联专家从事翻译工作多大近80人的队伍,都曾为上述工业项目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汗水,早期进行扩建、改建并投入生产的一些工业项目,不仅奠定了新中国重要工业的基础,而且还为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