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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我在哈工大一段难忘的经历

王玉田

  新中国成立初期,哈尔滨工业大学属中苏共管的中长铁路管辖。学校的日常教学和行文都是中俄文并用或以俄文为主。全校师生员工中80%为苏联侨民。冯仲云兼任校长后,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人才,哈工大面向全国招考师资研究生和本科生。新招的本科生主要由3部分组成:一是报考来的高、初中青年学生,二是各党政机关和部队保送来的调干生,三是成建制转来的解放区育才中学的学生,后两者是供给制。新生到校后,按文化程度分初、中、高级班学习俄文,按苏联十年制的高年级课程上课。高级班毕业后进入五年制本科学习。  
  我是保送来哈工大的调干生。调干生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干部,但不少是经过革命锻炼的老党员和营团级干部。调干生在同学中很自然地成为学生中进行教育的骨干,遇有特殊任务和工作需求时,调干生都能积极服从组织的安排。  
  难忘的是抗美援朝期间,哈工大全体师生以高昂的革命热情积极支援前线,有的参与到炒面工作中为志愿军做口粮,有的参加空军、坦克部队为技术兵种做俄文翻译。当时的形势很紧张,为了保卫哈尔滨免遭美机轰炸,空军决定在哈尔滨周围修建战斗机机场。上级给哈工大的任务是组织拉林县和五常县两个战斗机场的工程队。学校党组决定从调干生中抽取我和徐立飞两人分别负责两个县的机场施工工程队。
  拉林机场工程队人不多,一个队长、两个工程师和两个管理员。民主管理主要靠县里派来的干部负责。工程队的技术后盾是哈工大的修建工程队,行政领导是拉林县修建委员会,修建委员会主任是县长,我任副主任兼工程队队长,是整个工程的实际负责人。这么个重担子压在我这个21岁的人身上,确实是个考验。两县派来的号称5万民工大军来到工程现场,为争取时间,我们采取勘测、设计和施工齐头并进。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天斗地的冬季抢修施工开始了。下面就是我印象较深的几件事:

校长的许诺

  来拉林前,冯校长约我谈话,他讲了修建机场的意义和紧迫性,打算派我去拉林修机场,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我说:“党派我到哈工大来学习,我的任务还未完成,我要求修完机场后仍回学校完成学习任务。”冯校长非常干脆地回答说:“我保证修完机场后,你回学校继续完成学业。”


劳动人民的智慧


  1950年的冬天特别冷,几万名民工在毫无遮掩的野外施工,全凭铁锹、镐头干活,实在困难。冻土十分硬,一镐头抡圆打下去,只能砸出一个一寸深的小坑,一天天工程进度很慢,照这样下去肯定完不成任务。怎么办,用火烤?但在土地上烧火,热气往上跑,对下面的冻土作用不大。这时修油库的民工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在下面挖空了冻土,从下面用火烧就容易多了,这个办法推广开来,进度就大大加快了。


靠党组织


  上万人施工,吃饭是个大问题,一时供应不上,就发生了抢粮事件,两县民工为此动手打起来。我赶到现场去处理,说话没有人听。我急中生智大喊:“共产党员站出来说话!”虽然没有人站出来,但也没有人再打架了。这件事之后,我向县长建议在工地成立临时党支部,两个县民工的党员转来党的临时关系。我的党龄最长,被选为党支部书记。有了党组织作依靠以后的工作就顺利了,两县民工关系也处理得很好。


只要能吃饱就冻不死人

  在野外冷风劲吹,不管你穿的衣服有多厚也不能长时间保暖,能顶四五个钟点冻不透就算很不错了。衣服冻透了就必须到背风的地方去烤火,衣服烤热后再到冷风里去顶一个钟点。这让我切身体会了东北抗日联军“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意境”。我问当地老乡,烤不上火,时间长了能否把人冻死?他们说:只要能吃饱就冻不死,新中国成立后就再也没有冻死过人。  

军民关系胜亲人

  军队看我们是老百姓,老百姓看我们是解放军。过年过节拉林县把给志愿军的慰问袋送给我们工程队。毛巾、牙刷、鞋垫我们都用不完。
  在拉林县,我们工程队住在一个3口人的老乡家里,老两口和一个女儿住上房,我们住在东西厢房,设计图纸和办公生活都在这个院里。我们和老乡用一个灶具做饭。老两口常在我们面前夸奖管理员年轻有为,是个好小伙子。他不到20岁,是我们哈工大修建工程队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工作热情很高,和老乡的关系搞得很好。起初我们和老乡分开做饭分开吃,后来就干脆一起做饭一起吃了。工程完了,老乡竟把他们的女儿许配给了我们的管理员。


验收

  机场上停放(隐蔽)飞机的跑道、指挥塔、油库、水井等主要工程完工后,空军派来一位苏联空军上校验收。我陪他去机场,他的吉普车里有暖气,但帆布棚四处透风,特别是开起来,冷风显得更加刺骨,使人手脚麻木疼痛。走到半路,他的航空服冻透了,我们只好下车走路,让司机在后面慢慢开。
  出乎我意料,上校看过后表示非常满意。我问他:“跑道这样凹凸不平,飞机怎么起飞呢?”他说:“冬季施工只能如此。到用时路面上铺上钢板,就可以了。苏联空军常这么干。”
  工程完成后,我和五常县的民运科长等4人代表拉林机场去沈阳参加总结大会,会址在东北大学。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沈阳当时最豪华的大和宾馆设宴招待东北各机场的200多位工程负责人。我们每人身旁都有一位空军干部作陪,酒是非喝不可。刘亚楼司令员频频举杯,“为毛主席干杯!”“为朱老总干杯!”我觉得为这些领袖不能不喝,而且要干杯。宴会后,晚上去看程砚秋的慰问演出,可惜没有看完,就被送回东北大学。第二天浑身起了像疹子似的小疙瘩。医生说是酒精中毒,好像生了一场大病,从此我再也不敢喝酒了。
  刘亚楼司令员在大会小会上一再动员我们参加空军。很多地方干部和技术人员都动了心。我因为冯仲云校长有许诺,没有参加空军,回哈工大继续学习。
  6年后,我完成了预科高级班的俄文和5年的大学本科学习,从哈工大毕业了。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先后担任新建的精密系党总支书记、五系的系主任。我学习在哈工大,工作在哈工大。后因专业调整我调到北京工作,曾任高能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新的一年,我祝贺母校向世界一流水平迈进,再创新的辉煌。
 (王玉田,哈工大50级调干学生,1956年毕业后曾任精密仪器系党总支书记,五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