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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不能违背初衷

——记第二届“优秀教工李昌奖”获得者张真

作者:张 妍

  出生于优越的家庭,却在少年时就随父母逃亡,这样的遭遇,在少年张真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中国人要不再受外国人欺负,只能靠民族自强。要报国、要自强,这样朴素的爱国情怀,在一个少年的心里慢慢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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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真近照(冯健 摄)

  时光流转到2013年,这个少年已成为满头银丝的耄耋老者。在他的人生中,经历过的起起落落的往事,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远去。而他人生中那3次刻骨铭心的选择,注定值得这个时代、值得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哈工大人铭记。

第一次人生选择——不惧生死闯延安

  1921年,张真出生于辽宁沈阳。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10岁的张真随父母从沈阳逃亡北平。因为学习成绩好,张真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毕业时被保送到北师大附中的同时还考上了北京另一所著名中学——北京四中。最终,张真选择了北师大附中。
  初中时,班上有一位同学叫孙冠章,和张真住同一个寝室,两人关系很好。孙冠章有个叔叔叫孙志远,是北师大外语系毕业生,常到宿舍看望他。孙志远是共产党员,经常讲起共产党为贫苦穷人的解放奋斗的事。当时在张真的脑海里,只是从小学课本里了解到孙中山领导中国人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他组织的党叫国民党。由孙志远的引导,他第一次知道中国还有为贫苦人战斗的共产党。由此,“共产党”在十几岁的张真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孙冠章回了家乡河北定县,从定县给张真寄了一封信到家里,信中孙冠章让张真到他的家乡去找他。那时的张真仍住在学校宿舍,父亲收到信,怕张真离家太远有危险就把信烧了。
  日本人进城以后,父亲才把此事告诉张真。这时,张真的心里一直琢磨:“我和孙冠章的关系最好,不知道他叫我到定县做什么?”其实,孙志远当时就在定县,想把张真和孙冠章一同带到延安去。但因为父亲当时没告诉他来信的事,张真就这样失去了去延安的机会。但此后,张真的心里一直没忘,共产党是为解放劳苦大众而战斗的党。
  1939年,在河北高中读书时的一件事,成为张真日后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铺垫。
  班里有个叫刘德昌的同学,患了结核性腹膜炎,病情十分严重。治疗期间,张真日夜守护了一个月。这种仗义行为引起了班里的另一位同学程辛朋的注意。程辛朋认为张真可以信赖,不时找他谈心,还把京西八路军游击队宣传抗日的材料拿给他看。不久,程辛朋去上海工作,临行前介绍张真认识了社会青年孙亚宁、魏登州和胡书行。
  认识了以后,他们就一批批地给张真提供进步书籍阅读,不仅有高尔基的《母亲》《我的大学》,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巴金的《家》《春》《秋》,还有被改装成几个小本的《资本论》和国外的革命书籍。张真看得非常入迷,并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是这么回事,为什么穷人总是受苦,根本原因是这个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关系!
  1941年,20岁的张真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重要抉择——去延安。那时,去延安有两种途径,一是从解放区到晋西北,从晋西北再到延安,但这需要有地下党接应;二是自行闯过蒋管区。采用第一种途径,相对安全,却需要做好周密计划,这需要时间。但是,此时的张真已经清晰地认识到民族侵略和阶级压迫就像两道重重的枷锁套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当环境越来越恶劣时,张真便急不可待地弃学,发动几名同学一起去闯日伪封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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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真(后右一)和战友们在一起(资料片)

  9月,已经下定决心的张真在出发之前和家里人说了要去延安的想法。这时的他已经高三,再过几个月就将高中毕业,本可以顺利毕业继续读大学,却下定决心去延安革命。父母亲虽不同意,但见他如此坚决,也无可奈何。临行前,母亲把张真送到了大门口,父亲因为太伤心难过并未出门送他离家。
  就这样,20岁的张真和几个同学带着一腔热血,告别家乡,告别父母,踏上了苦奔延安的路途。可是,此时的他并没想到一路上会经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更没想到这一别就再也没见到父亲,再次见到母亲也是9年以后了。
  再次见到母亲时,张真才知道整个家庭因为他的出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父亲因其离家生死不明,过于悲痛,几个月后就去世了,时年45岁。母亲和6个弟妹离散求生,人亡家破,其难可知。
  1941年12月15日,历经3个多月,每天步行上百里路,尝尽了各种艰辛,张真终于到达了梦想中的延安。
  “到了延安,我顿时觉得自己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带着满腔热情而来的张真,在组织的安排下,进入了中国医科大学,穿上了军装。当时的医大有几个班,都已经上课好久了,张真无法插班学习。校方负责人找他谈话,问道:“现在没有合适的班,你先刻钢板行不行?”“行!我来延安是革命的,干啥活都行。”于是,张真就开始学习刻钢板,因为文化基础好,写字漂亮,很快就把钢板刻得像模像样了。
  此时的张真,心里想的就是服从组织安排,为了革命胜利拼命工作,直至1945年。在延安学习和工作的4年里,他在骑马行军战斗中不慎从马背上摔下来过、烧木炭时为了砍树从几十米高的悬崖上掉下来过、砍树时脚骨被斧头砸断过……但是,也是在这4年里,他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徐向前、胡耀邦、叶剑英、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讲的革命道理,也经历了1942年的“整风”、1943年的“审干”、1944年的“甄别”等政治运动。

第二次人生选择——求学报国弃官位

  1945年末,根据党中央的组织安排,张真随部队离开延安进军东北。日本投降后,张真担任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大校长政治委员王斌的秘书,1947年任医大校务处政治协理员,1949年任校务处处长。
  1951年夏秋之际,战局平稳,东北局拟从在职干部中选拔部分人员保送大学学习。“我当时考虑,新中国的建设需要知识和技术,就自作主张参加了考试,并被选中。但我那时是党委成员,要经党委集体同意,大家讨论时都批评我胡闹,不同意我离开医大。”
  无奈之下,张真在党委书记阙森华同志的陪同下来到大区人事部,经人事部部长冯秉天同意并批准其到哈工大学习。1951年10月,张真带薪来到哈工大求学。
  学习了不到一个月,张真收到了王斌部长的亲笔信,让他回东北卫生部主持财务工作,担任副处长,职级为副局级。“我要的不是资格和地位,国家建设需要的是知识和技术,不是资格和地位。我选择到大学学习这条路很坚决,所以谢绝了王部长的好意。”这是张真人生中的第二次重要选择。
  来到哈工大学习时,张真已经30岁。虽然中学的基础不错,但也是10年间没经过系统的学习。预科1年、本科5年,在“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哈工大,经过大大小小的考试、实验、实习,6年的摸爬滚打,艰苦程度令张真始料不及。
  1958年毕业时,张真被安排担任学校科研处处长,成为哈工大历史上的第一任科研处处长。从此,张真的命运就和哈工大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刚上任不久的一天晚上,大约7点多,张真接到李昌校长的电话,让他去讨论科研计划。放下电话,张真带着计划书一路小跑从位于木介街的家里赶到专家院三单元一楼的李昌校长办公室。一进门,看见屋里坐着的都是校党委常委会成员,张真吓了一跳。李昌看了一下计划,立即甩给张真,说:“这叫什么计划?不能讨论!”于是,张真拿回计划,组织科研处的同志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直到获得李昌的认可。
  1959年,哈工大教师与全国15个省,100多个市、县,500多个厂、坊、企业协作开展了1 371项科研课题。其中10万倍电子显微镜、可锻铸铁快速退火、大型仿型立车等项目在全国教育成果展览会上获得好评。为此,张真组织科研处的同志写了一篇工作总结。李昌看后说,既然80%的科研成果都是厂校协作完成的,那么总结就应该突出厂校协作这个特色。为了改好这篇总结,李昌把张真和科研处副处长郭玉昌和王魁业、刘以准两位同志叫到他的办公室不分昼夜地连续工作了4天4夜。除了简单吃饭,96个小时不眠不休,一直在讨论、改写,所有讨论李昌都亲自参与。1960年1月7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全版刊登了署名为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委员会的文章《学校工厂协作是发展科学技术的大道》。
  1958年,学校全年的科研经费是20万元,1959年是25万元。为了打开学校科研工作的局面,张真经常跑北京,去北大、清华、北航等学校取经,每隔两三天就写一份报告寄给李昌校长,每一篇报告都篇幅很长。
  1960年的一天晚上,张真得知在北京饭店有一场科研项目洽谈会,便赶到了现场。在大餐厅里,摆了一圈都是国防各军兵种的展位。当时在现场的除了张真,还有他的两位同事。张真就带着这两位同事挨个展位去谈,了解对方需求,推介学校科研实力,能签约的就当场签下。一个一个展位谈下来,张真累得口干舌燥。
  与此同时,张真还在哈尔滨和全国的多个省市广泛联系合作单位,1960年,学校获得的科研经费超过1 000万元。时任哈尔滨市委书记任仲夷还在报上以《厂校协作红旗飘,满城都说工大好》为题写了社论。
  此后的几年,张真又先后担任过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办主任、教务部副部长等职务,直到1968年秋以“漏网走资派”的名义被隔离审查。1969年,全国形势有所变化,被隔离的张真从地下室被转到学生二宿舍。虽可以回家看看,但仍需参加集中劳动,不时被训话批评。这年冬天,当张真正在贵新街烧锅炉时,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说经中央决定哈工大南迁,令张真随校到重庆工作并担任训练组组长。
  学校南迁至重庆后,占用了西南师范学院和四川外语学院的校舍,与哈军工原子能系组成重庆工业大学,归属二机部,但从未招生。1971年林彪坠机事件后,四川省委省政府向中央反映,认为学校占用西南师范学院和四川外语学院不合适。同时,重庆工业大学长期没有教学任务,迁川的仪器设备损坏严重,人心不稳。面对这种形势,学校领导希望国防科委和二机部能有个解决方案。
  其实,到重庆后的一多半时间,张真都在北京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为了反映学校情况,他成了二机部主管教育的副部长李觉家里的常客,还不时地去拜访二机部军代表、兰州军区空军司令袁学凯。
  1973年春,学校接到二机部通知,国防科委将召开会议讨论重庆工业大学问题。张真和军代表贾桂文一同参会。会上,教育部的一位负责人表态,认为重庆工业大学继续占用西南师范学院校区独立办学已不可能,比较现实的办法,就是把重庆工业大学并入重庆大学。话音刚落,张真当即发言,阐述哈工大50多年的建校史和为国防服务十几年的贡献。“哈工大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教学科研体系,这次南迁了绝大部分教学科研设备而骨干教师只来了少部分,且不配套,如果并入重庆大学,对国家教育资源是极大的损害。如要合并,最好的方案是重返哈尔滨并入哈工大!”
  张真一番有理有据的陈词令在场的国防科委和教育部的负责人有些始料不及,但教育部的负责人又提出了第二套方案,说“你们既然不同意并入重庆大学,仍然坚持独立办学,在四川就不好办了。你们只有去贵州办学的一条路。”代表学校参会的张真再次起身发言,详尽地阐述了把哈工大再迁贵阳的不现实性。主持会议的国防科工委主任刘西尧见各方意见无法统一,宣布散会,让重庆工业大学等待决定。
  两个月后,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哈工大成员和设备返回哈尔滨。这就是在哈工大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北返”。之所以说这次北返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是因为这不只是人员归队、设备归队,更重要的是把国防建制带回了哈工大,对哈工大日后的发展和今天的办学实力、特色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南迁北返的哈工大,元气大伤。能否恢复元气,能否保住“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和国家重点院校的地位,哈工大处于岌岌可危之境。此时,国家教育部为了支持高校重建,决定安排部属院校向世界银行贷款。哈工大非教育部直属,本不在候选高校之列。张真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不停蹄地向航天部、教育部和学校领导汇报,无数次往返哈尔滨和北京之间,沟通、协调、谈判,学校终于获得了世界银行贷款。
  这一事件在哈工大的发展历史中同样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世界银行的贷款不只是解决了设备更新、学校重建所需的资金问题,更鉴证了哈工大在全国高校中的地位,是哈工大在“文化大革命”后一次重要展示。

第三次人生选择——一退到底为减负

  “南迁北返”后,张真先后担任过教务部副部长、教务处处长、副校长等职。1985年,学校领导班子换届,位居副校长的张真和黄文虎、李东光、李家宝、袁礼周等老领导同时退居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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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副校长时的张真在办公室(资料片)

  张真毕业于动力经济系,对经济问题有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实践经验,退居二线后受邀在黑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过一段时间。其间,教育部曾托人征询他是否愿意到深圳主持教育设备进出口公司的工作,轻工业部也希望他去做一些顾问性的工作,张真都婉言谢绝。但是,有一个人的邀请,张真丝毫没有推脱便欣然应允了。这个人就是老校长李昌。
  老校长虽然早已不在学校工作,但时时不忘关注学校的发展和变化。在校工作期间,老校长对张真的办事能力和工作作风十分熟悉。所以,当张真退居二线后,老校长便把自己一直以来要在家乡办一所大学的希望寄托到了张真身上。
  李昌的家乡在湖南,当地是土家族聚居区,教育十分落后,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老校长希望张真在当地组织筹建一所大学。已经65岁的张真便在没有任何待遇的条件下,于1986年只身去了湘西,着手筹建武陵大学。
  在此期间,张真为了建校经常到北京出差。有一次,他在黑龙江驻京办遇到了哈工大原党委书记、与其一起退居二线的李东光。两人交谈时,张真提出:“我已经不在一线工作,作用有限,在二线国家和学校调整工资待遇还得考虑我们,无端给人民增加负担。我看,还不如申请彻底退下来,倒是能给国家和人民减轻不少负担!”于是,他当即写了一份申请全退报告请李东光带给了学校党委。
  1987年末,航天部党委批准了张真的申请。这是张真人生中的第三次选择。
  就在张真的申请被批准后不久,国家开始调整工资,自然就没有张真的份儿。后来,航天部发放航天30年补贴,他差两年不足30年,自然又是榜上无名。再后来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也与张真无关。
  后来,老同事王耀臣曾问过张真,对自己提前申请全退有没有后悔过。张真说:“我心里坦然,没有丝毫介意,因为全退是我自己提出的,是我的选择。”
  尽管主动申请了全退,但张真对学校、对事业的尽心尽责却没有丝毫褪色。1987年,国务院、教育部拟提一批重点院校成为副部级管理单位。为争取哈工大成为首批院校,已经离休的张真毅然接受校领导的重托,赴京陈词,做了大量的沟通和协调工作,终使哈工大如愿入选。这也成为我校发展历史中一次重要的转折。
  1986~1991年之间,张真抛家舍业,一心在湖南办学。1991年,武陵大学建立后,张真回到哈尔滨,看到学校有很多退下来的老同志还在继续发挥余热,便又着手筹建哈工大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哈工大老科协成立之初,条件十分简陋,既无经费又无办公地点,会员不足百人。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张真率领几名老干部和老教授,怀着对老同志的深情厚谊和对老龄事业的执着追求,白手起家创办了老科协。办会条件虽然困难,但有正确的宗旨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哈工大老科协不断发展壮大,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团结全校老科技工作者,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获得丰硕的成果,2003年被中国老科协评为首届全国先进集体,张真被评为“中国老科协科技耆英”。
  老骥伏枥,绚丽晚秋。离休后的张真仍像在岗时一样兢兢业业,继续发挥着他的光和热。从1985年起,他先后担任过黑龙江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黑龙江地区开发研究咨询委员会委员、黑龙江老区建设促进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长、哈工大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等职。他牵头创建了黑龙江省北方联合大学,创办了哈工大老年大学并亲任校长,成立了哈工大应用技术研究所,组建了哈工大外语培训学校,开办了黑龙江广厦学院……
  作为在哈工大学习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哈工大人,张真心里总是惦记着学校的事儿。为了记录学校的发展变迁,2006年开始,他和徐杨、张星熙等老同志一起开始自发为学校写史料。在他们编撰出版的《二十世纪哈工大人》一书中,完整地记录了数百位曾为哈工大的发展建设作出过贡献的哈工大人的资料。在《哈工大重要史料汇编》中,在学校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事件清晰可查。而在这背后,大量的资料收集和文字编辑、校对工作,只有一起工作的编辑组成员才清楚。参与这两本书编辑工作的孙闽玉说:“张校长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但一直坚持带病工作,对书稿的每个细节都亲自过目。他现在已经93岁了,还在为续编伏案工作。”
  在哈工大60余年,从当初为报国求学哈工大的热血青年到如今病榻上依然伏案编辑校史的九旬老者,张真把自己一生的情感、智慧和力量都献给了哈工大。对于人生中这3次重要的选择,张真从不感到后悔:“我当初离开家去延安,后来放弃官位到哈工大求学,主动申请全退给国家减轻负担,都是自然而然的事。不论在哪里,不在乎职位高低,心里都坦然,这些选择都是源于从小就在心里扎根的那个报国的初衷。做人不能违背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