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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

齐毓霖

  我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但我的父亲却是在城市贫民家庭中长大,从小因家庭实在贫困很难维持正常生活,被送入洋人办的教会学校,当童工替人家擦地板、打扫厕所,靠自己的劳动换得听课的机会,从小学到大学都是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的。后他去美国留学也是靠在福特汽车厂打工完成学业的,回国后,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兼管学校的房屋设a计和修缮工作。

  1937年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了。父亲将全家送回杭州老家,和外祖母全家从杭州逃到钱塘江对岸绍兴县山中的一个小村中避难。父亲和他的4位同事被留在南京和金陵大学的外国教师一起留守校产。不久金陵大学全部西迁到四川成都办学。

  日本侵略者攻陷南京城后开始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留在南京的德国洋行经理拉贝先生出面组织国际友人和留守校产的中国职工成立了国际难民区,主要收容妇女和儿童。我父亲任金陵大学校区难民区主任。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和友人们一起将难民们组织起来到处收集粮食和燃料维持上万人的生活。这批失去人性的鬼子兵,侵入难民区,将妇女拉到大街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强奸。父亲他们只能急忙通知国际友人将妇女夺回来。这些妇女有的就因此精神失常,在难民区内狂奔并疯狂喊叫,真是惨不忍睹。当时南京电厂已被破坏,晚上一片黑暗,我父亲及同仁们夜间在难民区周围巡查时经常被同胞们的尸体绊倒,这些同胞都是在心脏部位被鬼子兵用刺刀刺死的,在尸体左胸部留下一条刀口。这些丧失人性的侵略者在日本国内是彬彬有礼、见人就九十度鞠躬的君子,到了中国却干出这种没有人性的勾当。这是为什么?

  有一天傍晚,父亲戴着红十字袖标和外国友人一起巡查难民区周边地区,当外国友人刚和父亲分别回自己住处时,意外情况发生了。我父亲遇上了刚进城的日本兵,见人就杀。这鬼子用刺刀顶住我父亲的胸膛又把父亲的红十字袖标扯下,这时父亲大声喊叫国际友人的名字“雷克斯”!这位国际友人急忙赶回,一把把日本兵刺刀拨开,把父亲拉走救下,在他家躲了几天。父亲的中国同仁们见父亲几日不回,以为他牺牲了,就设法通知我的母亲。得此消息后,我们全家都哭成一团。没有了父亲,又是国难当头、兵荒马乱,我们4个姐妹兄弟和妈妈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当时我才10岁。事过70多年了,我至今仍然没有忘记当时的情景。

  当日本鬼子过钱塘江后,我们全家又逃到浙江东部山区天台县避难。父亲从南京回到天台县,将我母亲和妹妹接回沦陷区南京。我们兄弟3人仍在天台县由我姨妈们照管。当时县长曾请父亲为县政府职员介绍南京大屠杀的经历,父亲讲到他所遇到的惨景时,突然昏倒在讲台上,经抢救后被抬回家来。可见父亲在精神上遭受到的打击之深。

  在天台县避难期间,我的哥哥在外地上学,留下我和弟弟,在生活上由表兄田锡唐的母亲照管。为防止敌人飞机袭击,早上6点上课,8点半警报响起,我们拉着弟弟就往城外跑,趴在草窝里。敌机飞得很低,见人就用机枪扫射。有一次竟猖狂到这种程度:一架日机发生故障就迫降在城外的一个大平地上修理,国民党军竟无人敢去把它击毁。飞机修好后又飞走了。

  1942年我初中毕业后和弟弟齐康,由表姐陈秀芝(她才20多岁)领着我们从天台县穿过国民党和日本占领军的交战线来到宁波市,然后再化名托人从宁波坐船到上海,再由父亲把我和弟弟接回南京。这段历程我终生难忘!因我和弟弟都不满15岁,姐姐才20多岁,3人分乘两顶用双人抬的轿子,从天台县老家沿着崎岖的山路一直来到宁海县国民党军和日本侵略者占领地的交界线上。在这一路上,经常遭到兵痞流氓的骚扰。在交界线上我们隐蔽着,因为轿工们经常穿过这条封锁线,他们清楚日本鬼子巡逻的规律,当鬼子兵过去后,他们赶快抬着我们穿过这无人区。鬼子怕有人破坏通讯电话线,就隔十几根电线杆上挂上一个中国人的人头。我们被吓得蒙着眼睛坐在轿子里都不敢呼吸了,姐姐就更害怕了。当我们进入村子后,姐姐就用伞遮住自己怕被鬼子看到。这是我和弟弟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鬼子。在一个熟人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坐小轮船去宁波市。一位被五花大绑、眼睛被蒙着由4个鬼子兵押着的年轻同胞就坐在我们3人旁边。另一个鬼子支着一挺机枪趴在船头上。这位年轻的同胞看样子是一位游击队员。

  在宁波,我们住在一位开诊所的张大夫家里,他家位置在原国民党宁波银行大楼旁边。宁波市被占领后,日本的宪兵队就设在那里。宁波被占领前,日本侵略者曾在那里投过细菌弹,因而在市内发生过鼠疫。宁波被占领后,就在诊所和日本宪兵队对面一大块人口密集的居民区内又发生了鼠疫。日本鬼子将这个区包围起来,浇上煤油,连人带房子全部烧光。我们到宁波后,所看到的是一片焦土广场,到了晚上我们听到从宪兵大楼内传来的同胞受刑时发出的凄惨喊叫声。过不久就听到从对面焦土广场上传来的枪声,接着就是卡车声,这是把受难同胞尸体用车拉走。今年我已80多岁高龄了,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这种惨痛的情景就会浮现在我眼前。2007年我回宁波市时,特意请人带我到那里去看一下。焦土广场已盖上一片新楼,但是在大街边上仍竖着一块碑石,记录着日本侵略者在此地的暴行,让后人永志不忘!

  在宁波市我和弟弟改名换姓,我改名为张善甫、弟弟齐康改名为张善良,托人办了“良民证”,再由一位姓张的商人领着我们乘船由宁波到上海。我和弟弟睡在轮船顶层甲板的草席上。旁边的一位妇女见我们两人年幼又无大人领着觉得很奇怪,就问我们:“你们的大人呢?”我和弟弟只是低头不语。船到上海港靠岸后,我和弟弟看见在岸上的下船口站着的多年不见、戴着眼镜的爸爸,拼命喊着:“爸爸!爸爸!”下船时要检查“良民证”,日本鬼子兵拿着鞭子一边抽打挤着下船的同胞,一边检查。一些妇女被打得衣服撕裂、皮肤上露出条条血印。弟弟和我到现在都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惨象。下船后,父亲领着我们到住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位亲戚家。当时日美尚未开战,由日占区到法租界又要经过一道关卡。这道关卡是由法国巡捕和雇佣印度警察把守的。我们又挨了一顿鞭子,检查证件后,才进入法租界到了亲友家。上海就这样被列强们瓜分得七零八落。

  回到南京后我上了中学,开始上学时每次都要经过日本宪兵队门口。第一次我路过时,就被站岗的鬼子喊我站住,冲着我大喊大叫。我被吓傻了,幸好路过的同胞对我说:“对他要鞠躬。”鞠完躬后我才被放走。另外,当时南京是汪精卫伪政权的“首都”,每周一汪伪大官们要开朝会。汉奸们路过的沿途都由拿着枪、上了刺刀的伪军戒严。当汉奸车队开来时,这些二鬼子让在人行道上的老百姓停下来,转身面对墙,双手举起趴在墙壁上,等车队过后才让通行。我家住在一条小巷里,每天早上日本宪兵队的一个军官骑着马,哼着日本小调,趾高气扬地去日本宪兵队上班去。但到了抗战后期,中美合作的“飞虎队”的飞机开始反攻,把鬼子机场炸成一片火海。我们亲眼看到鬼子飞机一架架被击落,老百姓心里说不出有多么高兴!宪兵队骑高头大马的军官也不见了。在沦陷区是不许老百姓有收音机的。我家藏有一台老式四管收音机,我就连人和收音机蒙上毯子在里面偷听重庆后方的短波台,父亲在室外放哨。有一天我收听到希特勒自杀、德国投降的消息,告诉父亲后,他又转告校内的同事们。大家都高兴极了,觉得有盼头了。

  抗战胜利后我们都希望祖国会强大起来。蒋介石出版了题为《中国之命运》的小册子,吹嘘胜利后中国的美好前景。但是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在南京大街上经常见到美军开着吉普车,搂着中国女孩(所谓的“吉普女郎”)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市场上物价飞涨、纸币贬值。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时,国民党又搞了“金融改革”,用发金圆券的办法将老百姓的黄金掠走。我在浙大读书时用一袋金圆券也买不来一块烧饼。市场上通用吃香的是刻印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简称“袁大头”)和美钞。浙大的教授和职工每月发工资后就赶紧跑到市场去换“袁大头”以求保值,去晚了的老师因“袁大头”涨价这一个月生活就难保。全国的“反蒋学生运动”在各校兴起,震惊全国的“于子三”事件就发生在浙大。他是当时浙大学生会主席,被捕后关在监狱中被国民党杀害。“三青团”在校内造谣:“于子三是在狱中打破了玻璃窗用破玻璃片割颈自杀的。”这是国民党编的谎言。竺可桢校长挺身而出,组织生物系教授亲自入狱验尸,揭穿了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谎言。每当特务组织一批流氓要冲入校内抓捕学生时,竺可桢校长就站在浙大校门前挡住特务不让他们进学校。受人尊敬的老校长给我们浙大校友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杭州市是1949年5月1日解放的,5月3日我和韩桢祥(曾任浙大校长)等4位同学被调到市军管会工业部参加接管工作。和我们一起参军的一位文学院的同学被分配去和南下干部到郊区参加土改。1950年我和部分同学又被调到东北来支援工业建设,我与浙大的一些同学被分配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和许多老干部一起参加学校建设,成为哈工大的“八百壮士”之一,1994年离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但回首往事,我想对年轻的朋友们说说我的体会和我对你们的期望:

  1.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要热爱我们的祖国!

  2.革命烈士秋瑾女士有句名言:“国穷人种贱!”历史证实了它,即使到现在这句名言在当今仍是一条真理。年轻朋友们,你们一定要使祖国强大起来!

  3.在近百年历史中,我国无数先烈为了祖国的解放和复兴而牺牲,很多同志甚至连五星红旗都没有看到就倒下了。我们要永远以他们为榜样做人、做事和做学问。

(作者系哈工大教授、曾任机械系主任,现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