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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 人之楷模

—我所知道的徐邦裕教授
胡朝斌 刘勇

  在暖通楼装修一新之后,我又来到了徐邦裕教授的铜像前。望着先生那慈祥的面容,想起4年前先生铜像揭幕的日子,不由得心潮起伏,思绪翻滚。
  1998年的4月25日,这是初夏难得的一个好天气。来自海内外的百余名暖通学子,怀着十分敬慕的心情,肃立在二校区暖通楼门前盛开的丁香花丛周围。
暖风阵阵,丁香香飘。红色的幕布被徐徐拉开,一代宗师,我国暖通、空调与制冷专业的奠基人徐邦裕教授的半身铜像,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金色的光辉,出现在学子们面前。此时,学子们心潮翻滚,热泪盈眶,恩师的音容笑貌又展现在眼目......
  徐先生生前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暖通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暖通空调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制冷学会委员等社会职务。他早年留学德国,在民族危难之际,毅然放弃优厚的待遇,冒着生命危险,转道回国,谋求科学救国之路。在多年的教学、科研和工程实践中,他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人才,留下了不朽的业绩,也使他从一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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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二区暖通楼前的徐邦裕教授铜像(古月供稿)

  徐先生不仅治学严谨,学术造诣精深,而且人格高尚,宽厚诚恳,极受人敬重,不愧为一代宗师,人之楷模。他的学生、同事,包括那些已经成了名的教授、领导,都称他为先生。为了纪念他,激励后来者,他们自发捐资为先生铸像,并在先生铜像揭幕时从四面八方赶回母校,在先生像前宣誓:为我国的暖通科学与技术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努力奋。
  徐先生的铜像在暖通楼前的丁香花丛中已经度过了5个寒暑。每当漫步在二区校园,我都要在先生的像前驻足片刻,回顾与先生生前交往的情景。我无缘做他 的学生,但从与先生十几年的交往中,我却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的思想,他的精神,特别是他做人的原则、人格的风范……这些宝贵的财富,一直在激励着我,激励着他的学生和所有熟悉他的人。我想,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写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先生,尽管我的文笔不足以表达先生的完美。

(一)

  1936年,年轻的徐邦裕怀着一颗科学救国的赤子之心,跋涉万里,到当时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德国求学。194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慕尼黑明兴工业大学授予的“特许工程师”学位。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的残酷,波及到在德 的中国留学生。德国政府逼迫中国学生承认汪伪政府,否则就要被赶出德国。摆在 徐邦裕面前的有两条路’而且是两条极易选择的发财之路:一是承认汪伪政府留在德国;一是接受美国的重金招聘。然而,这两条路徐邦裕都没有选择。他要回国!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受欺挨打,就是因为科学技术不发达。他要把自己的所学,用在强 大自己的祖国上。他的导师努塞尔特教授劝他,大丈夫要以自己的前途为重,要能伸能屈、从权应变,而且战事吃紧,回国会很危险。徐邦裕坚定地说,汪伪政府丧权辱国’我决不能承认;我是中国人,我要为自己的祖国效力’为了不失掉国籍,为了祖国的富强,我爬也要爬回自己的祖国。
  当时,欧洲战火连天,回国的惟一安全途径是经中立国葡萄牙转道。但徐邦裕并未走这条路。因为他知道,美国正在葡萄牙招聘,实际上是在堵截懂得德国技术的人才。
  1942年5月,徐邦裕怀着一颗赤热的报国之心,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条没人敢走的路线:取道奥地利,经匈牙利、罗马尼亚、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缅甸,进入中国国境。走这条路,随时都有被战火吞噬的危险。一路上,他搭过货车,坐过扫雷艇,在飞机轰炸、炮弹横飞中餐风宿露,历经3个多月的艰辛危难,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当他呼吸到祖国泥土散发的芳香时,满腹的辛酸再也无法抑制,他的眼睛模糊了。
  回国后,徐邦裕怀着瑰丽的幻想发奋自励、奔走呼号,以图报国。然而,在旧中国,他的所学只能为资本家的发财致富所用。坎坷的经历和社会的现实使他逐渐认识到,科学救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他期待着祖国光明的到来。

(二)

  光明终于降临祖国大地,徐邦裕为国图报的时候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辞去了给他优厚待遇和重要技术职务的两个私营企业的工作,来到国家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院任主任工程师。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新中国建设需要大批的人才。徐邦裕渴望把自己的所学传授给更多的人。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1957年,哈工大副校长高铁同志亲赴上海请调徐邦裕。
徐邦裕身材瘦小,又是南方人,到寒冷的哈尔滨能受得了吗?他的家人都不赞同。但徐邦裕却说,过去我报国无门,现在国家这样重视知识,而且又是为自己的国家培养人才,就是再苦再难我也要去。
  当时,徐邦裕已是国家三级教授。他到哈工大后,正赶上苏联专家撤走。于是,他便承担起了指导毕业设计的重任。当时已是苏联专家研究生的廉乐明教授在回忆徐先生时说:他那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和渊博的知识给我们这些外国人培养的 研究生很多新的启迪,拓宽了我们的思路。他非常谦虚,和我们一起讨论问题,认真听取我们的意见。由于他的努力,我校暖通专业在国内最早招收了由自己培养的一批研究生,使我校暖通专业在国内产生了重要影响。
  朝气蓬勃的教育事业和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让徐邦裕感到无比兴奋。他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工作。由于过度疲劳,他患了严重的溃疡病,经抢救才脱离危险。接着,他的小女儿又患了白血病。当时他正在搞超声波除尘研究,脱不开身去看望孩子。女儿病逝后,他忍着内心的伤痛,更加拚命地工作。为了考察矿井的通风和除尘情况,1962年他到双鸭山煤矿和矿工一起下井。就在他返校的当天,溃疡使他又一次大出血,抢救后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他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1964年夏,为了解南方的降温情况,他冒着炎热到广东。领导劝他不要带病出去工作,他非常动情地说:我不敢说我有共产主义觉悟,但为了祖国,我要献出我的一切。
  十年动乱,徐邦裕一直认为这是暂时的,科教事业总要发展,所以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依然是全身心地投入。沉重的精神和繁重的工作压力,使徐邦裕的身体更加不支。1975年以后,他外出工作时,总是在自己的上衣口袋里装着写有姓名住址的卡片,以防随时发作的高血压、冠心病。1979年,他到意大利出席国际会议返校的第二天,就瞒着家人带病到协作单位工作。1982年,为了完成一项重要的出国考察任务,他勉强接受了医院对他强制性的治疗,人院的全面检查还没做完,他就要求医生快给他用药。他说,出国前还必须到大连参加一次学术评议会。医生说,你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而且身体又不好,工作上不能太劳累。徐邦裕眼含热泪地说,正因为我老了,又有病,我才要抓紧时间。改革开放、四化建设,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我怎么能在医院养病呢?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啊!

(三)

  徐邦裕的报国之心是赤烈的、火热的。他一生不要求别的,只要求为祖国、为人民多做些事。几十年如一日的刻苦工作,使他为祖国留下了一项又一项的成果。
  20世纪60年代前,我国高校暖通空调专业采用的教材一直沿用国外教科书的内容。为什么不能编写自己的教材呢?1958年,徐邦裕认真分析研究了“制冷工程”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创造性地另辟蹊径,编写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自己的教材,并为我国高校开设了第一个制冷专业课,同时建立起了我国第一个除尘研究室。
  徐邦裕善于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攻克难关,在科研和工程实践中锤炼教师 队伍,培养人才。1960年,他主持研制我国第一个人工冰场,调动了除尘研究室的大部分教师和两个班的学生,在他的指导下群策群力’总结出了12册实验数据,提出了在室内温、湿度条件下,修建人工冰场、冰球场的设计方案和资料。后来,在北 京首都体育馆冰球场的设计施工中,他又把这些用心血提炼的数据和资料无代价、无保留地献了出来。
  几十年来,我校在暖通空调及制冷方面取得的成果基本上都是在徐邦裕的主持、指导下,发动师生参与完成的。但在发表论文时,他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 后。而且,在他主持下研制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国内“第一”:第一部制冷工程教材、第一个除尘研究室、第一个人工冰场、第一台热栗式恒温恒湿空调机组、第一台二次 加热能源新型空调机组〈比日本专利早10年〉、第一台水平流无菌净化空调机组、第一台房间空调器热卡计算式试验台……这些“第一”,使他成为我国第一位进人国际制冷学会的专家。1979年,在意大利、西德召开的国际制冷会议上,他的论文轰动了各国同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瞩目。
  作为我国暖通、空调与制冷行业的一代宗师,为数不多的几位第一代专家之一 ’徐邦裕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这些人活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其中不少人是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或政府、企业的中、高级领导。他的学生,现任我校市政环境工程学院副院长的孙德兴教授等在回忆他时说,徐先生对学生要求很高、很 严,但又满腔热忱,像慈父那样温暖。他在学术上站得高、看得远,指导研究生不拘于细节’细节方面让学生充分发挥,但在大的方面,他总能提出更高、更多的要求。在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在我国还很不普及的时候,他就自己首先学会了,这对一个当时已年过半百的人是不容易的。他学会后,就指导学生把计算机应用到专业中。
  孙德兴说,做过徐先生学生的人都有同感,尤其是我们这些研究生,我们的学位论文都是让先生的髙标准、严要求“逼”出来的。回想起来,跟徐先生学习一场,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更学到了对学术精益求精的精神,感到终生受益。

(四)

  徐先生资深望重,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但他在学术上从不摆架子。无论什么人,包括那些在工程实践中遇到困难的技术员、工人,只要找到他,他都热心地帮助,并用商量的口吻和他们讨论问题。在徐先生的心里,只要是对国家、人民有益的事情,他都愿意去做。他说,发展科教,富国强民,是我一生的追求,只要对此有利,我愿做一块铺路石。改革开放以后,徐先生曾多次应邀出国。但他每次回来,大包小包装的都是资料,别说大件物品,就是一个半导体他也没往回带过。他带回的资料谁用谁拿,拿走了他再买0他的学生回忆说,徐先生病逝后,我们赶到他家取衣服,翻箱倒柜竟找不出一件像样的衣服为先生送行。徐先生的工资不低,钱都哪去了?到徐先生家就知道了。徐先生家里,除了床、两张桌子、两把木椅、一对木扶手沙发、一个老式衣柜外,再有的就是书了。看到书,谁都会明白,徐先生的钱都花在这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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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邦裕教授生前与学生们在一起(古月供稿)


  在徐先生家的书架上,本专业及相关专业藏书资料古今中外无所不有,书架上 摞了一层又一层,赶得上一个图书馆。他的学生说,先生的这些书实际上都是给我们准备的。我们需要的一些资料,在省内,甚至在国内图书馆都找不到,到先生这里却可以找到。这些书不但供我们使用,他还经常无偿地把一些资料送给素不相识的人,没有了他就再补充上。写到这儿,我想起了与先生夫人偶然的一次闲谈。那天,正赶上徐夫人在复印室复印资料。我向她打听徐先生的情况。徐夫人告诉我先生正在家里写信,说是有人要资料,让她来复印。提起写信,我知道实际上是在回答别人的咨询。像这样的回信,徐先生每年都要写几十封,甚至上百封。这些回信有给同行的,有给学生的,但更多的还是给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他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时还要给人画图、赠送资料。这一封封来信,一封封回信,耗费了徐先生多少心血呀!但他却乐此不疲。有时实在忙不过来,
  他就让夫人帮忙。但到往外寄时,他还必须检 査一遍,以免出现差错。
  徐先生一生对自己一无所求,他心里只有祖国、他人、工作。他的研究生毕业离校,他亲自送到车站;他的学生结婚,他要送上一份贺礼。然而,他有病住院却从来不想让人知道。有一次他到上海看病,病还没好,他自己就坐硬板车回到了哈尔滨。他说,我看病花了不少钱,国家还不富裕,能省就省,坐硬板不也回来了嘛。在他病重期间,他自知不起,多次要求组织不要给他用贵重的药,不要派那么多人护理他。学生、同事们去看他,他极力地说服大家不要总来看他,不要影响工作。
  徐先生的一生写下了多少个“第一”,为国家节省了多少资金、能源,为他人解决了多少生产技术上的难题,谁也说不清楚,因为哪项成果、哪件产品上,都没有单独写着“徐邦裕”这3个字。然而,他的名字却与他的学生、同事,与工厂的技术员、工人、试验员们在一起,他永远活在这些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