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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工大空军翻译功不可没

陶丹梅
 
  哈工大博物馆校史展厅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让许多人在这里驻足观看。1949年新中国建立初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大批苏联专家和顾问来到中国援建。哈工大先后抽调200多名学生,在空军、工业、铁道兵和海军的建设中担任俄语翻译。
  6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在哈工大的校史上鲜有记载。博物馆筹建期间,我们走访了许多当年的校友翻译。虽经岁月沧桑,但他们仍把那段风华正茂时、受命于新中国建设之际、调任俄文翻译的日日夜夜珍藏在记忆中。他们在讲述那段不平常的点点滴滴时,犹如品着一杯醇醇的美酒,偶尔也说上几句俄语……挖掘、珍藏和展示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作为哈工大发展史上的拾遗补缺,很有价值。
 
受命于新中国组建空军之际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说:“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10月25日,刘亚楼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空军司令员。同年11月11日,新中国空军正式成立。
  空军初建时期,我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达成协议,苏联派遣专家和顾问帮助我国建立空军。按中苏双方协议,当时苏联政府提供的数百架飞机和800多名专家顾问陆续到达中国,分别到6个航校参加建校和教学工作。
  新中国空军建设的特点是先建航空学校,后有航空部队。第一批航校是以苏联空军航空学校为样板创建的。苏联派来参加创建6个航校的顾问是开办航校的全套人马,包括校长、政委、校机务工程师、飞行教员、机务大队的机务人员等。空军司令部有司令员、参谋长、侦察、队列、照相、雷达、气象等顾问;团指挥所有作战、指挥、领航、情报、雷达、标图等顾问;工程部有飞机发动机外场顾问、军械、修理顾问等;训练部和后勤部有飞行、领航、轰炸、油料、器材、场建、车管等顾问……这些专家和顾问来中国,必须要配有相应的翻译才能开展工作。
第一批抽调的哈工大工程班学生1951年2月在北京空军训练部
  急需大批俄语翻译,这是新中国组建空军面临的首要问题。刘亚楼司令员说:“我们向苏联学习空军建设经验,没有俄文翻译,就是一句空话,等于想过河,没有桥和船是办不到的,因此,我们一定要下决心解决好桥和船的问题。”
  早在刘亚楼司令员与苏联进行援助我国空军创建航校的谈判时,他就下令立刻组建俄文翻译队伍。于是1949年第一批俄文翻译从哈外专调出31名,哈工大工程班25班学生全部调出担任翻译,接着又从新疆招聘52名。共108名翻译于10月和11月陆续到达6个航校。
  1950年3月3日,哈工大程映雪、王克杰、李伯勇、门振声、孙家栋、赵元亮、滕鸿进、李英范、齐肇慧、申扶凤、姜士杰、随承素、杨育容等30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又踏上征程。空军通过招聘、抽调、借调等不同方式,从祖国各地组织了大批俄文翻译,最多时达880名。
  哈工大用俄语授课,具有培养俄语人才的资源优势。1949年第一批学生翻译紧急从哈工大抽调后,再抽调第二批学生时,冯仲云校长感到很为难,因为哈工大当时肩负着为国家培养工程师的任务,他担心学校完不成这个任务,并把他的担心报告给时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高岗又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后,决定调令改为“借调”。虽是借调,很多学生在空军却奉献了几十年,甚至一生。  
 
统领八百翻译官  占尽风情六航校
  
  哈工大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新中国组建空军,先后几批学生临危受命,放弃了工程师的梦想,奔赴祖国建设的第一线。建空军必须从培养飞行员和各类航空技术人员做起,作为俄文翻译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忘我的精神投入紧张的学习和筹建工作中。来自工程师摇篮的哈工大空军翻译,个个生龙活虎、敢于挑战,其功劳可圈可点——    
  统领空军八百翻译的第一大编译科两任科长杨劲夫和曹毅风堪称风云人物: 
  杨劲夫,闻名遐迩的老俄文翻译。他既是帅才,又是将才,是统领整个空军翻译队伍的重要而关键的人物,是新中国航空科技情报研究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也是航空科技情报研究机构的创建人。他既懂航空知识,俄文口译和笔译又十分突出,且精通日文和英文。1937年他毕业于哈工大电机系,1938年考入国民党空军机校,毕业后留任教官,193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中共地下党组织直接领导的党员。1943年他赴美学习航空技术,曾以突出的口译和笔译帮助苏联空军志愿大队支援中国抗战。
杨劲夫
  1949年他受命任空军第一任编译科科长,为6所航校的苏联顾问和专家多地奔波,四处调集俄文翻译,为初创的编译科打下了工作基础。当时的英、日、苏航空术语称谓较滥,他主持并与其他技术人员统一了航空名词,主持编印了《航空名词汇编》(白皮书)下发各航校,为翻译人员解决了许多难题。他主持编写了《航空工业科技词典》,编制了中国第一部汉语主题词表《航空科技资料主题表》。他带领航空科技情报研究人员创造性地开展情报研究,为国家制定航空发展规划、自行研制飞机提供了大量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情报研究报告。
  曹毅风,1941年从复旦大学英文系学习后曾任新四军文化教员和政治教员。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救助3批遇难美军轰炸机飞行员的工作。1948年5月他带领老航校25名工程班学员赴哈工大学习,1949年第一批被调任空军翻译。
  继任编译科第二任科长期间,他领导完成了多项重要任务:翻译飞行训练和机务教育等俄文教材;在空军开始组建战斗队时,编译科将急需苏式各型飞机、发动机和特种设备的说明书译本发往部队使用,编译出版《俄华航空简明辞典》;为提高翻译人员的航空技术水平,他选调人员出国或送国内航校离职深造,组织轮训班,交流翻译的方法和经验;他保证了航空教材和资料的翻译质量,并主张科技书籍、文献应该“直译”,不能“意译”,强调翻译的文风和翻译方法,规范了上任科长在建科初期定下的翻译守则。除担任航空教材繁重的翻译工作外,他还兼负为空军各部门、航校和部队调配翻译及对全军翻译的管理和培训工作。新中国空军组建后,他曾先后4次随空军首长出国访问。
1956年,曹毅风(左三)随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章(左二)带队的中国空军代表团在保加利亚参观空军指挥系统仪器
  空军最早分别在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济南、广州建立6所航校,而6所航校的首任空军训练部编译室主任全部来自哈工大:第一航校黄子野、第二航校曹毅风、第三航校仝力、第四航校陈绍猷、第五航校何培明、第六航校王景波。
  1949年底到1950年底,是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创建空军的特殊历史时期,1951年至1953年,是抗美援朝时期。这6所航校都是训练空、地勤人员的综合航校,其中2所轰炸机航校、4所歼击机航校。
  刘亚楼司令员说:“翻译队伍可以说是一个方面军,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提供了大批可贵外军图书资料,在保证编写条令教材过程中,翻译又建立了新功。”
 
新手上阵起步艰  尴尬更促爆发力
     
  从哈工大抽调的翻译,有的正读预科,有的在读本科。他们刚到航校时,整个航校的翻译队伍平均年龄20岁,面临的困难是不懂航空技术,要学习空气动力学,飞行原理,发动机原理,飞机、发动机构造等。他们都经历了万事开头难的尴尬局面,经历了一个艰苦磨炼的过程。
  王琳德到第四航校报到三四天后,仍穿着哈工大的校服,校服上的徽章都是苏式的,帽徽是锤子加镐头的图样。别洛夫少校看他一脸的稚气,就对翻译室主任说:“你从哪儿弄来一个铁路员工?”主任说:“这是翻译,是翻译。”王琳德回忆:“当时别洛夫少校马上说了一句话,让我翻译。我听着似曾相识,却憋得满脸涨红,一个词也译不过来。接着,少校说:‘不要!’主任苦笑着:‘不要就再也没有了!’之后少校一天都没给我好脸子,这倒激励我一定要迎头赶上……抗美援朝期间,我奔赴朝鲜前方指挥所,在空中作战任务中担任翻译,跟随苏联顾问完成作战指挥、讲评、与友军交流经验的工作。1953年我又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到朝鲜开城停战谈判代表团去协助工作,并被派往战俘遣返组,我的翻译工作受到乔冠华的好评,并被邀请去外交部工作,但我舍不得离开空军。”
  后来曾任我国劳动部部长的李伯勇说,自己刚到飞行大队就出了洋相:我在学校只学了一年半俄语,对航空专业根本不懂。有一次苏联中队长说了一个什么词,听发音像是“无线电”,难道它能和飞机相提并论吗?于是我问:“难道‘无线电’也能单独飞行?”中队长说:“我说的Радио是一个机种,你怎么连这个都听不懂?就来当翻译?”其实他是用中文发音讲的飞机“拉9”,而我却误认为他讲的是与俄文近音的“无线电”。他回忆说:“每个机组有四五个学员和一个翻译,每个飞行起落下来,飞机螺旋桨停在慢车状态,我们翻译就要爬上机翼,头靠后座舱先听教官讲述学员在飞行中的表现和存在的问题,然后再翻译给前舱的学员。如果飞行顺利,教官高兴,就很好翻译。有时教官很生气,大骂粗话,又不能翻;有时教官发火,说得飞快,我又翻不出来,只好请他再重复一遍,他就骂我这个翻译没用,去见鬼吧……刚去航校时,这种非常尴尬的局面时有发生。”      
  这样的经历,几乎每一个翻译都经历过。但这更促使不服输、争强好胜的年轻人更加奋进,“翻译工作十分繁重,人少事多,无法分工,夜以继日,随叫随到。”他们虚心向苏联专家请教,努力学习航空知识。1949年底到1954年底是翻译调配最紧张、最繁重的阶段,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锻炼和快速提高。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立功证明书封皮
 
同心报国在航校  一腔热血献苍穹
 
  60多年过去了,他们提起那个年代都很感慨:那是一个人人都无私奉献的年代,人们的思想十分单纯,头脑里也只有一个念头: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紧急调出,只能边学边干,来自哈工大的学生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适应翻译工作,活跃在航校的各个岗位: 
  第一航校的王广恩,1949年调任翻译,先后几次服从调配,哪里需要哪里去。1951年冬,他又调入徐州空军11师担任强击机伊尔-10飞机培训任务的翻译,由于工作突出,荣立三等功。
  在第二航校,王文光负责翻译航空仪表和氧气设备,刘纫馥负责翻译轰炸学,胡丕显翻译领航,牟世昌翻译无线电……王文光说:“那时我一个人同时给3个苏联专家当翻译,一个专家负责速成264仪表师班,另一专家负责156仪表班,第三个专家专管写讲课笔记,指导制作教学模型和图表,我负责翻译课和给学员写上课笔记,还担负带新翻译的工作。”他的工作受到好评,荣立三等功。
  第三航校是在小岭子机场的一片废墟上建起来的,领导、翻译、助教办公、住宿都在一个大筒子屋里,十几个人一个房间,五六个人一张小桌,还要自己动手生炉子取暖。条件艰苦,但大家在仝力主任的领导下,承担完成了大量飞行训练和理论教育的翻译工作。
  很多飞行翻译对飞行训练的辛苦和劳动强度都记忆深刻。飞机一着陆,他们立即跑过去。飞行训练由苏联教官通过翻译进行,是最紧张的任务。训练科目按起落、特技、编队、仪表……顺序进行带飞和单飞,有时正在执行任务的翻译,连一顿饭都吃不完整。飞机一着陆教员要到机舱前给飞行员讲评,翻译只好放下饭碗赶紧跑过去,待飞机再次飞起,回到送饭车前再吃。没等吃几口,飞机又着陆,又得跑过去。
  王兴华回忆说:“苏联教官为了抢时间,尽快完成讲评。特别是冬天寒风刺骨,飞机螺旋又在转动,加大了风力,沙粒打在脸上疼痛难忍。3年我转战了6个军用机场。”
  在第四航校的孙玉琦,抽调时不满18岁。1953年斯大林批准给中国10架远程重型轰炸机,大批随机苏联专家来中国培训学员,孙玉琦被分配在机上带通讯班。在结业时,她的全班学员获5分,她荣立三等功。女孩子做飞行训练的不多,但她又被获斯大林奖章的二战英雄、苏联老团长选中当翻译。他在塔台上指挥飞机起落、着陆,孙玉琦则手拿话筒翻译,不敢有半点儿闪失,否则机毁人亡…… 
  第五航校的温家琦在6年中,5次荣立三等功。她出色的工作引起了空军司令刘亚楼的注意。她回忆说:1954年,在一次来自空军等单位和有百余名俄语翻译参加的紧急战前动员会上,刘亚楼司令员突然发问:“温家琦来了没有?”我不安地站起来。司令员说:“前几天,我到浪头机场无意中走到一个坐满学员的教室,苏联专家正在为部队改装讲授新型发动机。我听到她与教官流利的对话。翻译过程中,她能把那么复杂的发动机系统与结构准确无误地用专业术语表达出来,这令我十分震惊……我要当众表扬她,也希望在座的年轻人都要向她学习。”后来温家琦又考入北航,学习航空发动机设计。她参与海鹰一号、二号的动力设计,这一系列的导弹至今还是我国海防服役的主力导弹。
1951年在空军第三航校。前排左起:隋承素、姜仕杰、李英范。后排左起:杨玉荣、齐肇慧、温家琦、申扶凤、
  在哈工大空军翻译中,有几个有着特殊家族背景的学生:
  赵元亮,抗日英雄赵尚志的侄子、赵尚朴之子。他和姐姐赵元明都是哈工大学生。从征集来的照片看,赵元亮英俊帅气。1947年15岁他就走上革命道路,1948年加入共青团,1949年在哈工大入党。1950年3月赵元亮和孙家栋等同学参加空军。组织任命赵元亮为队长,孙家栋为副队长。赵元亮那时才公开了中共党员的身份,当时孙家栋是共青团员。
  赵元亮和孙家栋是好朋友,又都是优秀的拔尖人才。他们同时被选派到苏联茹柯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留学7年。毕业后,23名中国留学生中只有4人获得由苏联国防部长亲自颁发的斯大林金质奖章,其中,赵元亮、孙家栋和卜刃3人都是哈工大学生。这是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当年,全苏联高校毕业生(包括留学生)中只有13个人获得此项荣誉。回国后,赵元亮一直从事航天研究工作,2002年2月去世,当时哭得最厉害的就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
  王育民,他的父亲是哈工大1920年第一批7名中国学生之一的王守先,哈工大博物馆里展出了他的照片和他设计的哈尔滨极乐寺的鼓楼、钟楼和藏经楼。王育民向往父亲的学校,也考入哈工大,1950年被借调到第三航校飞行大队任翻译。王育民回忆当空军翻译难忘的经历时说:“参军前,我从未离开过家门,来航校立即投入到紧张、连续的飞行训练……一名苏联教员有时要带七八名学员,教员从开飞到停飞几乎整天在飞机上,翻译自然忙个不停。飞机一着陆,我立即顶风爬上飞机,听后舱苏联教员的点评,然后再把头探进前舱告诉学员该怎么做。当时苏联专家的教材还没运来,仅凭自编的提纲讲课,翻译现场口译……飞行第一线翻译的那段经历很值得回味。”虽然是借调,但他在空军一干就是30年。     
  申扶凤,在她那一批抽调的翻译中,她是年龄最小的。她的父亲申钟岳是20世纪20年代哈工大的进步学生,1926年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是哈工大早期仅有的几名中共党员之一。在“反五路”斗争中,申钟岳组织同学到其他学校进行反日宣传。1932年,他和高诚儒还在校内组建有20多名同学参加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哈工大博物馆筹建期间,他的后人将他的遗物捐出来。
1954年夏在苏联空军学院训练基地实习。前排左起:赵元亮、仝力、李明灨、王连生;后排左起:张嘉锡、丁坚、何培明与苏联轰炸学教官李丁、朱兆吉。
1951年第三航校申扶凤(右)、齐肇慧(左)与苏联专家
  从空军翻译选派到苏联茹柯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留学并获斯大林金质奖章的卜刃,是第六航校编译室副主任,他为空军初建时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留学回国后把满腔热血都投入到空军建设中,却透支了健康和生命,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空军翻译,这支庞大的翻译队伍保证了苏联专家来华援助创建空军的艰巨任务,其中包括开办航校、组建部队、培养飞行员和机务人员、建立各级指挥机构……他们克服不懂航空技术的困难,任劳任怨,为新中国空军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但如此,还保证了抗美援朝作战。
  刘亚楼司令员在中国共产党空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说:“空军建军以来,从各方面吸收和培养了大批翻译人员,在保证作战、部队建设和传播苏联空军先进经验方面起到重大作用。”他还说:“翻译工作在空军建设的各个阶段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各个时期(包括空军初建、抗美援朝、现代化建设、编写条令教材时期)都是如此。翻译对空军建设是有功劳的。”
在新中国空军建设中,苏联专家的功劳也是首屈一指的。许多翻译被苏联专家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以及诚心所感动,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王芝仙讲述了在苏联顾问撤走之前那段令人感动的往事:一次一位苏联专家回国休假秘密带回一本苏联高等军事学院的教科书,我很快译出,并上交内部出版。当时,这位专家已察觉到苏联政治风云的变化,那段时间他几乎尽一切可能,千方百计地把当时最新技术材料交给我们。到撤走前,他在苏联顾问保密室里彻夜地抄写材料,每天上班都交给我一大摞有四五十页的手抄稿。开始我每天跟着翻译,但后来我根本来不及译出,看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和疲惫不堪的样子,就忍不住地制止他说:“请你不要抄了,现在用不上,再说我也译不过来。”但他说:“你不知道啊,来不及了。你可以把这些资料留下来以后用,不要马上翻译。”当时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其中的缘故……多么令人怀念的专家。他曾说过:“你们知道吗?我的脚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在哈工大博物馆筹建期间,我们挖掘到的空军翻译的历史片段,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之遥。在做展板设计时,看到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翻译照片,我们为之振奋,本想都展示出来,但因种种条件限制,只设了一个代表性的展板和展柜。但它作为哈工大历史的一部分,必将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