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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工大学生的第一本技术刊物《电汽机》

陶丹梅
 
  《电汽机》(1~5册),这不是普通的杂志,它是1929年入学的哈工大电二班学生怀着工业救国思想,自筹资金出版的刊物,已成为哈工大博物馆最珍贵的文物之一。在“光荣革命传统”展厅,参观者细细观看展柜里80多年前的这几本《电汽机》,几乎都惊奇不已:它从何而来?怎么保存至今?
  当时的哈工大是俄式办学,苏俄教师任课,同学们对来自于苏联的信息十分关注。1920年列宁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论断。在1929年,苏联建设的第聂伯河水电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石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产量位居世界第二位、欧洲第一位。这大大激发了电二班学生走科技救国之路的热情,于是同学们决定出版一本技术性杂志《电汽机》。
  这是哈工大中国学生创办的第一本技术刊物。同学们选举常荫集为杂志社社长,孙运璇、沙荫田为正、副总编,封面设计由郭诗敏担任,张正伦为杂志社社员。杂志的发刊词为:“同样的学工业,不是技术不及人,也不是努力不及人,然而所得的效果总是事倍功半……因此,我们趁着血还热、气还盛,在较自由的学生立场,诚愿牺牲金钱、时间和一切,创发了《电汽机》杂志,宗旨是:练习大家译著的能力,引起一般人对于工业的兴趣和介绍欧美工业的新知识……深望大家团结起来,用群的力量,扶持大家的《电汽机》,使它放大光明。
  诸位工业的同志们,干!努力干,我们要群策群力开发工业界的新途径。
  发刊词犹如号角,激发同学们为中国工业之奋起的决心,它成为同学们致力于“工业救国”的抗日火种。该杂志发表学术论文,介绍苏联工业建设经验,目的是团结抗日力量,致力于“工业救国”,在同学们中引起很大反响。但杂志只发行了5期,便被日本宪兵发现。他们对杂志的内容虽无法挑剔,但对杂志不用伪满年号“康德”大为震怒,并勒令限期到伪满政府机关登记注册,改用“康德”年号,否则不能出版。当时同学们都带着不屈服的反日情绪,拒不登记,宁可暂时停刊,也不改年号。
  哈工大博物馆里,杂志社5名学生英气勃勃的照片,令人敬仰。他们都是载入哈工大史册的优秀学子。  
  常荫集,读书期间多次参加反日示威游行,宣传抗日救国活动。毕业后从事过俄语翻译,任西安市西京电厂厂长,又先后任东北电业管理局局长、山东电力工业局副局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在苏联军事顾问团事务处任职,曾任山东省人大代表、民革山东省委副主任委员等职。他的一生为中国电力生产与技术以及管理做出了重要贡献。
  孙运璇,中国台湾“行政院”前院长,为“台湾经济的推手”。 他的预科和本科都在哈工大就读。2005年,哈工大筹建博物馆,我写信给他,向他征集展品。他非常高兴,便让女儿把他用过的教材和作业笔记捐赠给博物馆,同时还把这套他任总编、已珍藏了81年的珍贵刊物《电汽机》捐赠给母校。博物馆专门给孙运璇设了展柜。2014年10月30日,“孙运璇科技人文纪念馆”在台湾正式开馆,马英九、萧万长等剪彩并参观。哈工大博物馆为纪念馆提供了孙运璇的一部分展品,其中就有 《电汽机》。
  沙荫田,抗战期间,曾负责接管由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军火工作。他与孙运璇一道赴青海西宁建设电厂,孙运璇任厂长,沙荫田任副工程师。1941年电厂建成发电后,孙运璇调走,他继任厂长。同时,他积极筹建黄河上的第一个水电站,并于1944年建成发电。他在我国煤炭、电力、石油等基础建设和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女儿将沙荫田生前珍藏的《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和他穿过的校服捐赠给学校。那件珍贵的校服距今已80多年,是哈工大博物馆收到的唯一一件年代久远的校服。
  郭诗敏,从哈工大毕业后,他借着在邮政局工作之便,经常给关内的常荫集、孙运璇、沙荫田等同学写信,传递抗日信息。20世纪40年代初,他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出狱后不久,便患病逝世。    
  张正伦,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抗日英烈中,有一组哈工大烈士的照片,其中一位就是张正伦。在校期间,他早出晚归,秘密从事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4月22日被捕,同年7月27日他和哈工大学生苏丕承、王益升、胡振铎、李廷魁等人一起被害于哈尔滨太平桥,时年28岁。他牺牲两个月后,他的小女儿出生了。
  如今,五学子都与世长辞,但他们与电二班、《电汽机》,在哈工大的史册上却留下一道闪光的印迹,树起一座育人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