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位置:>> 哈工大人>>20142

上 学

许赤婴
 
  人生一甲子,不过区区5个本命年。本命年有如旅途里程,当你掰着指头一站一站地数完一只手,也就不知不觉地老了。人虽老了点儿,然而几十年前的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1966年,我的第一个本命年。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个几乎不用上学的年代。经历了停课闹革命到复课闹革命,我走进了人大附中。其时,中学的教育已是面目全非。物理变成了工业基础知识,化学改为农业基础知识,每日用来三省吾身的“老三篇”“老三段”就更不必说了。
  1970年,我从充斥着大字报、大标语、批判会、下厂、下乡的初中毕业了。由于那一年北京不设高中,我15岁进了一家机床厂当了机修钳工,一干就是8年。我曾为自己庆幸,因为不必去农村插队脸朝黄土背朝天,干着有技术的工作不说,还有幸混进了领导的队伍。
  我在工厂的时候除了第一年,年年都是厂劳模。无论本职工作、铸造开炉、战备挖防空洞、搞基建工程,从来不甘人后。宣扬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岁月,我曾连任数年青年突击队长。我不怕吃苦,却怕单调,怕掉进简单循环的轨道里度日。随着时间推移,我内心慢慢滋生出一种“钟表恐惧症”。每天早上,车间墙上的大钟,从8点一步一步挪向12点;下午上班,又从1点一步一步走向5点,如此日复一日。我试着想象未来的10年、20年,脑海中一片茫然,唯有车间里墙上的那个一丝不苟的大钟历历在目。不得不承认我并没有真正像自己在每一份决心书和总结里所写的那样准备接受一辈子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内心里悄悄希冀着不同的生活模式。
 
 
  提起教育,我们厂其实挺重视技术教育,每星期上一次技术课。刚入厂时,厂长曾信誓旦旦要在几年内把我们培养成大一大二水平。我的画法几何以及机械制图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一位八级工老师傅常给我们出一些画法几何的难题。那些题目看似简单,寥寥几笔中总是暗藏玄机。每当我们百思而不得要领时,他就把洗工作服的肥皂拿来左一刀、右一刀地试切相贯线。几十年过去了,几个当年的师兄弟聚在一起,切肥皂的一幕仍是我们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
  1973年起,各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每年一次由厂里推荐报请上级主管单位批准。虽然那是个知识分子备受冷落的年代,但上大学仍是很多年轻人心照不宣的向往。当时的学校与专业都是自上而下分配好的,你只有报不报名的选择而无个人志愿可言。前年医学院、去年政治经济学、今年机械制造,一连几年我都没得到推荐。生性愚钝的我后来才悟出来,或许问题出在自己太努力,成了厂里不愿放手的干活主力。想想看,学徒期未满即参加厂里新型机床的试制,三年满师,又参与北工大数控车床的设计与制造项目,负责工人理论组,参加各种理论学习班……现在遇到推荐上大学这样的好事,凭什么又该轮到我优先呢。虽然咱们努力工作本不是为了上大学,但看着别人一个个离开了工厂,心中不免郁闷。
  一个没有选择的年代,我们的命运总是被安排得不由分说。你不必费心力去试图改变什么,因为那将是徒劳无益的。现在明明看到了一个隐含着机遇的路口,左顾右盼却仍然只有一条老路的方向是有光亮的,周围一团漆黑,把你紧紧裹住动弹不得。
  一次厂里技术室的常师傅生病住院。这位师傅本是一位大学教师,下放厂里做技术工作。在病房里聊了一阵,常师傅忽然说:“小许呀,大家说你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我忙问有何不足。他顿了一下说,大家都说你想上大学。我心里一怔,不知如何对答。想上大学,换言之就意味着不安心工作,这在当时可是个致命的缺点。面对这样的批评,我一时无言以对。
  常师傅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位从不趋迎潮流、极有见解的人。“文化大革命”后期,在私下谈及焚书坑儒一事时,他居然引用古人诗句慷慨放言:“夜半桥头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我心中一直对他存有一份说不出的尊敬。现在从他的口中也把想上大学看成是不可取的缺点,我真是糊涂了。是善意的提醒,是迂回的暗示,还是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彻底否定?这次对话使我终生难忘,也至今难解其中之谜。
 
 
  若说人生如梦,1977年恢复高考这样的意外也可以是另外一解吧。刚宣布恢复高考时,谁会报考成了厂里人人关注的话题。当时,厂里一位同事断言,我准会考文科,因为我考文科可以不用复习。这话说得或许不错,以我当时的能力要考也只能报文科,因为数理化于我几乎是空白。然而这句话却激起了我莫名其妙的逆反心理:我偏要考个理工科给你看看!当年的我,走上社会已近8年,却是那么幼稚地容易冲动。
  于是我按下了跃跃欲试的心,开始埋头补习那些陌生的知识。偏好文科的人改考理工科,谈何容易,我开始在自己心血来潮的泥沼里挣扎。每天8小时之外,我没日没夜地恶补中学的全部知识。
  厂里的师傅们好奇我怎么没报考大学呀?有人说,估计等着厂里推荐呢。然而谁还能再被推荐呢?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样的挑战令人既兴奋又紧张。经历了10年的非常时期,适龄的年轻人以数千万计,而全国的高校容量却不过是区区数十万的规模,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我想起了自己当年的“时钟恐惧症”。我曾听说同代人里有人最终以自残的方式得到从重体力劳动中解脱,但那是懦弱,不足取。现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有幸赶上了时代的潮头,终于有机会借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加倍努力迎接挑战是最佳的选择。
  高考前的夏收时节,工厂帮北京近郊农村收麦子。宣传横幅上写着:麦熟一晌,龙口夺粮。午休时,村里有个精神有点儿毛病的小伙子到处与人漫无边际地海侃。小伙子极聪明,估计受过刺激落下了病根。他说起话来不假思索,语带机锋,从释迦牟尼到孔丘无不信手拈来。大家听得饶有兴致,分些干粮引他接着再侃,而我却无心体会那些乐趣。为了补习英语,只要有机会我就拿了写满单词的纸张反复默诵。那小伙子眼尖,在人群后抓住了我的神态,一个心无旁骛念念有词的局外人。于是,他把话锋一转:你们见过老鼠在仓房里修炼是什么样吗?
  大家不明所以,纷纷应道:没有。
  没见过就回头看看你们后边……他把双手拢在嘴边,嘴里不停地做诵经状。众人回头看我才知上当,但也忍不住哄堂地笑一回。看到我当了一回幽默对象竟然全然不解,大家笑过了重又开工干活。
  回到厂里有人说:小许不简单,面对讽刺挖苦居然不动声色!
  这大概是我有生以来能够真正冷对窘境的唯一骄人战绩。估计我那时备考已经昏天黑地,离灵魂出窍不远。
 
 
  我和我的小师弟都准备报理工科,于是门门功课都在一起交流。每当我们在修理机床的时候,只要有可能就轮流工作,另一个人就在车间满是油泥的地上默写公式。白色的粉笔写在黑油泥上是那么显眼,难免引来一些人侧目。要说我们的所作所为也实在是有悖劳动纪律。厂长不好对我明说,便通过批评师弟来提醒我注意影响。本来复习考试就应利用8小时以外的时间,然而仅仅利用业余时间要补习中学的全部知识又谈何容易。我们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依旧没完没了地写呀写,生怕一住手,那些公式就会从记忆中淡忘。
  每当忆及高考补习岁月,我对睁一眼闭一眼的厂长仍充满了感激之心。
  半年时间就在这样没日没夜的工作与补习中一点一滴地过去了。我在揠苗助长所搭建的摇摇晃晃的知识构架上勉强攀到了可以眺望高考门槛的高度。一切知识于我还只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远谈不上举一反三的境界。勉强应付考试似乎可以了,但与训练有素的高中生的差距,在日后的岁月里才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
  考过了,发榜了,居然能够无需推荐而一圆大学梦,我的虚荣心得到了一次满足。当年求之不得的推荐,变成如今庆幸自己未曾入选,我暗自感谢厂领导!
  体检时发生一件趣事,虽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却愿与大家分享。
  1977年大学录取体检由于种种原因刷下了许多考分不错的考生,事后不仅引起社会上的普遍惋惜,也唤起了一些医务工作者的良知。于是1978年的体检,医生们似乎要尽量手下留情。我们厂参加第一批体检的3个考生来自同一个班组,为此我的师傅曾在一次聚餐时喝得酩酊大醉,半是为我们高兴,半是为几个干活的主力将一去不返而伤感。我们3人中,一个叫刘英的小伙子身材不高,人很腼腆内向。体检那天,上秤一称,体重98斤。大夫拿着体检报告摇了摇头,男生不足100斤可有点儿问题。我们忙把体检须知通读一遍,上面明明写着只对报考体育专业的考生才有体重上的要求。大夫认真道,万一你和某一个考生在录取时成绩不相上下,而你的体检报告上有这么一点小瑕疵……
  话是这么个理儿,可这体重一时间可怎么能长得上去呢?
  大夫微微一笑:喝水嘛!
  对呀,喝水呀!
  体检的医院距我们厂不远。我赶紧骑车回厂向复员军人借了个军用水壶。水壶容积整1升,水的密度为1千克每升,一壶水下去,岂不恰是2斤重吗?
  水来了,刘英要做的就是在两位观众面前一口气喝完整整一壶水,而且还不能上厕所。
  头几口还很轻松,喝着喝着就渐慢了。看着刘英一口一口艰难地喝着,我们忍不住笑得前仰后合。笑得刘英直求我们别老逗他。这可是事关重大啊!
  水喝完了,我们直奔称体重的房间。门开处,老医生问:喝了吗?
  刘英不好意思地说:喝了点儿。
  老医生正色道:喝了点儿哪行啊?你得咕咚咕咚地喝呀!
  我们赶紧保证:够了够了,保证没问题。
  结果上去一称,大功告成!
  这事儿让我至今没琢磨透。98斤体重再加1公斤水,怎么就称出个一百还零半斤?那多余半斤到底哪儿来的呢?难道真不成像某些人说的喝凉水都长肉?
  当年报考,我选的几乎全是外地院校,为的是跑出北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一跑,就跑到了中国最边远的北方省份,考进了那个常被人误以为是哈军工的哈工大,班级代号25。
 
 
  那一年,我和大我3岁的姐姐一同考上了大学。父亲一高兴,要请我们姊弟俩一顿饭。问想去哪儿,我们异口同声曰:老莫。素来不喜欢牛肉的父亲摇摇头说,那有什么好吃的。我们想都没想答道:就是好吃!
  那就是当年我们眼中的所谓西餐。
  那一年,我北上哈尔滨,走进了同一专业、两个班共61人的大集体。在自己班里年龄稳居次席,而称谓也不知不觉中从工厂的“小许”升格为“老许”。
  那是1978,我的第二个本命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