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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工大与我的成长之路

许耀铭

  哈工大已经走过90多年的历程,我也已进入耄耋之年。回顾一生,可以说我为哈工大的建设与发展付出了毕生精力。看到学校从新中国建立初期中东铁路所属的规模极小的单科性大学,发展成为现在的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大学,我感到无比欣慰和自豪;同时也感到,正是哈工大的发展壮大,为我铺筑了个人成长之路。


意外的重用

  1953年初,我在土木系水力学教研室任助教。当时刚到学校不久,看到学校在管理上存在着一些混乱现象,便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提出自己的意见。时隔不久,《人民日报》在“读者来信”栏目中摘要发表了我的信,并将全文转到学校。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校长办公室的通知,说高铁副校长要找我谈话。我立刻感到有些紧张。心想,这肯定与《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批评信有关,高校长可能会责怪我有意见不直接向学校提,却要“捅”到《人民日报》上去。  
  我按约定的时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高铁副校长的办公室。他很客气地让我落座。他说,他已看到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我的信以及转来的全文。他说,我批评的现象的确存在,学校将采取措施改进。他不仅没有批评我,还表扬了我一番,说我那样做是关心学校的表现。他热情和谦虚的态度,不仅驱散了我的紧张心情,而且使我受到了教育和鼓舞。以后,我在哈工大工作了几十年,养成了一种敢于提意见的习惯,这跟我第一次对学校工作提意见就受到鼓励是不无关系的。  
  几个月后,也就是当年的10月,一件出乎我意料的事发生了。我突然接到要我去担任学校研究部编译科副科长的通知。我这样一个刚到学校工作时间不长,年仅二十四五岁的小青年,这么快地就受到了提拔、重用。我立即想到了自己写的那封批评信和与高铁副校长的那番谈话。这说明学校领导并不因我向《人民日报》写信而“另眼相看”,相反却更加关心我、帮助我、培养我,认为我这个年轻人关心学校、爱护学校,能够发现问题,敢于提出意见,并认为我有一定的能力,能干好某些管理工作,所以让我去担任这个基层领导职务。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愉快地到编译科报到,开始了行政、教学“双肩挑”的工作。  


随苏联专家创办新专业

  在国家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三大动力厂在哈尔滨落成,我校也相应创办了锅炉、涡轮机和电机等专业,但唯一缺少了作为水力动力设备的水力机械专业。于是学校决定聘请苏联专家协助我校创办“水力机械”专业。  
  1955年9月,来自莫斯科鲍曼技术大学的苏联专家巴依巴科夫到校。学校抽调我来一边随苏联专家学习,一边筹办新专业,并担任新建立的水力机械教研室主任(开始是代主任)。名为教研室主任,实际是“光杆司令”,因为教研室除我之外没有一名教师,只有5名应届毕业生随苏联专家做研究生,还有从机械制造专业4年级抽调的一个小班,改学水力机械专业,随苏联专家学习。两年之后,学校才能从他们中间选拔出一批留校的教师。1956年,由于筹建实验室的迫切需要,学校又从尚未毕业的本科生中提前抽调一名出来担任实验室主任,并有了一名实验员。1957年,首批本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毕业,一下子充实了十几名教师,教研室才初具规模。
  水力机械专业含3个专门方面,即水轮机、水泵和液压传动,先后来过3位苏联专家,一直持续到1959年。由于我校是在国内首先创办此专业,以后又有浙大、北理工、上海交大、华中科大等陆续兴办,他们或派来教师进修,或由我校分配去毕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我们所编写的教材也成为全国的通用教材,我们发挥了“种子队”的作用。我校由民转军后,本专业逐渐演变成“流体传动及控制”专业,但至今在人才培养质量上、在科学研究水平上,一直处在全国的前列,享有很高的声誉。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指的是穷人家的孩子由于家庭贫困,不得不早早地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20世纪50年代的哈工大由于历史原因,教师严重匮乏,不得不依靠一批被称作“八百壮士”的青年教师,来挑起教学和建校的重担。  
  以我为例,来校第二学期就要求我开大课;来校不到一年就任命我去兼作校部编译科的副科长(无正科长)。到校两年多,就又调我去跟随苏联专家负责筹办新的“水力机械”专业。全新的专业知识学习、对苏联专家的辅佐、教师队伍的培养、专业实验室的筹建、专家教材的编译等一系列的工作,都需要我去组织完成,而那时我才是个二十几岁的小青年。  
  1962年,新专业筹办得刚有点眉目,我又从教研室主任岗位被调任动力工程系副主任;1965年又升任系主任,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我的特点是一直坚持教学与行政工作“双肩挑”,而且两方面兼顾得比较好。我总结自己的经验,概括成4句话:“理想抱负,勤奋刻苦,辩证方法,抓住机遇。”  
  我曾经设想过,如果大学毕业后,我不是响应号召远离故土来到哈工大,而是留在南方某基础好的高校当助教,那么,我很可能5年内开不了大课,更不可能有机会独当一面地跟随苏联专家去筹办新专业,进而成为新专业的学科带头人。机遇加上主观上的努力,哈工大铺筑了我快速成长之路。  
  国内当时有人担心,哈工大的年轻教师在苏联专家撤离之后可能会无大作为。历史已经证明:哈工大这些“穷人的孩子”,不仅能“早当家”,而且会“当好家”。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祸得福

  “文化大革命”期间,哈工大是重灾区。我因在这之前是系主任、副教授,故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就被“造反派”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等大帽子而被打倒、批斗、隔离审查,直至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1年学校开始落实政策,将南迁后的二、六系合并,成立了新的动力系“革命领导小组”,我被吸收为领导小组成员。但在1973年后的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复辟”中我又被赶下了台。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离开领导岗位反倒给我一个机会去搞科研。国内多年研制的一种高压轴向柱塞泵长期不过关,关键问题是泵的转子与配流盘“摩擦副”在未达到额定压力时就已严重磨损或烧坏。我从流体力学的角度去寻求在摩擦副间形成稳定的油膜,并从理论上导出设计计算公式,得到主管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支持,决定以启东高压油泵厂的产品为攻关对象。我带着设计方案亲自到厂修改图纸,参与试制样机,并做了长达3个月的可靠性试验,攻关终于胜利完成,证明我的理论和设计是成功的。1976年,一机部主持鉴定会,给予了高度评价。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本项目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我也因此而获得黑龙江省科技战线先进工作者和八机部先进科技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更值得庆幸的是,它从此为我开辟了一个研究方向:在理论上沿着油膜形成机理和摩擦副设计方法深入下去,在实践上又和南京511厂、泰县船用辅机厂等继续合作用于产品上。这一研究方向持续多年,并成为我带研究生的研究选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先后发表论文17篇,并最终形成了专著《油膜理论与液压泵和马达的摩擦副设计》,于1987年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1977年我又被重新落实政策,恢复了动力系主任职务,并再度挑起“双肩挑”的重担。1980年我被晋升为教授,1983年,我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我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省委书记家访,动员“出山”

  1984年春节,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突然家访拜年。背景是黑龙江省领导要为省科学院配备一位既懂科技又具组织领导能力的院长,以改变长期以来一直是“外行领导内行”的状况,于是找到哈工大领导,希望推荐这方面人才,校领导推荐了我。早在1983年,主管副省长就找过我征求意见,要我“出山”,我婉言谢绝了,原因是我正处于业务发展上的最好时期,不想去当“官”,耽误我的教学、科研工作。没想到这次省委书记亲自出马,动员我“出山”,我不得不重新考虑了。  
  在阐明我们专业刚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我是唯一的博士生导师,一旦调离学校,这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就无法开展工作后,省里立即同意我行政关系不转出学校,到省科学院只任兼职院长,并允许我在学校继续带研究生,于是我就到省科学院走马上任了。  
  我在省科学院工作了5个年头,在探索地方科学院的定位和发展道路方面,在科研部门的科技体制改革方面,在促进院内各研究所的科技工作发展方面,在推动国际学术交流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成效显著。  
  1988年,我年届60。按当时规定,厅局级领导干部也在60岁“一刀切”。为肯定我对省科学院工作的贡献,我被任命为省科学院名誉院长。直到现在,省科学院领导还和我这个“终身制”的名誉院长保持着联系。  


回归教学,喜获丰收

  1988年我回到了学校,卸去“双肩挑”的重担,无官一身轻了。到1998年的整整10年,既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也是我的“夕阳红”黄金时期。这一时间,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结合科学研究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中。我除了继续研究“摩擦副”油膜理论外,又扩展为研究液压元件和系统的可靠性,申请到“863”高科技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还有与日本通产省机械研究所的合作研究项目等。
  我扩大招收了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还有博士后。我一共培养了20名博士生、21名硕士生、5名博士后合作者,其中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这10年中完成的。我在1991年又写成一本专著兼研究生教材《液压可靠性工程基础》,由哈工大出版社出版。我或我与研究生联合发表的论文一共约120篇,其中80余篇是在这10年中发表的。这期间,我多次出国访问、讲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内担任重要学术职务,成为国内外同行中的知名学者。1991年,我被授予“航天部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2年,我获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这是我丰收的10年。1998年我带着丰收的欣慰离休了。  
  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自己没有虚度年华。我为哈工大乃至黑龙江省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与此同时,哈工大和黑龙江省也培育了我,为我铺筑了成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