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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哈工大

  苏萌

  1961年4月,我从北京来到哈尔滨。那时北京已经是春天,可是这里仍然很冷,树木还没有发芽。街道两旁矗立着许多俄式建筑,马路上铺的是排列整齐的小长条的石头。站前通行着有轨电车,行驶起来发出悦耳的铃铛声,眼前呈现出我过去没有见到的景象。我要报到的地方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部办公楼,在一个俄式建筑里。学校没有围墙,是完全开放式的校园。这一切都告诉我,我来到了一个崭新的环境。
  哈工大是1920年建校的老学校,曾由外国人管理。1950年,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移交中长铁路的同时,把哈工大移交给了中国。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苏联首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援助我们。听说当初苏联派了一些专家到中国来,帮助中国培养人才。若把专家分散到全国各地,不如把他们集中在一起,这会更有利于发挥专家的作用。于是中国政府就邀请他们在哈工大办了研究生班。全国许多高校派学生来这里学习,哈工大利用苏联专家在本校培养人才的条件,选拔更多的学生学习,这批毕业学生后来成为学校的骨干教师。可以说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起步时,哈工大就占据了优势。
  1955年以前,哈工大招的新生必须先读一年预科,集中学习俄语。这样学生在大学读书时就可以直接使用苏联教材,加上有苏联专家的指导,从而提高了教学质量。
  真正使哈工大发生变化的是李昌校长的到来。1953年李昌担任校长。他是“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的领袖(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总队长),是一位富有革命理想和有作为的校长。他提出“哈工大要追赶清华大学”。学校派了优秀的学生去清华学习(进修),据说这些学生在清华表现非常突出,让人刮目相看。这些人回来后都成了哈工大的科研教学骨干。
  哈工大曾是一机部重点所属院校,依托处在东北重工业基地以及东北靠近苏联的地理和历史等优势,与鞍山、沈阳、哈尔滨等地大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关系,能更快地接触到一些先进的东西。因此,哈工大在机电、焊接、铸造等方面的实力领先于国内其他高校。
后来哈工大由民转军,向军工技术方面发展,在北航有了导弹专业以后,哈工大也建设了一批这样的尖端专业,用当时的话说是要给学校带上“金帽子”,用学科建设带动学校的整体发展。我是北航导弹专业早期的毕业生,所以就被要来了。
  李昌的性格和作风影响着哈工大。他在学校深受师生的尊重和爱戴。在他的领导下,这里的师生充满朝气和顽强的实干精神。
学校把我分配到四系一专业(自动控制专业)当助教。当时哈工大四系和五系都是新成立的系,都是和军工方面有关的专业。这两个系开始安排在哈尔滨市一个停办的航空学校旧址里。这里离校本部有五六里路,叫“工大二部”。学校的主楼盖好之后,我们都搬到西大直街上的哈工大校本部。
在二部旁边就是哈尔滨亚麻厂和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再远一点是有名的“三大动力”(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滨电机厂)。这些都是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援建的大厂。它们的存在,显示了哈尔滨是国家的重工业基地。
  我们专业有两个教研室,一个是410教研室(基础教研室),另一个是411教研室(专业教研室),总共有四五十名老师。和我同时分来的还有一位北航的同学(他老家在辽宁),我们都分在411教研室,并安排在一个宿舍里住。
  那时我们专业教研室的老师都比较年轻,还没有教授。学术带头人是讲师,他们是在苏联留过学的人,有的取得过苏联的副博士学位,对苏联学术情况也很熟悉。我们背后叫他们“四大金刚”。教研室开会谈起话来常使用俄语术语,我听起来感到生疏。开会时我总是坐在边上,好像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和他们平起平坐。教研室年纪大些的助教先读了一年预科,俄语说得都很好,因此我们叫他们是“首席助教”,而我们这些人就是“末席助教”。我那时感到最紧迫的任务是学好俄语,于是整天抱着一本俄语专业书看。
  我们系里的老师在自动控制理论方面比较强,在国内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地位。青年教师生活朴素、治学严谨,学习氛围浓。那时青年教师大都没有结婚,住在教工两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晚饭后,我们各自回到宿舍认真学习。只有到新闻联播的时候才休息一会,相互交流,然后继续学。大家天天如此,都非常珍惜时间,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但都有追求、有目标。我们觉得自己那时要比现在的年轻人刻苦。
  一年后,和我一起从北航分配来的同学可能因为不能适应这里的要求而被调离哈工大,这件事使我产生了一种无形压力,我暗暗告诫自己必须努力。
教研室里年轻人很多,除了一些年轻的助教外,还有西安电讯工程学院的进修生和我们专业的研究生。大家相处得很和谐,在一起开会、学习、打球和聊天等。他们都很有上进心,形成了很好的氛围。我感觉在这里当助教和做研究生差不多,是拿着工资在学习,我逐步适应和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
  我当助教第一次辅导学生的课程是“空对空导弹的控制”。这门课的任课教师是王子才,他当时也是助教(算是“首席助教”,他在2001年被评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在课程教学中引用许多数学问题,可是他编的讲义里却没有。所以,我在给学生答疑时常被学生问住回答不上来,于是我就去问王老师,搞明白后再告诉学生。有时我还是会出现再次被问倒的情况,这就逼迫我认真听讲、认真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我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道理。我觉得年轻老师就像“一块铁”,学生提的各种问题就像一个个“锤头”,不停地在敲打,逼迫老师不断地学习、深入地思考,最后就把老师给“敲打”出来了。从高校出来的老师一般可以适应企业或机关工作环境,而从企业和工厂出来的人员到学校去教书就比较困难。这是因为在学校里的老师经历了“学生提问题敲打”的过程,也经历过深思熟虑地思考问题和不断的学习过程。
  期末,“空对空导弹的控制”课要进行考试,考试方式和北航一样,实行老师与学生面对面的口试。不过我当时的身份已经不是学生,而是成为老师要去考学生了。学生和我年龄差不多大,有的学生比我还大。当学生坐在我面前回答问题时,我发现一些学生特别紧张地拿着答卷回答问题,手还不停发抖。我心里想当初我当学生时也是这么紧张,我理解学生,因而不会故意出难题去刁难学生。
  来哈工大的第一年暑期,我带学生去包头实习。我们实习的地方是内蒙古第二机械厂。这是一个生产大炮的军工厂,工厂在包头青山区东边的山下。工厂很大,有自己的厂区和职工生活区。工厂还有专用铁路与包头车站相连。我先期来到这里,联系好后,再打电报让学生来。开始时还有位老师来帮助我,学生来厂安排好之后他就提前回去了。
  包头我过去没有去过,它是一个新建的工业城市,当时有东河区、青山区和昆都仑区3个区。东河区是老城区,我们实习的工厂在青山区。著名的包头钢铁厂在昆都仑区。区与区之间相距很远,当时街道商店和住宅还连接不起来。从这个区到另外一个区,公共汽车要跑很长一段路,中间都是荒地。那时包头市工人文化宫孤零零地建在东河区和青山区之间,这种情景使我感到很新奇。
  我们实习的车间生产液压式高炮自动控制系统。这种高炮由“雷达指挥仪”统一指挥,可以形成强大的制空火力,当时算是比较先进。我们的学生在这里实习,除了要去生产这些系统的各个工段实习外,我还组织他们参观工厂其他一些车间,譬如锻压车间、热处理车间、仪器仪表车间等。因为这里有许多从北航和哈工大毕业的职工,作为他们的校友,他们给予我许多方便。实习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为了组织学生去包头钢铁厂参观,我多次去包钢。包钢是在一片荒漠沙滩上兴建起来的。我第一次去时,那里更像一个大工地。工厂没有围墙(有铁丝网拦着),也没有大门,大门其实就是个岗亭。如果坐市内公共汽车到钢厂站下车,还要走好长一段距离才能到岗亭。经过的路边都是沙地野草,那里有许多老鼠洞。只要你一跺脚,就会看见一群群老鼠出溜出溜地跑,场面很壮观,使我联想到“草原鼠害”是牧民的一大祸害。这些情景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
  那时包钢正在建设国内最大的一座高炉。高炉边盖起了高高的厂房和直冲云霄的烟囱。包钢规模的宏大,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去联系工作要到车间办公室,办公室在大厂房旁边的小破房里,这种朴实务实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里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是从鞍钢调来的,操着一口东北口音。当知道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老师、要安排学生到这里参观时,他们表现得很热情,觉得是东北老家的人来了,我提出的一些要求他们都很痛快地答应了。在学生参观时他们还派技术人员给我们讲解。记得这名技术人员毕业于鞍山技校,人年轻又热情,我体会到东北老工业基地在人力、物力及技术多方面对国内其他地区建设的支援,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不怕艰苦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那个年代,这种现象到处都能看到。
  在实习后的第二年,我们专业从包钢购置了这套液压式无静差控制系统,并安排我在实验室把它安装并调试出来,完成随动系统各项品质指标的试验。这项工作让我深入接触和了解了实际的控制系统,对我帮助很大。
  在实验室工作期间,学校要求我仿照美国“瀑布型”导弹控制系统做出一套模拟装置。这项工作对我熟悉电子电路、使用仪器和调试系统都很有帮助。
  在校期间,系里还安排我负责学生工作,做一个班的班主任。班主任平时有许多具体工作要做。印象很深的是发展优秀学生入党的工作。那时我还不是党员,但学生入党前的一些组织工作都需要我去完成,如代表党组织和申请入党的学生谈话,指导他们填写入党申请书等一些材料。通过做这些事情,我感觉到青年学生入党并不是那么困难,我自己的情况和他们相比起来相差并不大,他们可以入党,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呢?从此,入党这件事又在我脑子里翻腾起来。我在“反右”斗争后曾对入党不抱希望,现在又复活了。之后我也写了入党申请书并交给党支部。
  从资料上看,20世纪50年代哈工大教师的平均年龄是27.5岁。应该说这支队伍相当年轻,但改变教育落后面貌的历史责任落到他们肩上。李昌校长来到这里,把他当初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组织“全国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精神带到了哈工大。这种精神就是不怕困难、不畏艰苦和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李昌校长把当时教学和科研骨干人员称作哈工大的“八百壮士”。
  李昌校长非常重视青年教师队伍的建设。他提出教师要过“三关”,即教学关、科研关和水平关。那时,著名电工领域专家俞大光教授在学校任教务长,他总结办学经验后提出了“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思想,后来成为哈工大校训。
  我在学校里听到一些关于“八百壮士”吴从炘老师的故事。吴从炘那时才26岁,还是名助教,因为表现突出,李昌校长力排众议破格提升他为副教授。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事,但学校确实这么做了。在李昌校长的影响下,哈工大校园已经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的风气,让我们这些青年人感到有奔头、有榜样、有目标。
  1966年4月,我接受一项科研课题,为我国研制的舰载雷达研制配备一套控制系统。为此我和另外一名老师前去武汉一个研究所,到那里去熟悉资料,并和有关人员讨论设计方案。虽然我们当时对这项工作还不熟悉,但我们仍然满怀信心,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强大的集体,对自己的学习能力也有信心。我们会在老师的指导下,加上我们的努力完成这项任务。我要过科研关,更要过水平关。我们去武汉不久,突然有一天接到学校打来的紧急电报,让我们放下手头工作,立即返回学校。回校后才知道学校这时已经停课,所有人都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
  从此之后,我的人生轨迹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