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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怀若谷 高瞻远瞩

   ——《钱学森书信》读后感

  王东升

  钱学森作为近现代中国最杰出、最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科学大家,他的爱国情怀、科学成就激励和影响着太多的中国人。对我们普通人、年轻人而言,他是高悬在墙壁之上的画像,更是科学殿堂之上至高的存在。

  记得在刚刚开始博士研究生学习的时候,时任系主任的侯相琛教授指挥我们设计、装饰工作室和讨论间,主要就是挂上几幅字和大科学家的画像。那时一致选定的人物是恩格斯、牛顿、爱因斯坦、钱学森、华罗庚和李四光。大家觉得钱学森是最能代表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中国水平和中国思维的大科学家,希望研究生们在这位巨人的注视下逐渐成长。之后在选修“系统工程”的时候,我开始了解他的系统观和系统科学,并尝试用这种科学方法认识交通工程和道路工程。

  如果没有去学习何钟怡教授的“实验原理与基础”,如果没有去研究和讲授路面力学,可能在我头脑中的钱学森永远将定格在这样的画像之上。第一次读到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的研究风格,就让我心驰神往,对工程和力学、工程和数学、工程和科学的关系,有了顿悟式的感觉,也成为我博士论文研究、撰写的灵魂。做了教师之后,在“路面工程”和“路面力学”的教学中,我一定要介绍介绍冯·卡门如何定义科学家、工程师和艺术家,介绍钱学森、郭永怀引导学生理解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的研究风格,鼓励学生阅读原著、经典,推荐他们读几篇钱学森的论文。

  阅读原著既是接触科学家原创思维的捷径,也是研究、理解科学家科研成果和思想的必经之路。其中书信或日记,既是历史学家珍视的原始档案,也是我们理解科学家思想及其发展的最原始资料。这次有幸阅读《钱学森书信》(简称《书信》)第四卷(1987年8月至1989年7月),确实又有新的、更深的感触。然而就连涂元季在前言中都讲,“虽然我跟随钱老20多年,这些书信在我手上不知道过了多少遍,但停笔回眸,仍深感言不尽意。”对我这样的门外汉而言,所谓的读后感,其实是阅读原著后的读书札记。

  《书信》内容广泛、完整,编者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尽量呈现了书信的原貌和全部内容。我之前读过的《钱学森书信选》(国防工业出版社),是编者筛选后的2100封信件,然而并非手迹;这套《书信》收录了3 331封信件,包括若干附件,基本为扫描版亲笔书信。翻开这本书进入视野的首先就是钱学森简练、清晰的字迹,文风简洁、清楚、准确、透彻。逐页看过去,每一封书信都如此工整,学术讨论型的信件中还有清晰、完整的公式、图表等,不仅让人有赏心悦目之感,同时也体现了他真切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每个人的尊重。

  《书信》按时间排序,逐篇读来,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就能理出钱学森在某一段时间内关注的主要问题和他思想的变化过程,结合自己实践中的体会、感悟,对自己感兴趣的学问再有新认识。在1987年往返最频繁的信件,是他和戴汝谈思维脑科学,和张震寰、陈信谈人体科学,和于景元谈系统学,和吴义生交换《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问题》讲稿修改意见,和王明昶交流、安排林业发展规划问题,和杜乐天谈十三大主题发言,和很多人谈科研体制、决策制度等,不仅涉猎范围广泛,而且对这些领域均有独到、透彻的见解,既对科技动态了如指掌、对国内外研究洞若观火,又非常熟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特别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示了他的高度智慧。其中一些信件可能已成为孤本,集结成册、增设索引,无疑是研究钱学森、学习钱学森科学思想十分珍贵的资料。

  书信和论著的不同之处,在于完成时间短、所谈所论具体,所以更能直接呈现钱学森的内心活动。细读1987年7月到12月的71篇信函,他以党员标准严于律己、恪守学术道德的形象跃然纸上,作为学术领袖虚怀若谷、淡泊名利。如9月8日致中央党校教授吴义生的信中写道: “这是科学道德,共产党员必须遵守!请务必这样办。您花了很大的气力把书编出来了,我很感谢;但我的确对成书未出力,所以封面一定要写清:钱学森讲,吴义生编。”12月31日,又致信吴义生,提出“付印时建议整理文稿的同志在篇末留名,以示负责态度。您编的哪本书,是您付出辛勤劳动的成果,收获也该归您。所以此书如有稿酬,全部请收下!这是我的请求!”在这半年时间他拒绝为书作序、担任领导和评委、题词题字等请求约10次。

  评论书稿、论文、观点的信函也很多,而且文字往往十分直白,也饱含鼓励。对各类问题的意见、建议,既能有宏观的阐释,又能注意细节,多次向收信人推荐其他人的著作、文章、报告,并写自己的推荐意见。他总是既能高瞻远瞩,又多次叮嘱年轻人“实事求是”“审时度势”“注意策略”,确实兼顾了广博和务实,这一点其实对哈工大的师生是很重要的借鉴。多年前我在博客上读过一篇文章,作者直白地讲“钱学森、郭永怀的文章不吃素”,意即哥廷根学派的研究立足工程实践、重在解决问题。即使是众所周知的钱学森对人体科学、中医学的态度,仔细读一读这些书信就会发现,钱学森既强调要吸收现代科技的成果、用现代科技语言改写中医,也批评社会上封建迷信等不良现象,是用科学的态度审视一切问题、一切现象,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深化和发展,用他自己的观点是“离经而不叛道”。这对年轻的学者、学生都应该很有启发意义。

  《书信》所吸引我的,还有他对大问题的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很多时候信中所谈均为我国科技、国防、经济等宏观的大战略问题。如他给朱光亚的信中坦陈:“如下决心开发卫星的应用、发展应用卫星技术,就可以在下世纪初在通信、在信息产业、在教育事业、在资源探测、在气象海洋观测等方面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这也就为21世纪的航天事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可是一次难逢的机遇,千万不要失此良机!国家大事呵!一失足就倒退几十年!所以不能受拘束,要敢讲!”

  当然,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对教育事业的总结、观点。如1989年2月,他致信钱承贻,并附上了一篇文章《回顾与展望》,长谈工科教育改革,对比20世纪30年代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改革措施,提出了21世纪工科教育模式的思考,重点关注的恰恰是数学的教学内容、方式。“我想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电子计算机对工程、技术工作的影响:今后对一个问题求解可以全部让电子计算机去干,不需要人去一点一点算。而直到今天,工科理科大学的一、二级的数学课是构筑在人自己去算这一要求上的;从解析几何、微积分方程、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等,无不如此。将来全部可以用电子计算机了,这套课就失去目的。所以理工科的数学课必须改革。数学课不是为了学生学会自己去求解,而是为了学生学会让电子计算机求解,和学会理解电子计算机给出的答案,知其所以然。这将是工科教学改革的一部分。”这段论述,即使放在二十几年后仍有振聋发聩之感。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只有阅读原著,才能真正理解这位科学家和他的思想;更期待哈工大年轻的同学们,将来有人研究原著,发扬钱学森的科学思想、哲学思想,让中国科学和中国哲学在世界大放异彩。

  (王东升,哈工大交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