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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哈工大电工基础教研室

周长源

  我是1953年东北工学院电机系毕业分配到哈工大任教的。当时这一批来电机系的有20人,分配给电工教研室9人。
  当时哈工大按苏联工科大学的“五年本科教学计划”办学,外加一年预科学俄语。我们受四年旧制培养,而且因为要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急需,三年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20人中除唐棣、郝世杰、汤蕴璆、施仁宇和我5人是四年制正常毕业外,其余15人都是提前一年毕业的。所以,这批教师当时被认为是必须补足五年制的课程教学过程后才算合格,才能胜任助教之职;尤其是分到专业教研室的助教,有些教学环节本身都没有经历过。其实,后来只有汤蕴璆、王宗培有机会当了苏联专家的研究生,陈维贤被派赴苏联留学,其余都只能在工作岗位上边教边学,逐步成长。   
  当时电工教研室主任名义上是克鲁格教授。那时他刚从电机系系主任位置卸任下来(因从北大调来了吴存亚任职),不担任本教研室开的课程,只给电力专业讲“电力系统安全和保护”这门小课。教研室的实际工作电工基础由俞大光负责,电工学由柳焯负责。  
  我们到校时,苏联专家已经回国,留下的一批研究生是教学主力。教研室里3门课程都设有实验室。1953年,学校正式任命俞大光为教研室主任,柳焯、蒋卡琳为副主任。
  教研室有几次分合:1955年电机楼落成,教研室分成电工基础(含电磁测量,到1956年筹建电测专业分出成立专业教研室)和普通电工两个教研室。电工基础教研室主任俞大光,副主任蒋卡琳(1957年蒋离校后,我继任副主任)。普通电工教研室主任柳焯,副主任秦曾煌。1958年后,电工基础教研室和普通电工教研室又重新合并为电工教研室,由我任主任,柳焯、秦曾煌任副主任(那时俞大光已任电机系副主任)。1956年后,陆续进来少量教师。1960年8月我调无线电系,稍后又分设两个教研室。那时因由民转军,电力专业调整出校成立北京电力学院,部分留校教师来到电工基础教研室,有冯纯伯、范崇浏、于松海、霍慰恩、应铜城、沈凤麟、刘润、杜学程等同志,冯纯伯任教研室主任。1962年秋冯纯伯调自动控制专业任主任,我从无线电系调回教研室重新担任主任。其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南迁北返”,直到1975年10月,我被调任教务处教学研究科科长,从此结束了电工基础教研室先后断断续续十五六年的管理工作。
  电工基础这门课是电类专业的入门课,新中国成立以前分设“电工原理”和“交流电路”两门课。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的教学体制,把这两门课程合并成为电工基础,内容包含电磁路和电磁场两部分。这门课程历来受到重视,国内外的大学里一般都由主要的教师来担任。例如电气工程界的老前辈萨本栋在清华大学讲“交流电路”,编著出版了教材。顾毓琇最早翻译出版了美国教材丁弼和白煦合著的《电工原理》,该书为大学电机系普遍采用。新中国成立前浙江大学由工学院院长王国松亲自讲授“交流电路”。其他大学也无不如此。其实,国外也这样:莫斯科动力学院教电工基础的是克鲁格院士,列宁格勒工业大学有聂以曼院士等,形成本学科的两大学派。华裔教授葛守仁担任美国伯克里加州大学工学院院长时就是讲授“电路理论”课程的。哈工大电机系聘请的第一位苏联专家负责组建“电工教研室”,第一批研究生就有俞大光,来校前已是武汉大学电机系的优秀讲师了,足见学校对这门课程师资配备是非常重视的。
  20世纪50年代,哈工大处在教学建设阶段,所谓“过教学关”,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电工基础作为一门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尤其明显。苏联教材体系内容和方法,和过去大家习惯的美国教材有相当差距。我们边学边教边建,走在国内前面,起着开创作用,引进第一份苏联本课程的新教学大纲,翻译出版了第一本苏联教科书克鲁格著《电工基础》(1946年版);建成国内第一个电工基础实验室(包括电路和电磁场两大部分);首先完整地建立了讲授、习题课、实验、辅导答疑、期中测验、期末考查直至期末口试一整套完整严密的课程教学过程。当时我们的口号是“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密切结合中国实际。”1958~1961年,首先在国内公开出版了俞大光主编的《电工基础》全国通用教材,和与之相配套的《电工基础例题和习题集》。为此俞大光出任高等工科学校教材编审委员会电工教材编审组(筹)的组长。
  在学校的领导下,电工基础教研室内部建设也在逐步进行。师资建设是关键。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马大猷教授来校任教务长。他原任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科学院学部委员,到哈工大后一直在我们教研室任课。俞大光在1956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晋升的副教授。蒋卡琳、龚正毅定为讲师,我是破格升任讲师。那时电工基础教研室是电机系里唯一各级学衔齐备的单位。学风建设是基础。学校的口号“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现在已经上升成为哈工大的校训,电工基础教研室确实是全校众望所归的典型之一。俞大光在电机系内威信极高,人称“铁将军”,规格严格,一丝不苟。他在教学上下的功夫到份、到位、到家。我在这里只举3方面例证。
  首先是在课程学术内容上下的功夫。我们刚进教研室,俞大光老师就把我们考了一把,题目都是最基本的。例如一段有源支路上的欧姆定律之类,结果把我们都考住了。这一考将我们心头存在的看不上基础课的浮躁气一扫而光。当我们老老实实沉下心来钻研教材,才懂得越是最基本的越是难于说清楚,我们应该不满足于数学推导,力求从最基本的物理概念出发,一针见血地给出直观解释;越是学得困难的学生所提疑问,越是难于解答清楚,必须回归到电能和磁能的本质上说清楚,令学生彻底理解,心服口服。教师的责任,不仅要求自己彻底明白,而且要求能够顺利地引导学生彻底明白。
  第二是在了解学生方面下的功夫,强调教书重在教人。那时我们当助教,一人带3个小班的习题课,要求开学两周后认识每个学生,叫得出名字来,更要求对每个学生学习情况了如指掌:弱点在哪里?概念上犯过什么错误?纠正了没有?教研室有个传统,对期末考查十分重视,通过它纠正学生平时的错误,所以能做到这点,基础在平时对学生的透彻了解。考查通过了,考试就比较顺利。
  第三是在帮助学生学习、循循善诱上下的功夫。只讲一个例子:我1953年到校,第一次考试接受的任务是对一个特困女生单兵训练,花了12天时间个别耐心辅导,几乎将一学期的课程内容重教一遍,终于让她通过了期末考试。那时候采用口试,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不存在事前透题弄虚作假问题。“规格严格”反映了目标控制,“功夫到家”反映了过程控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从当时我们这批人身上,反映出哈工大人才观上的优良传统:不搞宗派主义。一不歧视“外来户”,二不讲究“出身”,三不论资排辈,真正做到不拘一格用人才。上面说到和我一起来校的20人,外校毕业、学制短、资历浅,但只要工作好,就可以得到培养和重用。我本人就是一例,可惜得到的培养大于所做的贡献。还有王宗培,先在电工学教研室当助教,显示出他的才能,1956年“电机制造”来了苏联专家,就选拔他当研究生,后来成为学术带头人之一。
  以上说了些往事,零零碎碎,未必讲到点子上。无非是想为现在教研室的同志们提供一些史实,同时,吁请今后校院领导更加重视和关心这个教研室的建设。“长江后浪推前浪。”教研室已经今非昔比了。作为老人,在这里聊寄殷切期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