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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大的预科生活

作者:荣国浚

  1949年9月18日,我们100多名京津地区新生在陈雨波老师带领下经过40来小时抵达了哈工大预科校址王兆屯。
  王兆屯是哈尔滨市南郊的一个村落。预科占着用篱笆围起来的数十亩地,有一个大操场,有几栋砖木结构的房舍,四周围都是住户和农田,有许多是“白俄”(官称本地苏侨)住户,他们的家大多是用板障围着的,房子的门很厚,窗子有两层玻璃。他们的家里大都喂着奶牛,还养着狗。
  没来到东北时,听人说哈尔滨的天气很冷。如今到了这里,时令正是中秋,颇有肃杀之气,一早一晚相当凉。水管流出的水很冰手,用它漱口很激牙。厕所设在户外,蹲茅坑时间一长会感到透心的凉。
9月中下旬,在哈尔滨比在北京天亮得早些,天黑得也早些。这种时差和学校实行的半军事化的生活制度却是很协调。王兆屯的交通不大方便,在这儿上学不受外界干扰,令我有世外桃源之感。

  半军事化生活
  预科学员大体有以下几种来源:一是铁道部系统保送来的;二是东北三省招考来的;三是京津地区招考来的;四是从华北大学工学院和育才学校转学来的;五是从部队和机关抽调来的;六是原来已有的17、18班的。组织上把全体学员划为3个中队。我们京津地区来的划归二中队,中队长是从菲律宾归国的老同志黄宜国,副中队长是姜钧寰和我,队委还有霍蔚恩和平惠民。中队下设小队,方明、赵乃光、杨正中、杨振荽任小队长,还有王绍良任中队团支部书记。
  二中队的学员大多数是高中毕业或上过高二的,少部分只上过高一,也有上过一两年大学的。他们中大多数的年龄在15到20岁之间,身体健康,精神面貌很好。后来经过党和国家培养,这些同学大多成了材,有的人在工程技术、工业管理、科学研究或教育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还有几位同学已离开了人世,让我深为怀念。
担任一、三中队队长的有李树毅、王玉田等同志,当时还设有两名大队长,主管生活后勤方面工作,一位是崔文汉,一位是杜文禄。崔文汉绰号崔大汉,五短身材。他的杰作是后来任预科修建科长时,在沙漫屯校舍厕所里写的有、无人的标志。他用了“Ectbueaobek ”和“Hetueaobeka”(完全是直译),学员们引为笑谈。杜文禄初次与大家见面时着一身褪色灰军装,腰扎皮带,头戴八角帽,在大会群众面前,双手一抱,开口说道:“兄弟杜文禄……”,很新鲜。
  各中队实际上是由预科的党组织直接抓。预科主任刘仲甫着一身料子制的灰色干部服,戴圆顶帽,鼻架金丝眼镜,举止儒雅,不怒而威,擅作报告,口若悬河。人事科长胡汐,稍瘦的脸,双目有神,对人和气,办事干练,说起话来,嗓音清脆,语调铿锵。开大会时一般是胡科长主持,刘主任讲话。这两位领导很有水平,众人服膺。
  我们的作息制度是早起早睡。5点半吹哨子起床,一刻钟洗漱完毕,中队集合,跑步。
  政治学习
  刘主任宣布:我们是人民的大学,要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学生。要求大家好好学习,树立革命人生观。动员报告后,各队组织学员们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于是,各个宿舍房间里、树阴下、操场边,到处都是各小组在开会。大家七嘴八舌地开了腔,有的说:我们是来上大学的,大学的校舍在哪里?这荒凉的农村就是我们的大学吗?有的说:来哈尔滨以前听说这儿有苏联红军,怎么来到这儿了,一个红军也没见着哇?有的说:学校附近住了不少“白俄”,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是十月革命逃亡出来的白党吗?还提了不少学习材料中搞不清楚的问题。刘主任在大会报告中一一作了解答。
  过了两天,举行大会,宣布要批判三中队一名叫李洪业的同学的错误思想。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案时就想:报上解释国旗上方的一颗大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象征着人民中的四个朋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代表党的那颗星就大?代表人民的星就那么小?他在小组会上发表了这个想法,别的同学批评他,他还不服,所以让大家都来发表意见。此后,很快开始了以介绍英雄人物为主要形式的正面教育。被介绍的英雄人物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一位是刘之家,一位是刘子意。他们都是从部队抽调来的学员。刘之家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原在北平市河北高中上学。抗日战争开始后,他接受了党的教育,投笔从戎,到冀中地区参加了八路军,先担任文化教员,后调入冀中军区火线剧社,直做到团职演员。1942年敌军“五一大扫荡”,我军部队避其锋芒转移到山区去。之家同志在夜行军中迷失路途,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在那充满危险的时期,他设法隐蔽在老乡家,坚持斗争,毫不动摇。部队和剧社领导都以为他牺牲了。经过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他终于辗转数百里找到了部队。领导上肯定了他经受的一次次火与血的考验。他虽然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但是由实践证明已经是一位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了。他的事迹对于一切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都是极好的教材。我也找到了又一个学习的榜样。
  刘子意同志是一位战斗英雄。他的英雄事迹也很感人。
  领导方面号召全体学员向这两位同志学习,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起革命人生观,大家的反应十分热烈。应该肯定这段政治学习是组织得很成功的,无论是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和学习方法都是比较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对于当时预科的绝大多数学员产生了深刻影响。紧跟着宣传党公开。我们刚刚到校时党组织还是未公开的。这一下子公开了,学员们发现那些和自己亲亲热热朝夕相处又处处起模范作用的同学,原来就是中共党员,都异常兴奋。
  组织上趁热打铁,号召有志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先进青年申请入党。入党申请书像雪片一样递交到了各级党组织。经过严格审批,一小批同志被吸收为候补党员。在二中队只有一个赵乃光是此次入党的。他由姜钧寰和我介绍。他的父亲是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教授。他曾经在清华附中学习,在党所领导的进步读书会中他接受了革命基本理论的教育,1949年春入了团,来工大后做小队长工作,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很靠拢组织,要求进步,是积极分子中比较成熟的一个。
  记得别的中队还有胡恒章、吴莼园入了党。莼园曾在大会上批评小农私有意识,他头上顶一块白羊肚手巾,身穿家做黑布袄、裤,个子不矮,削瘦,肤色较深,牙齿很白,双目炯炯有神,说一口河北南部或河南一带的方言,当时是很活跃的。
  搬到沙曼屯
  政治学习结束,经过1个月的建校劳动,我们搬入了沙曼屯新校舍。预科领导按我们学员的程度和学历划分为中级班和初级班。中级班学制2年,毕业时要求俄语水平能达到直接听用俄语的业务课,然后升入本科。初级班学制暂定1至2年,结业后升入中级班,其教学内容以俄语为主,兼顾中学文化课程。当时,中级班分10个班。初级班可能多于10个班。组织上给各班配备了政治骨干,记得中级各班情况如下:
  一班:孙冠宙、姜钧寰、平惠民、赵乃光;二班:刘之家、于恒、荣国浚;三班:黄宜国、方英、王绍良、杨尔庄;四班:钱文俊、黎璞;五班:王玉田;六班:王毓贤、王嘉璇;七班:马作圻、霍蔚恩、齐国治;八班:袁礼周、杨振荽;九班:李树毅、宋振文;十班:管惟炎、吴风光。
  以上各班第一名为党的支部委员会成员。管惟炎还是团总支书记。
  整个预科成立了学生会。经过选举,刘之家任主席,靖伯文任副主席,黎璞与荣国浚任学习部长……。刘之家在党内任校党支部副书记和预科学生党支部书记,由他直接领导学生会,可见党组织对学生工作是多么重视了。不久,因太忙他辞职,由靖伯文任主席。
  当时课程表排得很满,上下午都有课。我和黎璞做工作大多是利用晚自习的时间进行的。我们通过各班的班长和学习委员了解同学们的学习情况,有何困难,有何意见,有何好经验,有何新问题,然后向预科主管教学的赵主任反映,向刘之家和党支部反映。交流经验则采用黑板报的形式。
  俄语学习
  当时,学校给每个班配上一位俄语主讲老师。给中一班配了俄语教研室主任舒特娃,给二班配了教研室副主任巴诺娃。她们俩是哈工大最有经验的俄语专家。
  巴诺娃时年50余岁,身材短胖,一头灰色卷发,圆脸,皱纹较多,有一双凸起的大眼,戴银丝眼镜,鼻头圆,鼻梁并不太高,平时表情严肃,令人敬畏。她会一些汉语,自称法语很好。从她的举止看我想她可能是贵族出身。她对于教学工作十分认真,对学生关爱视若子女,恨不得把我们每个人都能训练得会说会写。基于多年经验,她摸透了中国人学习俄语会在哪些地方卡壳。于是,她在俄语与汉语区别最大的地方,特别下功夫讲解。例如,俄语名词有性的区别:阳性、中性、阴性,中国学生接受起来很困难,俄语中名词的性别并不仅仅对应于生物生理上的性别。还有俄语中的变格,中国学生感到很难学,在这方面比英语还要难学。在这些地方她反复地讲解、举例,让学生练习,她予以辅导。她特别鼓励学生大胆地张嘴说俄语。说错了予以纠正,决不嘲笑。
  中二班的俄语教学在巴诺娃老师精心主讲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的俄语基础打得比较扎实,使我终身受益。
  除主课外,还有音乐和数学两门课。教音乐的是一位身材高大、嗓音洪亮、气宇不凡的男老师。他教我们唱《祖国进行曲》,他自己领唱,洪钟大吕,声震屋瓦。这首歌曲调雄浑,词也很美,里面有名词的各种变格,很适合于初学俄语的人来唱。词意虽有夸大,但表达了苏联人的自豪,也触发了我们的豪情,因为当时我们都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至于如何发卷舌音“P”,他教我们先发“A”,再接转“P”,这种方法很有效。
  教几何和算术课的是一位女老师。她40多岁,个子较高,还踏着高跟鞋。她一头粟色卷发,虽较长,却掩不住脖子,刀削脸,鼻子特别尖,当她两眼瞪人时真让人不寒而栗。她的嗓音刺耳,让人想到鸡鸣。她的这门课就是教我们数学方面的俄语术语。
  因为老师让我们尽可能找机会说俄语,我和几位同学便在学校附近找了一家本地苏侨养奶牛的住户。那位主妇俄国老人以为我们是来买她的牛奶的,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发现她的文化程度较低,说话并不太规范,但是能有这个机会就不错了。练了许久会话后,我们都觉得不好意思,每个人都花钱买了一杯刚挤下来的鲜牛奶。
  升入本科
  1950年春季的一天,学校副校长、中长铁路局苏联官员西乔夫少校来到预科作报告,动员我们报名提前一年升入本科。原因是本科中有许多中国学生被抽调出去工作了(大多是做军事俄语译员),使本科中国学生人数骤减。学校当局动员我们中级班同学突击速成俄语,提前升入本科。通过报名,当即遴选了百来名同学成立了高六、高七两班。我们暑期没有休息,在舒特娃与巴诺娃两位主讲老师的精心教导下,开始更加紧张地学习了。记得盛暑时,室内人多,又热又臭,巴诺娃讲课非常卖力气,我发现她汗流浃背,连衣裙湿了一大片,鬓角也滴下了汗水。她还常常摘下眼镜来擦拭镜片,口中不断地讲,嗓子已经有些沙哑了,手不断地在黑板上写,身上沾满粉笔屑。这种敬业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每一个同学,让我们怎能不如饥似渴地拼命学习呢!早上天空上还有星星的时候,我们就起床背单词,平时尽量少说汉语,而代之以俄语,努力提高阅读速度和书写速度。就这样,一个夏天过去了,同学们虽然没有黑,却瘦削了不少。绝大多数人对于升入本科直接用俄语听课充满了信心,领导和老师也比较满意。实践证明只要组织管理得好,师资质量有保证,高中毕业生只需1年就可以完成原来中级班2年才能完成的学习任务。这也许是1950年开始工大校方将正规的预科改为一年制的原因吧!
  1950年9月初,我们告别了沙漫屯,告别了预科的领导和我们敬爱的老师,到南岗公司街本科报到。
  深切怀念
  我深切怀念这为期1年的预科生活,尤其怀念几位老同志。
  头一位是刘之家同志。他待人宽厚,关心他人,思维缜密,谦虚谨慎,对待学习非常认真。他本身是一位县、团级干部,可是艰苦朴素,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他喜欢在课堂上向老师提问,对老师态度十分谦恭,在下边也不耻下问,学习极为勤奋。他玉树临风,气宇轩昂,在火线剧社与胡汐合作主演过歌剧《白毛女》。他是歌剧《王秀弯》的作曲,他的小提琴也拉得很好。建国初期拍电影《白毛女》时,曾邀他担任男主角大春,他因怕耽误功课便婉言谢绝了。与他分手后,1950年秋,我在本科与他偶然相遇过一次。1956年毕业时,校方拟留他出任科研处长,他未就,被分到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底盘车间当主任、厂副总工程师。“文革”中他遭受迫害,后调任河北机械厅副厅长、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夫人胡汐离哈工大之前任机械系总支书记,后任河北机电学院副院长。这两位老同志所到之处口碑极好。谭以津、张恩惠等同学曾在河北省工作,与两位老同志有过交往,均感受益匪浅。
  第二位是黄宜国。1950年他被调离学校,任鞍钢化工总厂厂长。我与霍蔚恩曾去看望过他。他工作很忙,他和夫人对我们十分热情。宜国同志仁厚长者,待我们如手足。他从不谈菲律宾地下斗争情况,纪律性极强。因为他上过大学,知识水平高,在化工总厂任厂长工作,十分努力,做出了很大成绩。后因化工品毒性污染,加上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
  第三位是方明。他是方志敏烈士的小儿子。他和我年龄相近。他长得个子较矮,圆脸蛋上有一双好像会说话的大眼睛。他性格朴实、憨厚,对同学热情,一点没有隔阂,乐于助人。听老同志说他的哥哥方英就与他性格不同,都说方明还是个孩子。方明没有在工大继续读下去。后来听说在江西南昌飞机制造厂做技术领导工作。
  第四位是霍蔚恩。她父亲1948年在台湾海关任职,在接她们全家赴台时,霍蔚恩正在燕京大学读大二,她已接受了革命教育,1948年1月入了党。当时燕大的进步与反动两种政治势力的斗争如火如荼。她斗争坚决,团结同学,在医预科以及全理学院都是有影响的,人赠外号“小伙子”。当时,她决定跟定党,留下来迎接解放,就告别了母亲、弟妹。后来,正是因为她工作很投入,耽误了学习,于是改弦更张,考入工大。在中七班时,党组织给她任务去劝说一位有一般性政治历史问题的同学进一步谈清楚问题。但是由于客观方面的原因,并未取得进展。后来两个人还发展了感情,支部以为这是立场动摇,批评了她。她想不通而且顶了牛,组织决定给予她党内警告处分。这对于她聪明才智的发挥颇有影响。依我看来,除了1955年清华大学电机系研究生论文答辩和后来为某洲际运动会设计大时钟这两次偶露锋芒外,她的豪情壮志终未能展现。
  还有一些老同志,因年深日久,联系不多,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我却十分怀念他们,怀念在预科与他们共同学习、生活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