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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KM6

作者:王仲仁

  好多朋友问我KM6的含义,实际上它是汉语拼音缩写的代号。K是空间的缩写,M是模拟器的缩写,6代表序号。KM6是我国最大的空间环境模拟器的缩写,也是世界上著名的五大空间环境模拟器之一。它是人造的“太空环境”实验室,包括超低温、辐射及高真空,是空间飞行器和载人航天的关键设施之一,我国的“神舟”系列飞船和多种大型卫星曾在其中作过多次实验,“神舟”五号升空前曾在其中做了10天的热平衡实验。“神舟”六号、七号……升空前也必须在其中进行测试。作为KM6建造项目的总师自然对它有解不开的情缘。KM6是1995年到1997年在北京唐家岭工地上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庞然大物。它是航天城的第一个巨人,说它是superman(超人)一点也不过分。它高22.4米,直径12米。1999年“神舟”一号飞船顺利升空并安全返回,对我校和核工业23公司的承建者们来说除了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之外,还感到如释重负,我们终于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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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载人航天做出重大贡献的王仲仁教授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

  2001年1月初在北京召开KM6大型空间环境模拟器制造技术鉴定会,我做了技术总结报告,随后陪同与会专家到航天城参观了KM6,包括参观“神舟”一号返回舱,那时虽然不允许拍照,我们还是“趁人不备”抓拍了,当时的想法是辛苦了几年,不在经过美容的KM6面前留一个影不仅是一生憾事,而且无法在向弟子们及儿孙们炫耀时拿出证据,那时我们真是抢镜头,拍照一个接一个,比游客在天安门前排队拍照要迅速十倍,也紧张很多(怕被人发现)。事也凑巧了,当时手忙脚乱,负责摄影的王若维高工将拍完的胶卷放在白大褂(参观服)口袋内随服装一起上交,包含着我的“尊容"的胶卷被没收了,虽经交涉,但最终没得到那些特别珍贵的照片。每当我看到施工现场的相片,在我身后的都是以容器的筒节或法兰为背景,有时还有脚手架。因此,在处于使用状态的KM6前补拍一张照片作留念,是我重访KM6的一个重要动机。
  上午,强文义教授,冯吉才院长,王若维高工及我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重访了KM6。这喜悦来自“神舟”五号载着中国第一个宇航员顺利升空并安全着陆,来自全国人民的欢欣鼓舞。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在我校获得协作奖的赞誉声中我们重访KM6,这一次访问不同于一般参观人员,我们是KM6建设者群体中重要成员,强文义是总指挥,我是总师,王若维是办公室主任、现场指挥。我们就像一个雕塑家重访他的作品时那样亲切,想再一次抚摸曾付出心血的佳作。
  汽车在宽敞而平坦的柏油马路上行驶,据司机说这是因国家领导人视察而修建的。这条路,在我们的记忆中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水四溅,凹坑遍布的土路。航天城的前身是一片稻田,附近养鸡场的鸡粪味从远处随风飘来,不得不掩鼻而行。8点30分我们来到北京航天城,身为空间技术研制试验中心总师的柯受全研究员在大厅门口迎候我们,随后我们在曾接待国家领导人的贵宾室入座。
  说起柯总,他原是航天部五院511研究所所长,KM6是由511所总师黄本诚(我校知名校友,博导,航天十大顶梁柱人物之一)负责组织有关科室设计的,我校是制造单位。1993年柯受全是甲方代表,一个精明的领导,我后来是乙方总师,在争取承担项目和立项过程中有过磕磕碰碰,但都是为了工作,如今工作结果圆满,见面时大家分外亲切。
  我们首先说明来意,一是看看老朋友,叙叙旧,二是想在KM6及“神舟”号飞船前照个相,三是想了解一下载人航天二期工程,看看有些什么事可以继续干。首先从工地临时厂房谈起,它是当时一片荒原上的第一个建筑,柯总说那个白房子作用很大,现在已改作库房。他回忆说,施工初期没有厕所,哈工大有些老师有痔疮,大便困难,柯总就特批到他们的指挥部去上厕所,这时强文义教授说:“当时王仲仁老师在野外大便,被蚊子咬了几个大包,这已成KM6建设过程中的佳话。”
  柯总回忆了以往的航天项目进展,他兴奋地说,KM6工程是历史上基础设施第一次如期高质量完成而没有拖飞船上天后腿的项目。他还说了一个笑话,我们常说“后墙不倒”(意指最终完成期限不变),但墙根上加上轮子可以移。此时王若维同志已经坐不住了,拿起数码相机在“神舟”号飞船模型前拍照,我也凑上前去拍照,柯总非常豪爽地说:“咱们不要光拍模型,到总装大厅去拍真家伙!”于是他领我们下楼,换上观光用的白色大褂,头戴印有“中国航天”四个字的工作帽,进入大厅前柯总关心地问:“带上camera (相机)了吗?”我和王若维各带了一个数码相机,这次是双保险,绝不能旧戏重演。
  大厅中柯总领我们边走边介绍,要在KM6中做试验的不仅有“神舟”号飞船,还有好多卫星,它们在列队等候。到了KM6空间环境模拟器前我们停住了,柯总说:“你们慢慢照吧!”这岂止是贵宾待遇?贵宾来了,仅由摄影师专人照,我们是自己拿相机照,可以从不同角度,可以合拍也可以单拍,可以仰拍也可以俯拍。与其说这是对参与研制者的宽容还不如说是一种奖赏,我们内心的感受是:“久违了,我的朋友KM6!你今天分外美丽与高兴,似在迎接亲人。我们哈工大为你而骄傲,我们代表参与研制的全体人员向你致敬。我们要把你看个够。”抬头看去,“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努力完成载人航天任务!”横幅像一个红色彩带系在KM6腰间。的确,今天的载人航天精神就是新时期的“两弹一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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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号飞船正准备进入空间模拟器做实验(肖友摄)

  由于KM6高22.4米,从一楼大厅无法拍到全景,柯总索性请我们乘电梯直奔顶楼,王若维用他高超的摄影技术拍了全景。为了建造KM6,他3个春节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当年他的儿子王亮才读小学二年级,如今王亮已经是高中二年了。KM6整个建造过程中王若维全程跟踪拍了照片近千张,录像资料20多盘,但那时的KM6是“红装素裹”,没有施一点粉,涂一点脂,全是钢铁本色,如今他不停按动相机快门,一定要拍个够。
  柯总走出大厅后,应我们要求参观另外一些以前我们并未见过的相关试验大厅,途中我关切地问“那个白厂房在哪里呢?”他指着围墙外的一个白色建筑,相对于航天城的高楼,白色建筑就像一个小学生与篮球运动员姚明那样的落差。别看这厂房小,但KM6的12米大法兰、6.5米法兰、12米大封头及6.5米封头等都是在这里加工的,柯总还问起当年23公司的施工经理周文斌及张正天副经理,他想起65吨重的“上大门”就是由他们负责从白厂房中组装焊接然后运到目前的大厅的。强文义教授这时插话说:“周文斌与张正天现在正与王老师及王若维一起合作建造亚洲第一大风洞。”柯总笑着说:“你们还在合作?太好了。你们这个队伍很能干,而且还在一起合作,可以接着干一些载人航天二期工程。”冯吉才院长说:“这正是我们这次专程来请柯总指点的一件大事。”这时正好午饭时间到了,柯总说:“咱们先吃点便饭,边吃边聊。”
  走进航天餐厅,电视屏幕上正放映着胡锦涛主席在宇航员杨利伟出征前的讲话:“此时此刻,全国人民都在……”航天城主管接待的领导专门安排我们在一个包间内用餐。
  柯总向我们介绍了载人航天二期工程的内容,对几个具体项目希望做好准备,又鼓励我们说KM6干得这么好,完全能有条件做好二期项目,这时冯吉才院长说:“我们院已成立了特种容器设计与制造研究所,王若维是所长,王仲仁老师是总师,我们正准备承接航天二期项目,请柯总多帮助多指导。”席间我们又聊起当时参与KM6工作的有关领导,负责那个白房子基建的韩定久副总师已经退休,但还在外面作顾问,生活状况很好。审批白厂房上马必要性的国家载人航天办原主任汪永肃少将,退休后仍然关心载人航天事业,他后来患癌症,就差几个月就能看到“神舟”五号启程,但他提前离开了人世。与白厂房审批相关的一位领导,原航天部计划司司长朱寿森,也只差3个月未看到“神舟”五号升空。听到这些吃惊的消息怎能不使人伤感。走出餐厅包房,经过大厅,电视屏幕显示的“神舟”五号变轨成功图像……看来餐厅是把神五的精彩镜头巡回放映,这真是一次近乎完美的载人航天,应该骄傲。
  告别了柯总,在返回宾馆的路上,我们心情既激动、兴奋,也相当惆怅。回到宾馆,汪永肃主任和朱寿森司长的形象仍非常清晰,我想起1994年秋,为了给施工创造条件,当时我们建议要盖一个18×30米的临时厂房,这是合同以外的临时设施,朱寿森司长考虑到甲方经费紧张,我方又未作此预算,决定直接向载人航天办申请专项拨款,由项目副总指挥科研处长张华带领我们哈工大的指挥系统及总师系统的一些同志到指定地点去汇报。那时,我对着平面图作介绍,我说工件的表面粗糙度要求很严,不盖厂房刮风下雨难以达到表面粗糙度要求。汪主任说,那就搭个帐篷,我说光有棚子还不行,还需吊车,他说“可以用抱杆起吊”,汪主任搞过野外施工,并不是外行。我也不好硬反驳,只是强调法兰一段需与另一段精确定位后才能组焊,活动范围大而精,还是需要有天车的厂房。我当时的感觉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正在坚持不下时,一言未发的朱寿森司长说:“汪主任,既然你们认为可以不用厂房,那就由你们来实施好吧!”汪主任停了一会很痛快地说:“不,还是你们实施,建厂房的款我们付。”真是军人的风格,不同意见说在当面,但从有利于工作出发,办事果断。于是一场有惊无险的论证很快满足了我们的要求,这对工程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关键作用。可是转而一想,当年为载人航天呕心沥血的主要负责人有一部分并没有看到杨利伟上天的辉煌,在庆功的人群里并没有他们的身影,而当年的助理们如今已变成少帅和老总,这合理吗?我思索了很久很久,我想起了航天精神的四句话:“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尤其是最后一句话非常深刻。1993年作为原航天部所属的大学教师,我们哈工大人怀着一种使命感积极争取载人航天项目,我们抱着为国争光的责任心来尽心尽力完成任务。当时的心情是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的失误而延误载人飞船升空,并没有想到“神五”升空后这种庆功场面。10月16日上午,当杨利伟在内蒙顺利着陆时,省电视台及有关媒体记者在国防重点实验室门前问我:“此时此刻您最想的是什么?”我说:“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华人都为首次载人航天取得成功感到无比骄傲,我们哈工大人能为载人航天作贡献感到非常自豪。”记者又问:“那您自己呢?”“我觉得没有因为技术决策失误而影响飞船升空成为历史的罪人而高兴。”这是实话,从接受任务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意识到身上的负担,好多人认为大学搞不了工程,一些竞标过程中的对立面在等着看我们的热闹,有些人武断地说,这次哈工大肯定是栽在这个工程里了。我们一直如履薄冰,真是能合格交工就谢天谢地了。这时,省电视台记者有些不高兴:“怎么这么说呢?说点吉利点的!”在她的启发下,于是我说:“今天是全世界华人的盛大节日,是我们扬眉吐气的大喜日子!”这样大家才皆大欢喜地散去。
  坐在返哈的列车上我和冯吉才教授谈起了研制过程中的往事。关于大法兰的现场精加工设备方案的选用我们曾经争论很久,幸而决策是正确的。合同订立后不久遇上日本神户大地震,不锈钢板生产厂倒闭,钢材从每吨1.6万增加到2.6万,太原钢铁公司只能轧制22毫米以下的板材,而KM6的封头所需的厚板为32毫米,平台板厚需45毫米,舞阳钢厂虽能轧厚板但又没有合适的不锈钢锭,我们就从太原买钢锭到舞阳轧板,生产上的问题就是那样具体,需要一个一个地去解决。为了保证法兰对接时的精度,田锡唐教授在方案确定后又派钟国柱和研究生到现场培训焊工,一个焊口需要测量几十个数据。负责材料的我校一位退休工程师为了节省昂贵的不锈钢材料,将需要裁剪的图形画成了纸样,像小孩拼积木一样贴在钢板上,然后切割成小块,下料工说“没有见过如此省料的干法”。施工现场条件艰苦,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常务副总指挥王尔德教授忍着静脉炎的疼痛在现场指挥,一站就是1天。退休返聘的老师傅比在职时还认真,对工艺参数及过程实行严格监督。校长杨士勤、书记吴林更是非常关心此项工程,每次到北京开会或路过北京都要到现场指导,身为总指挥的强文义副校长更是三天两头到现场共同解决有关问题,及时争取领导部门的支持。董小瑛作为哈工大刚毕业的女技术员在工地一住就是3年,既当会计又当采购员和炊事员。就是由于这些哈工大人和核工业23公司职工的齐心合力,我们才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此外,还有两个人的形象始终在我的脑海里。一个是载人航天办的汪永肃主任,另一个是朱寿森司长。我记得在鉴定会上当我作完技术总结报告后,汪主任对我说:“你怎么光讲那个7.5米筒体与12米筒体对接那个大孔呢?KM6上大大小小有二百多个孔,还应该多讲一些工程的难度。”此时此刻我们已经像“战友”,他在帮我使劲,我再一次感受到军人的豪爽。
  2000年春我在原航天部721医院作身体检查,那里专门聘请国内专家设立骨科门诊。我因颈椎有毛病去挂号就诊,进入候诊室看到朱寿森司长坐在那里排队。他身穿褪了色的上衣,脚穿圆口黑布鞋,他见到我就热情地站起来,惊奇地问:“王教授,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说:“我到721医院(原航天部医院)体检,顺便来看看颈椎病,朱司长你也看骨科么?”“是,腿上有些毛病,请名医看看。这样吧,咱们换一个位置,你先看。你是专家,时间宝贵,我反正退休了,没什么事情。”我推辞再三,恭敬不如从命。等我看完病,我对朱司长说:“不管是KM6立项阶段还是实施阶段,还有哈工大其他项目您都起了关键作用,我们哈工大人永远不会忘记您,欢迎您常到哈工大走走,任何时候来都欢迎。”他说:“谢谢,我以后会去看看老朋友的。”此后我也不知道学校是否邀请过他再来哈尔滨,那次见面竟是最后一别。
  人生苦短,在胜利的时刻,想到一些比我年少的为载人航天奉献自己毕生精力的朋友竟没有等到那辉煌的一刻,一些后继者们去介绍经验、去接受鲜花,内心实在难以平衡。细想起来,也许这就是一个规律,就像一些革命先烈并没有看到胜利果实,但是他们无怨无悔。于是我想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关人生的至理名言“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言简意赅,对于每一个人应该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我还是要补充一句,对于做出过贡献的人们,共和国不应该忘记他们,朋友应该怀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