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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优秀共产党员马祖光教授

作者:陶丹梅 任晓萍 黄峰 邹波

 一位75岁的老人,当他生命的蜡烛燃烧时,照亮了别人;当这支蜡烛燃尽时,就悄悄地离去。    
   先生厚德博学,一生坦坦荡荡,清清白白,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生命不息,工作不止。而2003年7月15日这天,他放下了正在做的光电子学科30年内的学科规划,放下了看不完的书、做不完的事,也撇下了瘫痪在床、相濡以沫50载的妻子,永远地走了……   
   这之后的连续几天里,哈工大网BBS每天都有100多人发帖子,自发地悼念先生,有的发纪念文章,有的留下三言两语:“向先生三鞠躬”,“以后若当教师,一定像他那样”,“先生是平凡而伟大的人”。   
   那些日子,他家的电话里时常传出同事、朋友断断续续的呜咽……   
   就连他家附近粮店的老职工也顿足哀叹:“好人啊,怎么就这么走了呢……”   
   熟悉他的人、认识他的人、知道他的人无不痛心、难过、扼腕惋惜。   
   一些人自发地向校党委表示沉痛、惋惜心情的同时,都力荐弘扬他的精神。    
   一个普通人走了,为什么能牵动那么多人的心?    
   他,就是我国光学界著名专家、国际激光领域知名学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光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系首席教授马祖光。    
   哈工大校长王树国在一次会上说起老先生,掩面泣不成声:“2002年,马老师在深圳开院士研讨会,74岁的他是第一次去深圳……他是怎样地工作啊……”
   “如果不是生活和工作在马老师的身边,很难相信现在还有像马老师这样的人。”    
   “马老师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他是做人的楷模、做事的榜样,是共产党员的一面镜子。”
   “马老师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难得的导师。”
   “他是一个有着特殊人格魅力的人……”    
   惊悉噩耗,我国光学界泰斗、“863”计划的倡导者、两弹一星元勋、80多岁的王大珩院士来到告别大厅。签名时,他心情沉痛,手在颤抖……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周炳昆、王乃彦院士和甘子钊、姚建铨、杜善义、蔡鹤皋等院士,航空部原部长朱育理、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原副主任陈怀瑾等,马祖光的生前友好、同事及学生分别从四面八方赶到北京。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在低沉的哀乐声中,他们洒泪与先生告别……     
   甘子钊院士等一些人与马祖光并非一个研究领域的,平时也没有过多接触,只因他们了解马祖光的为人而来吊唁……    
   告别大厅里,摆放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兆国,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周光召,文化部原部长刘忠德,王大珩等20多位院士,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朱育诚,哈工大原校长李昌,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和省长张左己等领导,哈工大党委书记李生和校长王树国,马祖光的生前友好和同事及学生等,以及国务院、教育部、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电子局、中科院、工程院、国家“863”高技术专家组、黑龙江省政府等近200个个人和单位敬献的花圈和挽联。    
   中科院、工程院、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中科院学部主席团、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中科院光电子技术研究所和中科院物理所等研究所,国家高技术“863-806”重大专项专家组、“863-802”主题专家组和“863-804”主题准分子激光与应用专题组、总装备部等,清华大学等高校,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黑龙江省政府等单位发来唁电,马祖光的生前友好、同事、朋友、学生也发来唁电。在100多封唁电中,人们沉痛悼念马祖光教授的同时,对他不屈不挠为科学事业奋斗的光辉一生,对他高尚、谦逊的学术道德和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在唁电中这样评价马祖光:“马祖光院士是我国著名光电子技术专家,长期从事激光介质光谱、新型可调谐激光和非线性光学及应用研究。他在该领域创造了多项国际领先的科技成果,并对国防光电子应用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为促进光电子技术的发展也做了系统的开创性的贡献。他教书育人,培养了大批优秀科技人才,推动了我国相关学科领域的建立与发展,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教育事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马祖光的逝世是我国科技界和教育界的损失”。
   王大珩院士在唁电中写到:“祖光院士是我国从事激光研究从基础理论导出现实激光成果的少数先驱者之一。他为人谦虚敬业,作为学术带头人组建并培植了哈工大重点激光专业实验室,为现代光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国现代光学界的一大损失”。    
   一代宗师,风骨长存。先生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他的逝世,使我国光学界失去了一颗灿烂耀眼的星。先生人去,但他的办学思想,他的治学态度,他的探索精神、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他艰苦奋斗、克已奉公的高尚品德,他的爱国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永远激励着我们。
          
   早年颠沛流离,饱经战乱艰辛。他坚信共产党能救中国。“一定要为新中国做点儿事!”他一腔热血,奔赴东北
   
   1928年春,北京。   
   一户普通人家降生了一个婴儿——马祖光。作为这户人家的第一个孩子,父母充满欣喜,也对他寄予厚望。    
   马祖光的父亲马克先早年肄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院,曾编著过宋、元、明史,是一位经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王尽美烈士介绍、1922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1932年,4岁的马祖光随父母到济南,父亲在一所中学教书,母亲操持家务。   
   马祖光,聪慧好学,加之书香门第的熏陶,儿时就能画出世界地图的轮廓,背出许多国家的首都名称,也时常给伙伴们讲述简单的世界历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举国上下,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是年底,马祖光一家来到西安,开始了逃难生活,全家人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度日。读小学时,马祖光经常看到日本飞机每天数次在中国的国土上狂轰滥炸。这些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仇恨的烙印。    
   那时的马祖光,从没吃过一顿饱饭,也没穿过一件合身的衣服。1939年,马祖光又随家人从西安到四川。支离破碎的中国,让马祖光看到的依然是日本人在中国的国土上横行霸道。来到四川罗江后,马祖光一家人先住在一所破庙里。上初二时,进步人士孙东生校长被国民党当局扣押,学校召开大会号召师生去营救,马祖光积极参加到声讨国民党当局、营救孙东生的运动中去。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然而抗战的胜利给马祖光带来的兴奋是短暂的。10月,马祖光回到重庆,他看到的是国民党灯红酒绿的腐败生活和美国兵的吉普车横冲直撞的情景。几十年后一提起这些事,他仍抑制不住愤怒。1946年,马祖光开始了他在青岛山东大学的求学历程。   
   马祖光的老师、现清华大学张礼教授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我当时负责山东大学理学院普通物理课的辅导工作,不久便发现了马祖光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这位聪明、勤奋、朴实、谦虚的学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未来的夫人也在班上名列前茅。”
   1945年“八·一五”后,美国海军驻兵青岛,霸占了山东大学的校园。一次,马祖光与几位英文较好的同学愤怒地与美国兵争论起来,并质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霸占中国人的地方?把校园还给我们!”
   依傍于黄海的青岛是中国最大的港口之一。就在这个港口上,马祖光看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悲惨与耻辱。密密麻麻的人力车夫在栈桥上等待着那些趾高气扬、挎着中国姑娘的美国大兵,而这些人力车夫还要迎着笑脸,央求他们坐自己的车子,好挣上一点儿活命钱。大学期间,马祖光每次经过这里,一看到这场面,他的血就往头上涌,像被人打了嘴巴一样耻辱和愤怒。
   1947年6月2日,马祖光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的游行示威。当天,游行队伍与国民党兵发生了正面冲突,马祖光等学生被包围,被打得鼻青脸肿,并被抓走。这之后,马祖光思考了很多问题,他憎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憎恨日本人和美国人侵略中国。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日本凭着先进的武器打中国,又让马祖光悟出了一个深刻道理:国家落后,人民就遭殃。科学技术可以使国家强大,这坚定了他走科技报国之路的决心。
   大一暑期,为了挣点儿生活费,马祖光找了一份做家教的活儿。但当他发现这家人的客厅里挂着国民党特务戴笠的照片时,便气愤地辞去了这份活儿。之后,马祖光曾先后掩护了3个被国民党欺骗到青岛当宪兵的人,帮他们从青岛绕道天津后回到北京。这虽然很冒险,但他为自己的正义和勇敢感到欣慰。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了。在欢迎解放军进入青岛的大会上,一位军代表发言:“同志们,让我们亲切地称你们一声同志吧!你们辛苦了!”那一刻,马祖光热泪盈眶,这是多么亲切的问候!解放军,共产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中国人民终于不再受列强的凌辱。这一天,马祖光企盼了多少年啊!此时,马祖光的心里燃烧着火一样的激情:一定要为新中国做点事!    
   1949年10月,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的日子,马祖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负责山东大学理学院的团委工作。马祖光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他说:“为新中国工作,再累再苦,心里也甜。”1950年5年,他出席了青岛市第一届团代会,被评为优秀团员。同年,马祖光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多年的艰辛经历使他懂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坚信,共产党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
   1950年7月,马祖光大学毕业。他是北京人,毕业后本可以回到条件较好的北京,但他却响应国家支援边远地区发展的号召,怀着一腔热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又红又专,踏上创业之路。“服从国家需要”,他创办了物理与核物理专业
   
   马祖光一生创办了3个专业,每一个专业都是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艰难创办的。    
   1950年9月,年轻的马祖光怀着一腔热血,来哈工大当物理教师,同时在研究生班学习,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解放后哈工大党组织在研究生里发展的第一个党员。
   他听从组织的安排,从研究生班未毕业就被抽调出来,进入苏联人主管的物理教研室,边读研,边工作。次年,洪晶教授来校任教,马祖光与其他教师协助教研室主任洪晶共同组建“物理教研室”,并担任副主任。作为年轻的学科带头人,他当时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为人正派、业务精通、治学严谨、讲课效果突出。有的学生本来是学工科的,但听了马祖光的物理课后,竟对理科产生了兴趣。
   1958年,根据国家需要,李昌校长在学校建了6个新系。当时马祖光创办了核物理专业,这个专业的建立是白手起家。在3年困难期间,马祖光患心脏病,腿和双脚时常浮肿,但他始终迸发着为祖国干一番事业的激情,总是用爱国主义思想去激发大家。在饥饿和严重营养不良的情况下,他带领师生苦战,使这个专业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规模。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试验成功,他们第一个测到了哈尔滨地区大气沉降的辐射本底的变化,受到了国防科委的重视。当听说国防科委从苏联进口了两台“百道脉冲振幅分析仪”时,马祖光和他的同事连夜赶到北京,把其中的1台设备争取到了哈工大。    
   马祖光非常重视有应用背景的基础研究,对核物理专业的教师和学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说:“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这‘三基’一定要过关。”这使得核物理专业迅速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并为这些教师以后的教学和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哈工大这个专业的许多老教师都感慨他们深厚的物理功底和教学、科研的基础都是那个时候打下的。    
   1960年困难时期,学校树了两个典型,一个是工人,另一个就是教师马祖光。他被树为“又红又专”的典型,是红旗手。    
   1965年,核物理专业经过7年的艰苦创业,成为当时哈工大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专业之一。马祖光领导的核物理专业培养的学生质量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在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热情地接待了马祖光,并鼓励马祖光办好专业,还为这个专业提出了国家需要的科研课题。马祖光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这一年,他带领师生们以最快的速度研制了“快中子闪烁晶体”、“γ—计数管”、“β—计数管”和一些核辐射测量仪器,并参加了全国首届科学仪器展览。核工业部对这些仪器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还专门派人来哈工大学习制作工艺和技术。作为他的学生又是并肩创业的同事、北京政协原副主席朱育诚回忆他们那段创业史时说:“那个时期是哈工大的辉煌时期,也是马祖光风华正茂、艰难创业的时期。马老师兢兢业业的奉献精神和严谨治学的态度,为核物理专业打下了‘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好传统。”作为哈工大“八百壮士”的马祖光,在哈工大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文革”中,马祖光作为老校长李昌的“红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被抽皮带,斗得很惨。他蹲牛棚,挑沙子,刨冰冻的石油渣子,顿顿吃不饱饭,经常饿得头昏……    
   那时,他们一家三代被赶到一个大仓库里,半夜里一家4口人曾两次差点被煤烟熏死过去。他的妻子回忆说:“我和老人、孩子都昏在床上,每一次都是马祖光用尽全力支撑着推开了门,然后就倒在了门口……老天有眼,三九天的寒风不知什么时候又把我们一家人慢慢吹醒了……”   
   1970年,落实政策了。当时哈工大南迁,流失了许多骨干教师。1976年,根据国家需要,核物理专业并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高能所希望马祖光能去。但当时的校长找马祖光谈话,寄予厚望地对他说:“马老师,你是学科带头人,我不能放你走,工大需要你,一定要留下呵!”马祖光的妻子说:“我跟他到哈尔滨4个月就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老马是北京人,我很想去关内工作,换个好一点儿的环境。可他说,学校需要他留下,他是党员,要服从安排。唉,他这辈子,从来就不替自己打算打算。”
   有一位教师调回南方工作,临走前跟一位校领导聊起马祖光:“哈工大放谁,也不能放马祖光,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是真正干事业的人。如果放了马祖光,哈工大的损失就太大了。”
   服从国家需要,服从党组织的安排,马祖光留下来了。
   
   呕心沥血,坚忍执著。“中国的激光研究不能落后”。他以强烈的事业心和紧迫的使命感为动力,艰难创办了国家首批激光专业
   
   强烈的事业心和紧迫的使命感是马祖光创办激光专业的动力。这个专业,在创建最初的10年中,没有国家投资,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办成了一个走在国内同行前列并有一定影响的专业,马祖光拼了命为之奋斗了30多年。
   从物理、核物理到激光专业,都是从一个专业跨入另一个陌生的专业,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马祖光从不考虑自己的得失,不考虑自己的发展前途。只要国家需要,就是他干事业的动力。
   激光作为“光的骄子”,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国际上一出现,便快速被应用。激光切割、激光打孔、激光测距、激光焊接、激光手术、激光制导等,这个新事物深深地吸引了马祖光。他预见到,激光在军事上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70年代时中国的激光研究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
   1971年,正是“四人帮”猖獗之时,我国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跟随马祖光学习和工作了45年的学生、同事王骐回忆说“马老师在国家没投一分钱的情况下,和同事们有勇气,敢于创办激光专业,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是我国的第一批激光专业。这一阶段,是最艰难的阶段。我们一分一分地攒,没向国家和学校伸手。”
   创办激光专业和创办核物理专业一样,也是从一穷二白开始的。刚从牛棚回来的马祖光,那种追回损失的时间、大干一场的迫切愿望十分强烈。而当时在国内专门介绍激光的书和资料非常少,激光专业怎么办谁都说不清楚。    
   “中国的激光研究不能落后。”马祖光搞激光研究心切。虽然他的核物理底子比较厚,但激光对他来说却是陌生的领域。建专业的70年代初,精通英、俄两门外语的马祖光,抽出时间去省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在当时的形势下,他敢于阅读外文资料,且坚持天天去,偌大一个外文资料室,只有他一个人如饥似渴地摘抄国外的激光文献资料,并用透明纸把图描下来。他甚至连吃午饭的时间都舍不得耽误,经常看到图书馆关门。图书馆的人和他熟了,有的看他那么专心地记,就跟他开玩笑:“这是哪个牛棚里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呀,是不是为下一次挨整准备材料呢?”后来,图书馆的人被这位大学教师感动了,他们经常悄悄地递上一杯开水。春夏秋冬,一年又一年,马祖光摘抄了厚厚的几十本资料,并把这些资料和文献卡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大家。教研室的每一位老师都得到过他的无私帮助。    
   敢于异想天开、敏锐的判断能力、踏实肯干和很强的科研组织能力是一个学科带头人必须具备的条件。马祖光正是这样的学术带头人和引路人。因为他的英文好,每天晚上他都花大量的精力把资料详细地翻译过来,第二天再给大家讲解。他组织教师到北京和上海等地去调研。那时他们每周开两三次调研报告会。老教师谭铭文教授说:“我们讨论时,谁有收获,谁主讲,大家不受资料的束缚,争论得很激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马老师有很强的判断能力,又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别人没想到的他能想出来。在引导大家讨论时,他始终瞄准前沿,总是不断地提出很前沿的问题,对激光的论证也是很深的。”有人甚至奇怪地说:“马老师的脑子就像一个喷泉,里面怎么会不断地出来那么多新东西?”   一位75岁的老人,当他生命的蜡烛燃烧时,照亮了别人;当这支蜡烛燃尽时,就悄悄地离去。    
   先生厚德博学,一生坦坦荡荡,清清白白,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生命不息,工作不止。而2003年7月15日这天,他放下了正在做的光电子学科30年内的学科规划,放下了看不完的书、做不完的事,也撇下了瘫痪在床、相濡以沫50载的妻子,永远地走了……   
   这之后的连续几天里,哈工大网BBS每天都有100多人发帖子,自发地悼念先生,有的发纪念文章,有的留下三言两语:“向先生三鞠躬”,“以后若当教师,一定像他那样”,“先生是平凡而伟大的人”。   
   那些日子,他家的电话里时常传出同事、朋友断断续续的呜咽……   
   就连他家附近粮店的老职工也顿足哀叹:“好人啊,怎么就这么走了呢……”   
   熟悉他的人、认识他的人、知道他的人无不痛心、难过、扼腕惋惜。   
   一些人自发地向校党委表示沉痛、惋惜心情的同时,都力荐弘扬他的精神。    
   一个普通人走了,为什么能牵动那么多人的心?    
   他,就是我国光学界著名专家、国际激光领域知名学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光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系首席教授马祖光。    
   哈工大校长王树国在一次会上说起老先生,掩面泣不成声:“2002年,马老师在深圳开院士研讨会,74岁的他是第一次去深圳……他是怎样地工作啊……”
   “如果不是生活和工作在马老师的身边,很难相信现在还有像马老师这样的人。”    
   “马老师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他是做人的楷模、做事的榜样,是共产党员的一面镜子。”
   “马老师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难得的导师。”
   “他是一个有着特殊人格魅力的人……”    
   惊悉噩耗,我国光学界泰斗、“863”计划的倡导者、两弹一星元勋、80多岁的王大珩院士来到告别大厅。签名时,他心情沉痛,手在颤抖……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周炳昆、王乃彦院士和甘子钊、姚建铨、杜善义、蔡鹤皋等院士,航空部原部长朱育理、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原副主任陈怀瑾等,马祖光的生前友好、同事及学生分别从四面八方赶到北京。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在低沉的哀乐声中,他们洒泪与先生告别……     
   甘子钊院士等一些人与马祖光并非一个研究领域的,平时也没有过多接触,只因他们了解马祖光的为人而来吊唁……    
   告别大厅里,摆放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兆国,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周光召,文化部原部长刘忠德,王大珩等20多位院士,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朱育诚,哈工大原校长李昌,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和省长张左己等领导,哈工大党委书记李生和校长王树国,马祖光的生前友好和同事及学生等,以及国务院、教育部、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电子局、中科院、工程院、国家“863”高技术专家组、黑龙江省政府等近200个个人和单位敬献的花圈和挽联。    
   中科院、工程院、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中科院学部主席团、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中科院光电子技术研究所和中科院物理所等研究所,国家高技术“863-806”重大专项专家组、“863-802”主题专家组和“863-804”主题准分子激光与应用专题组、总装备部等,清华大学等高校,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黑龙江省政府等单位发来唁电,马祖光的生前友好、同事、朋友、学生也发来唁电。在100多封唁电中,人们沉痛悼念马祖光教授的同时,对他不屈不挠为科学事业奋斗的光辉一生,对他高尚、谦逊的学术道德和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在唁电中这样评价马祖光:“马祖光院士是我国著名光电子技术专家,长期从事激光介质光谱、新型可调谐激光和非线性光学及应用研究。他在该领域创造了多项国际领先的科技成果,并对国防光电子应用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为促进光电子技术的发展也做了系统的开创性的贡献。他教书育人,培养了大批优秀科技人才,推动了我国相关学科领域的建立与发展,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教育事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马祖光的逝世是我国科技界和教育界的损失”。
   王大珩院士在唁电中写到:“祖光院士是我国从事激光研究从基础理论导出现实激光成果的少数先驱者之一。他为人谦虚敬业,作为学术带头人组建并培植了哈工大重点激光专业实验室,为现代光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国现代光学界的一大损失”。    
   一代宗师,风骨长存。先生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他的逝世,使我国光学界失去了一颗灿烂耀眼的星。先生人去,但他的办学思想,他的治学态度,他的探索精神、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他艰苦奋斗、克已奉公的高尚品德,他的爱国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永远激励着我们。
          
   早年颠沛流离,饱经战乱艰辛。他坚信共产党能救中国。“一定要为新中国做点儿事!”他一腔热血,奔赴东北
   
   1928年春,北京。   
   一户普通人家降生了一个婴儿——马祖光。作为这户人家的第一个孩子,父母充满欣喜,也对他寄予厚望。    
   马祖光的父亲马克先早年肄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院,曾编著过宋、元、明史,是一位经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王尽美烈士介绍、1922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1932年,4岁的马祖光随父母到济南,父亲在一所中学教书,母亲操持家务。   
   马祖光,聪慧好学,加之书香门第的熏陶,儿时就能画出世界地图的轮廓,背出许多国家的首都名称,也时常给伙伴们讲述简单的世界历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举国上下,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是年底,马祖光一家来到西安,开始了逃难生活,全家人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度日。读小学时,马祖光经常看到日本飞机每天数次在中国的国土上狂轰滥炸。这些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仇恨的烙印。    
   那时的马祖光,从没吃过一顿饱饭,也没穿过一件合身的衣服。1939年,马祖光又随家人从西安到四川。支离破碎的中国,让马祖光看到的依然是日本人在中国的国土上横行霸道。来到四川罗江后,马祖光一家人先住在一所破庙里。上初二时,进步人士孙东生校长被国民党当局扣押,学校召开大会号召师生去营救,马祖光积极参加到声讨国民党当局、营救孙东生的运动中去。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然而抗战的胜利给马祖光带来的兴奋是短暂的。10月,马祖光回到重庆,他看到的是国民党灯红酒绿的腐败生活和美国兵的吉普车横冲直撞的情景。几十年后一提起这些事,他仍抑制不住愤怒。1946年,马祖光开始了他在青岛山东大学的求学历程。   
   马祖光的老师、现清华大学张礼教授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我当时负责山东大学理学院普通物理课的辅导工作,不久便发现了马祖光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这位聪明、勤奋、朴实、谦虚的学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未来的夫人也在班上名列前茅。”
   1945年“八·一五”后,美国海军驻兵青岛,霸占了山东大学的校园。一次,马祖光与几位英文较好的同学愤怒地与美国兵争论起来,并质问他们:“你们为什么霸占中国人的地方?把校园还给我们!”
   依傍于黄海的青岛是中国最大的港口之一。就在这个港口上,马祖光看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悲惨与耻辱。密密麻麻的人力车夫在栈桥上等待着那些趾高气扬、挎着中国姑娘的美国大兵,而这些人力车夫还要迎着笑脸,央求他们坐自己的车子,好挣上一点儿活命钱。大学期间,马祖光每次经过这里,一看到这场面,他的血就往头上涌,像被人打了嘴巴一样耻辱和愤怒。
   1947年6月2日,马祖光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的游行示威。当天,游行队伍与国民党兵发生了正面冲突,马祖光等学生被包围,被打得鼻青脸肿,并被抓走。这之后,马祖光思考了很多问题,他憎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憎恨日本人和美国人侵略中国。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日本凭着先进的武器打中国,又让马祖光悟出了一个深刻道理:国家落后,人民就遭殃。科学技术可以使国家强大,这坚定了他走科技报国之路的决心。
   大一暑期,为了挣点儿生活费,马祖光找了一份做家教的活儿。但当他发现这家人的客厅里挂着国民党特务戴笠的照片时,便气愤地辞去了这份活儿。之后,马祖光曾先后掩护了3个被国民党欺骗到青岛当宪兵的人,帮他们从青岛绕道天津后回到北京。这虽然很冒险,但他为自己的正义和勇敢感到欣慰。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了。在欢迎解放军进入青岛的大会上,一位军代表发言:“同志们,让我们亲切地称你们一声同志吧!你们辛苦了!”那一刻,马祖光热泪盈眶,这是多么亲切的问候!解放军,共产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中国人民终于不再受列强的凌辱。这一天,马祖光企盼了多少年啊!此时,马祖光的心里燃烧着火一样的激情:一定要为新中国做点事!    
   1949年10月,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的日子,马祖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负责山东大学理学院的团委工作。马祖光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他说:“为新中国工作,再累再苦,心里也甜。”1950年5年,他出席了青岛市第一届团代会,被评为优秀团员。同年,马祖光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多年的艰辛经历使他懂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坚信,共产党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
   1950年7月,马祖光大学毕业。他是北京人,毕业后本可以回到条件较好的北京,但他却响应国家支援边远地区发展的号召,怀着一腔热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哈尔滨工业大学。  
   
   又红又专,踏上创业之路。“服从国家需要”,他创办了物理与核物理专业
   
   马祖光一生创办了3个专业,每一个专业都是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艰难创办的。    
   1950年9月,年轻的马祖光怀着一腔热血,来哈工大当物理教师,同时在研究生班学习,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解放后哈工大党组织在研究生里发展的第一个党员。
   他听从组织的安排,从研究生班未毕业就被抽调出来,进入苏联人主管的物理教研室,边读研,边工作。次年,洪晶教授来校任教,马祖光与其他教师协助教研室主任洪晶共同组建“物理教研室”,并担任副主任。作为年轻的学科带头人,他当时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为人正派、业务精通、治学严谨、讲课效果突出。有的学生本来是学工科的,但听了马祖光的物理课后,竟对理科产生了兴趣。
   1958年,根据国家需要,李昌校长在学校建了6个新系。当时马祖光创办了核物理专业,这个专业的建立是白手起家。在3年困难期间,马祖光患心脏病,腿和双脚时常浮肿,但他始终迸发着为祖国干一番事业的激情,总是用爱国主义思想去激发大家。在饥饿和严重营养不良的情况下,他带领师生苦战,使这个专业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规模。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试验成功,他们第一个测到了哈尔滨地区大气沉降的辐射本底的变化,受到了国防科委的重视。当听说国防科委从苏联进口了两台“百道脉冲振幅分析仪”时,马祖光和他的同事连夜赶到北京,把其中的1台设备争取到了哈工大。    
   马祖光非常重视有应用背景的基础研究,对核物理专业的教师和学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说:“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这‘三基’一定要过关。”这使得核物理专业迅速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并为这些教师以后的教学和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哈工大这个专业的许多老教师都感慨他们深厚的物理功底和教学、科研的基础都是那个时候打下的。    
   1960年困难时期,学校树了两个典型,一个是工人,另一个就是教师马祖光。他被树为“又红又专”的典型,是红旗手。    
   1965年,核物理专业经过7年的艰苦创业,成为当时哈工大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专业之一。马祖光领导的核物理专业培养的学生质量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在原子能研究所,钱三强热情地接待了马祖光,并鼓励马祖光办好专业,还为这个专业提出了国家需要的科研课题。马祖光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这一年,他带领师生们以最快的速度研制了“快中子闪烁晶体”、“γ—计数管”、“β—计数管”和一些核辐射测量仪器,并参加了全国首届科学仪器展览。核工业部对这些仪器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还专门派人来哈工大学习制作工艺和技术。作为他的学生又是并肩创业的同事、北京政协原副主席朱育诚回忆他们那段创业史时说:“那个时期是哈工大的辉煌时期,也是马祖光风华正茂、艰难创业的时期。马老师兢兢业业的奉献精神和严谨治学的态度,为核物理专业打下了‘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好传统。”作为哈工大“八百壮士”的马祖光,在哈工大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文革”中,马祖光作为老校长李昌的“红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被抽皮带,斗得很惨。他蹲牛棚,挑沙子,刨冰冻的石油渣子,顿顿吃不饱饭,经常饿得头昏……    
   那时,他们一家三代被赶到一个大仓库里,半夜里一家4口人曾两次差点被煤烟熏死过去。他的妻子回忆说:“我和老人、孩子都昏在床上,每一次都是马祖光用尽全力支撑着推开了门,然后就倒在了门口……老天有眼,三九天的寒风不知什么时候又把我们一家人慢慢吹醒了……”   
   1970年,落实政策了。当时哈工大南迁,流失了许多骨干教师。1976年,根据国家需要,核物理专业并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高能所希望马祖光能去。但当时的校长找马祖光谈话,寄予厚望地对他说:“马老师,你是学科带头人,我不能放你走,工大需要你,一定要留下呵!”马祖光的妻子说:“我跟他到哈尔滨4个月就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老马是北京人,我很想去关内工作,换个好一点儿的环境。可他说,学校需要他留下,他是党员,要服从安排。唉,他这辈子,从来就不替自己打算打算。”
   有一位教师调回南方工作,临走前跟一位校领导聊起马祖光:“哈工大放谁,也不能放马祖光,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是真正干事业的人。如果放了马祖光,哈工大的损失就太大了。”
   服从国家需要,服从党组织的安排,马祖光留下来了。
   
   呕心沥血,坚忍执著。“中国的激光研究不能落后”。他以强烈的事业心和紧迫的使命感为动力,艰难创办了国家首批激光专业
   
   强烈的事业心和紧迫的使命感是马祖光创办激光专业的动力。这个专业,在创建最初的10年中,没有国家投资,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办成了一个走在国内同行前列并有一定影响的专业,马祖光拼了命为之奋斗了30多年。
   从物理、核物理到激光专业,都是从一个专业跨入另一个陌生的专业,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马祖光从不考虑自己的得失,不考虑自己的发展前途。只要国家需要,就是他干事业的动力。
   激光作为“光的骄子”,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国际上一出现,便快速被应用。激光切割、激光打孔、激光测距、激光焊接、激光手术、激光制导等,这个新事物深深地吸引了马祖光。他预见到,激光在军事上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70年代时中国的激光研究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
   1971年,正是“四人帮”猖獗之时,我国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跟随马祖光学习和工作了45年的学生、同事王骐回忆说“马老师在国家没投一分钱的情况下,和同事们有勇气,敢于创办激光专业,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是我国的第一批激光专业。这一阶段,是最艰难的阶段。我们一分一分地攒,没向国家和学校伸手。”
   创办激光专业和创办核物理专业一样,也是从一穷二白开始的。刚从牛棚回来的马祖光,那种追回损失的时间、大干一场的迫切愿望十分强烈。而当时在国内专门介绍激光的书和资料非常少,激光专业怎么办谁都说不清楚。    
   “中国的激光研究不能落后。”马祖光搞激光研究心切。虽然他的核物理底子比较厚,但激光对他来说却是陌生的领域。建专业的70年代初,精通英、俄两门外语的马祖光,抽出时间去省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在当时的形势下,他敢于阅读外文资料,且坚持天天去,偌大一个外文资料室,只有他一个人如饥似渴地摘抄国外的激光文献资料,并用透明纸把图描下来。他甚至连吃午饭的时间都舍不得耽误,经常看到图书馆关门。图书馆的人和他熟了,有的看他那么专心地记,就跟他开玩笑:“这是哪个牛棚里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呀,是不是为下一次挨整准备材料呢?”后来,图书馆的人被这位大学教师感动了,他们经常悄悄地递上一杯开水。春夏秋冬,一年又一年,马祖光摘抄了厚厚的几十本资料,并把这些资料和文献卡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大家。教研室的每一位老师都得到过他的无私帮助。    
   敢于异想天开、敏锐的判断能力、踏实肯干和很强的科研组织能力是一个学科带头人必须具备的条件。马祖光正是这样的学术带头人和引路人。因为他的英文好,每天晚上他都花大量的精力把资料详细地翻译过来,第二天再给大家讲解。他组织教师到北京和上海等地去调研。那时他们每周开两三次调研报告会。老教师谭铭文教授说:“我们讨论时,谁有收获,谁主讲,大家不受资料的束缚,争论得很激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马老师有很强的判断能力,又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别人没想到的他能想出来。在引导大家讨论时,他始终瞄准前沿,总是不断地提出很前沿的问题,对激光的论证也是很深的。”有人甚至奇怪地说:“马老师的脑子就像一个喷泉,里面怎么会不断地出来那么多新东西?”  

20世纪70年代,马祖光在激光实验室做实验

  至今,这个专业的一些老教师还深有感触地念念不忘:在建专业初的近10年里,马老师在师资队伍培养和理论研究上下了很大的功夫。马老师对他们进行系统培训,补物理,讲激光,那是他们看书最多的一段时间。
   哈工大激光专业的创建有几大特点,起步晚:比国际上整整晚10年。起点低:尽管教研室的人都是从物理、核物理、光学仪器等专业抽调来的,但对激光还是十分陌生的。物质条件差:什么设备也没有。在建专业10多年后回忆创业初的难忘岁月,马祖光仍很激动。他说:“当时办专业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我和谭铭文、于俊华、王斌一起在一堆废旧的物资中拣回了我们这个专业的第一台没有示波管的示波器,第一台机械泵是花200元钱在哈尔滨灯泡厂买的退役泵。难哪,真难啊,我们是在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资料,甚至没有一颗螺丝钉,连桌椅板凳也没有的条件下开始干起来的……”
   当年和马祖光一起创业的王雨三教授说起那段人拉肩扛的艰难日子,眼里含着泪,感慨万分:“在一个大雪天,我们几个人和马老师推着手推车到离学校很远的另一个区的一个废品收购站买旧的蒸馏水玻璃瓶。在回来的路上,一直是老马‘驾辕’。马老师的脸上淌着雪水和汗水,浑身冒着热气。他比我们大十几岁,我们争着‘驾辕’,他不肯,累活他一定要干在前头。当时我们还开玩笑地说‘老马识途’、‘老马驾辕’。其实,马老师那时就有心脏病,只是我们年轻,对病没有体验,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啊!”   
   “到哈尔滨近郊的化学纤维厂搞激光喷丝头打孔,别人能骑自行车,马老师不会,只好冬夏天都挤公共汽车,下了车还要过跨线桥,走一段很远很远的路。记得1976年7月30日,因宾县良种场用我们的激光器搞激光育种,马老师带着我们乘公共汽车去宾县查看激光育种实验的效果。当时汽车里人多,挤得喘不过气,马老师站在车里,汗湿透了衫衣……”
   创业初,为了尽快把激光技术推广出去,被人们所认识,在搞理论研究的同时,他们很快开始了应用研究。马祖光带领大家完成了许多激光的民用项目,都获得了成功。他们东奔西跑争取经费,一个单位主管科研的领导对他们搞激光心里没底:“你们能用激光把纸点着了,我们就认可,给你们批一点儿经费。”当时他们不但用激光把纸点着了,还把耐火砖打出了坑。 
   20世纪70年代初,哈尔滨第一个高层建筑“黑龙江省电视台”在施工时遇到了难题。当时黑龙江首次采用快速浇注法,但在夹板中灌水泥是用吊锤找垂直线。当建到第四层,由于刮风等原因,垂直度难以找准,拖延了时间,这又影响了水泥的连续浇铸和凝合。施工单位火速找到了哈工大。马祖光领着几个人用3天时间研制了“激光铅直仪”,使这个工程顺利完成。他们还给牡丹江的一个水电站解决了地面水平度的难题,之后又为鸡东煤矿研制了“激光防爆准直仪”,为黑龙江省医院研制了“激光眼科治疗仪”,用于治疗视网膜脱落,还为手表厂研制了“手表激光打孔机。”
   马祖光很重视激光在军事上的应用。1976年,他们接受了第一个国家重大项目。1981年,他们研制的激光器得到了国家的好评并获了奖。
   在此期间,他们还搞了CO2激光器、YAG激光器等。“八五”期间,014中心听说哈工大TEACO2激光器做得好,便找到了他们。马祖光参与指导的课题组不到一年就赶造出了第二代激光制导用的CO2激光器,演示试验成功后,受到专家们的一致好评。之后CO2激光器先后得了航天部的4个奖。当时的激光教研室主任王骐说:“我们自己研制的激光器得到了应用,这对我们从事激光研究的教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它让我们看到了激光应用的前景,使我们有了更大的信心。这两个国家重大课题为我们‘八五’和‘九五’期间研制激光器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马祖光非常兴奋,他对课题组的同事说:“科学的春天来了!这对我们搞激光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之后,他们加快了步伐,研制的多项产品,均在1978年获黑龙江省科学大会奖。        

马祖光院士(后左一)和他的学生王骐教授(右)等在实验室

  苦心孤诣,赤心报国。“这是中国人的发明,荣誉应属于中国。”科学家爱国情深:“共产党员对党和祖国的爱都是具体的。”
   
   1979年,学校派了一个由17人组成的代表团访问美国。这是邓小平访美后全国高校第一批访美代表团。马祖光会两国语言,不但是新学科的代表,而且还是代表团中几个英语最好的人之一。
   和马祖光一起出访美国的校领导李家宝教授对当时的事记忆犹新:“马祖光与美国高校建立关系后,他派了第一批学生去美国留学,当时这对哈工大的影响是很大的。从美国回来后,马祖光了解了国际激光研究的动态,他决心要把中国的激光研究搞上去。”    
   当时CO2激光器虽波段好,但气体不易长时间存放,而YAG激光器波段又有不足之处。能否找到近红外可调谐激光?马祖光带着明确的为国防服务的目的于1979年到德国Lambda Physik公司,1980年又到汉诺威大学作访问学者。    
   他选定了“钠双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态跃迁”这个被预言为近红外激光发展中的一个难题。这项研究是获得近红外连续可调谐激光的一个新方案,是当时国际激光研究的一大热点。当德国的科学家听说马祖光要搞这项研究时,摇着头怀疑地说:“美国、苏联、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科学家对这个难题已探讨多年,都没成功,你就不要做了吧。”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感,使马祖光暗下决心:“外国人搞不出来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就搞不出来,这口气一定要争!”他平静地对德国人说:“请允许我试一试。”   

1979年4月,马祖光(左)在斯坦福大学实验室楼顶与外国学者交谈

  马祖光选定了这个题目后,德方给他规定了苛刻的工作时间:早9点上班以前,晚6点下班以后。
   苛刻的工作条件更坚定了马祖光把课题做到底的决心。52岁的他,已不是风华正茂的年龄,他用超出别人几倍的工作量拼命地干着。为了延长实验时间,他一再提前早晨上班的时间,一再延后晚上下班的时间,半夜12点的末班车,他常常赶不上。回到住处还没睡几个小时,他又起来赶在他人上班前去做实验,干完后还要把实验设备归回原位,以不影响别人做实验。
   尽管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节假日全用上,但仍觉得时间不够用。为了挤时间,他经常吃清水煮挂面。他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用在了实验上,德国朋友邀他去参观名胜古迹,他都婉言谢绝了。
   3个月过去了,他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难道真像德国人说的那样,做这个课题是徒劳吗?他不服气。就在这时,实验室的负责人认为他做的这个课题已没有希望,要求他改另外的课题。马祖光坚决而礼貌地说:“希望再有10天时间。”德方同意了。    
   10天,只有最后10天的早晨和夜晚!在最紧张的日子里,他一天只吃两顿饭。苦战了5个夜晚和早晨的马祖光,终于发现了Na2的新的近红外连续谱区!通过寻找新激励途径,在国际上首次观察到了这一谱区的荧光辐射。
   夜色茫茫,整个汉诺威城都在沉睡。马祖光兴奋地看了看手表,午夜12点,这恰巧是北京时间早7点,也正是祖国的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他赶紧打开带在身边的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早晨好!今天是7月13日……”此时听到祖国的声音,马祖光流下了热泪。
   此刻,马祖光激动地面向东方:“祖国啊,您的儿子向您汇报……”马祖光啊,你是怎样地苦自己,为你的祖国母亲争得了荣誉啊。     
   一天,汉诺威大学研究所所长指着自家有着3层小楼、小桥流水的大草坪对马祖光说:“马,你留在这里,我也给你同样大的草坪。”马祖光回答说:“我们中国也有许多比这更美丽的地方。你要是去中国,我可以给你找一块比这更漂亮的地方。”
   德方认为马祖光干出的成果用的是德国的实验室设备,所以在马祖光写出的发现新光谱的第一篇论文中,把马祖光的名字写在了第三位。在国内马祖光是出了名的从不争名争利的人,这是有口皆碑的。可这一次,他却跟主任争得很厉害。他坚持认为:“这个发现,不是我个人的事,这是中国人做出来的,这个荣誉应该属于中国。”最后,德国汉诺威大学研究所所长写了这样的证明:“发现新光谱,这完全是中国的马祖光一人独立做出来的。”
   马祖光的论文发表后,很快就被他人引用了27次。198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的Happer也观察到这一谱区的发射谱。Happer在文章中写到,他的工作证实了马祖光工作的正确性。
   有人问马祖光:“你在国内从来都把名看得那么轻,怎么在国外就把名看得那么重?”马祖光说:“这很简单,在国外我争的是国家的声誉、中国人的尊严,而在国内我让的是个人的名位。在国内我可以不要名,但在国外,国家的声誉、民族的利益是一定要争的。我相信谁在这个时候都会这样做的。”
   马祖光身在国外,但祖国在他心中的位置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他托人带回一盘自己录音的磁带,她爱人和孩子听到了亲人的声音:“人家的条件再好,也不如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我们现在是困难的时候,可我们越是困难越要使出最大的力量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这是马祖光对家人说的心里话。
   在德国工作两年,马祖光没观光过一次,也没留下个像样的风光照……1981年11月30日,他回到了祖国。当马祖光踏上祖国大地,看到曾在心里呼唤过千万次的祖国时,又一次流下激动的泪水……
   马祖光在海关领取托运件时,海关的人惊讶地发现,他除了出国时带去的衣服和鞋子外,还有一大堆划着各种曲线记录的纸和许多笔记本。“一个出国两年多的人难道什么贵重东西也没带回来?”海关的人怎么也不理解。那年月,出国时间较长的人,带回几大件是很正常的,但马祖光放弃了买大件的指标。他两年竟吃了150多斤挂面,而节约的外汇1万多马克,归国后他全部上交给国家。
   激光教研室的刘国立去北京机场接马祖光。他说:“马老师带回的东西除了书就是图纸。因为托运超重要花很多钱,马老师就自己提着为实验室买回来的小型仪器和设备。” 
   其实,马祖光的家里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有着严重风湿病的妻子盼着他能从国外带回一台洗衣机,但后来还是她自己去商店买了一台单缸洗衣机。
   有人替他惋惜:“唉,老马呵,你在国外呆一回,干熬身体,什么西洋景没看着,什么洋货也没给家带回来,是不是太亏了!”他认真地说:“出国的机会是国家给我的,出国的钱也是国家给的,国家也有困难,我不能用它买自己家的东西,能节省的就要节省啊!”
   这就是马祖光对祖国发自内心的爱!一心为公,贯穿他的整个人生。他在一份思想汇报中写到:“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祖国的爱,都是很具体的,具体在每一天怎样去做人、做事和对待工作上,具体在你每天怎样去做共产党员上。”刘国立说:“有一次,我接待一位伊春市委书记,他对我说,你们马老师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和老马列结合起来的人。”
   “一个科学家和一个老马列结合起来的人”,这就是马祖光的真实写照,也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        
                 
   不屈不挠,建实验基地。“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国际前沿工作。”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出一流成果,受国内外瞩目
   
   马祖光在德国发现了钠双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态跃迁,揭开了新光谱谱区的奥秘回国后,“把国内的激光研究搞上去”、“建一个高水平的、为国防服务的研究基地”是他非常强烈的愿望。他在申请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立项时,很自信地说:“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出科学前沿上的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激光”专业根据国家教委统一规定改名为“光电子技术”专业。1982年,哈工大成立了激光研究室,1987年成立了“光电子技术研究所”,1993年,依托光电子技术所建立了“航天工业总公司哈工大光电子技术开放实验室”。1994年,经国家批准,立项建立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可调谐激光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996年12月正式通过验收。马祖光把“为航天光电子技术发展做贡献”作为主导思想,建成了一个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实验基地。他为这个基地的建设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心血。   
   在实验室建设上,少花钱,多干事,把钱用在刀刃上,是马祖光带领全专业同志干事业的原则。在奖金很少的情况下,他调动了每一名教师的积极性。
   他们最初争取来的实验室用房是电机楼地下室的一个大仓库。站在这个满是灰尘、空荡荡的大仓库里,马祖光鼓励大家说:“咱们要吃猪肉,必须从盖猪圈开始,现在不是挺好吗?”
   刘国立现在还记忆犹新:“地下室阴冷潮湿,而激光设备又怕潮,我们每天要用3台吸湿器24小时不停地吸,每天能吸出好几桶水。有一次暖气冻裂了,屋子里全是水和汽,光学元件受损了。马老师抚摸着这些受损的仪器都心疼得掉了泪……”
   他们到航天部去争取经费,凭着马老师的声望,第八机械工业总局、国防科工委先后给解决了大笔经费。马祖光格外珍惜这些经费:“那是国家在不富裕的情况下给的武装实验室的钱呵。”
   为了建立我国自己的新激光体系,马祖光开辟了新激光介质研究的新领域。“863”的介入,又给专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台阶。马祖光的决心很大:“专业要发展,一定要有一流的实验室,没有一流的实验室就干不出来一流的成果!”    
   在实验设备的购置和使用上,马祖光坚持认为:各课题组分散使用设备,各自为政,不考虑整个专业,需要什么就买什么,这是浪费。他说:“实验室的设备不属于任何课题组,要统一调配。买设备的资金要集中使用,不能重复购买设备。公家的钱不能随便花,实验室的设备每个课题组要交叉使用,谁也不能独霸。设备要有充分的利用价值,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今这个传统一直保留下来,到现在各课题组还是交叉使用设备。
   马祖光精打细算,他们的科研经费固化率达50%以上。到1996年,他们自己筹款建的设备加之国家投资,已拥有50万元以上的设备近10台,其中有一台当时是亚洲指标最高的飞秒激光装置,是花38万美元从美国引进的。1996年,他们的仪器设备固定资产达1600多万元,占当时全校八大学院70个实验室的十分之一。
   1992年,地下室部分的实验室由“大仓库”搬到了平房。实验室边建设边出成果,一流设备给这里的高水平试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马祖光和同事们及研究生的许多国际首次做出的成果,就诞生在这个简陋的实验室里。    
   一位美籍华人来这里参观后,感慨地说:“看着那座简陋的房子我都不想进去了。可是走进实验室看到这里的先进设备并了解到国际一流的科研成果在这里诞生时,让我感到真是了不起,了不起!”   
   马祖光领导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设有重点实验室基金,其中60%是外单位立题。他们和同行之间建立了实质性的合作,吸引了一批国内知名学者客座研究,为开展创新性研究创造了条件。目前已先后有中科院上海光机所、长春光机所和天津大学等16个著名研究单位和高校在实验室立题20多项,从1998年到2002年4年间经费达240万。目前哈工大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已成为在国内有相当影响的、为国防服务的研究基地之一。   

1992年,马祖光在光电子实验室相对论电子束装置旁

  国家高技术X光专家组检查了专业情况后在会议的纪要中写到:“专题组对哈工大课题组经过“七五”努力建立的实验条件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发展高技术课题研究、培养高技术人才的很好的场所”。
   1992年12月8日,由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6所高校的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对马祖光等人的“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实验基地”的教学成果进行鉴定,认为“与同类专业相比设备是一流的,水平是领先的,培养的研究生是与国际水平相当的。他们的工作经验是有推广价值的”。1993年,这项成果获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1996年,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验收委员会在验收时,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在边建设、边运行过程中,通过承担国防科技预研、国家‘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任务,初步运行已见效果,显示了很强的开展可调谐激光技术、光束质量改善技术和新型激光信号接收技术等基础研究工作的能力,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培养并集中了一批优秀人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以来,这个学科共获课题40多项,“九五”期间承担了10多项总装预研课题和“863”计划课题。
   2000年,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评估,他们在“电子元器件与技术”领域排在了第二位。
   1996年和1999年,著名光学专家、两院院士王大珩两次参观实验室,并主持重点实验室验收。他高兴地亲手写了这样的条幅:“开拓激光科技,实现创新型突破,面向现代国防,贵在基础性预研”。看到他们开展的工作后,他两次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与某些西方国家同类单位相比,他们也不过如此。在国内,激光介质研究你们是惟一的一家。只看你们的文章与亲眼看看你们的工作可大不一样。你们可以召开国际专业性会议,让人家知道你们。你们可以再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流的实验室基地、国际前沿的重大科研方向、高水平的研究工作和国际首次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瞩目。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意大利、南斯拉夫以及巴基斯坦等国家的激光专家先后到哈工大光电子技术专业实验室参观。他们惊叹这个专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的成就。        
   国际著名物理学家、意大利的阿芒道和阿里格里尼教授夫妇说:“看到你们这样前沿性的工作,我们感到特别高兴!”他们从中国回去不久,就给实验室研究锶原子共振滤波器的课题组寄来了在中国买不到的超纯锶。    
   日本东京电气通讯大学威达教授说:“我认为,你们的实验室是中国最好的实验室之一。我参观了你们的实验室并与你们的学生进行了讨论,对你们活跃的科研工作以及一批高水平的教授和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马祖光(右)向美国著名光学专家stwally教授介绍哈工大光电子实验室情况

  十几个国家的高校与研究所主动和他们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他们与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学校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布罗沃罗夫教授和新西伯利亚科学院分院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科学中心副主任、工程院院士萨巴列夫教授等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目前这个学科共主办召开了5届中俄国际激光物理与激光技术研究会。
   实验室武装得好,大家都要跟着马祖光节衣缩食。“马老师花钱很仔细,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节省经费武装实验室,还要求各课题组集资,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教学实验室建设上。他有钱就买设备武装实验室。”跟他创业的人尽管苦,但他们理解马老师的做法。
   有一次,系主任在一次专业会上说:“你们激光专业的人待遇也得提高一点儿啊。”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位教师去学校物资处报表,物资处的一位处长说:“全国高校科研经费固化率是20%,而你们马老师有点钱就变成科研设备,你们的固化率远远超出了这个水平。马老师带着你们这些人,置房子置地,在全校就数你们的资产固化率最高。”马祖光每次听到这样的话都会说:“我们专业必须有先进的设备,该买的买,不该买的就不买。仔细算省下钱再买最需要的。”因为当时主要从事基础性研究和纵向课题,没有精力去从事横向课题研究,所以大家的收入很少,奖金也少,但大家还是愿意跟他干。奖金少,马老师也着急。他作为“863”第一批领域专家,有一次得到高技术专家4000元津贴,就把本属于自己的钱当奖金分给大家,当时很多人不知道这是马老师自己的钱。
   马祖光为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付出的精力和心血是无法用文字描述的。在实验室,他拖着病身子超负荷“运转”,遇到困难从不抱怨。他的同事,每时每刻都能被他这位学术带头人和引路人那种高瞻远瞩的科学思想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所感染。    

马祖光院士(左)和国外学者交流

  高瞻远瞩,瞄准前沿。“要与世界科技界有同等对话的权利”,他开拓、凝练学科方向,引领创新潮流,在短时间内,奠定了学科在国内外同领域的地位
   
   激光专业成立初,马祖光就高瞻远瞩,把专业的发展定位在国际前沿水平上。他提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我们要建一个有特色的专业,要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与世界科技界有同等对话的权利。”    
   在学科建设中,他根据国家发展需要,确定了明确的研究方向,并不断地提出和扩充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先后提出和凝练了激光介质光谱、新型可调谐激光、X光激光、非线性光学技术、红外激光技术和激光空间信息技术等多个具有创新性的世界前沿科研方向,带领学科组以多项创新工作和引人瞩目的一流成果,奠定了这个学科在国内外同领域的地位。   
   马祖光逝世后,王骐教授怀着惋惜的心情说:“在学科建设上,马老师做了一系列的策划,他是我们学科建设的魂。”马祖光领导的光电子学科的科研方向一直在他回国后提出的方向的基础上走下去,并取得了一批处于国际前沿水平或国内开创性的成果。他们先后在二聚物准分子、固态三原子准分子、四原子准分子等体系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同时在具有国防应用前景的新型可调谐激光及光电子技术研究上,取得重大进展,在国际上首先实现激光振荡10项,发现新荧光谱区17个。    
   他们探明了激光动力学过程,解决了Na分子中第一个三重态激发态可产生激光输出的难题,提供了这一类体系获激光的新方法,完成了从观察到发现荧光,直到获得激光振荡的完整过程。他们首先观察到非线性光学过程7种,开展了Na2、Li2、K2光谱研究,并首先观察到了13个新谱区。这些光谱的研究工作都受到了国际瞩目,被美国前光学学会主席补充在他所编著的《激光手册》中,其中部分工作已收入到《中国激光大事记》。    
   光电子技术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速度是有目共睹的,1981年,建立了电子物理与器件硕士点和理科光学(激光技术)硕士点;1986年,建立了电子物理与器件博士点;1987年,建立了光电子技术研究所;1994年,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的建立,为大量的技术基础和探索性强的应用研究提供了条件,他们所做的项目都有明确的应用背景和目标。    
   哈工大光电子技术专业建设在激光介质光谱与可调谐激光、X光激光、非线性光学技术的研究方面在国内同类学科中是有代表性的,在方向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们开展的激光空间信息技术研究为国防服务的特色突出,如卫星间激光通信、激光主动成像关键技术、战场侦毒等都是国防建设和武器装备急需的重大技术。    
   1989年,马祖光等人的“蒸气二聚物激光与介质中非线性过程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评价这是“激光科学的重要前沿课题”,“做了激光振荡探索方面、非线性效应研究方面和激光感生荧光谱方面的创新工作”,“对激光光谱学和激光器动力学学科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蓝光激光水下通讯”,是至今国际上仍未成熟的研究领域。80年代初,马祖光就针对这个研究方向,提出开展S2蓝绿激光研究课题。在十几年的探索中,马祖光提出并指导研制了纯放电S2蓝绿可调谐激光器件,已观察到蓝绿光放大,即已观测到增益,将要获得激光输出。这是马祖光领导课题组从激光介质光谱研究入手,直到研制成一种新的激光器件这样一个完整创新研究过程的典型,这将是国际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新的激光器。在《中国激光科技发展1988年巡礼》中,这项研究被称为“代表中国1988年度所发展的5种新型激光之一”,并将可以用于水下对潜通讯、水下地形、障碍物等探测。    
   马祖光开拓了四原子准分子激光研究新领域,这个课题当时国外没人干,是一个难题。马祖光和博士生们的研究工作做得很出色,填补了国际空白。国际激光会议和CLEO太平洋周边会议特邀他去作报告。    
   马祖光对国防光电子技术应用研究做了有重大意义的探索和研究。他在国内首先开展了“非线性光学相位共轭技术”,并用于激光远程大气传输波前畸变补偿和对运动目标自动寻的和跟瞄。这是一项在激光武器中使激光能量更有效地集中地打到目标上,更好地发挥激光破坏作用的技术。马祖光带领课题组利用非线性效应改善了激光光束质量。该项研究获得航空航天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同时获国家发明专利。   
   “毛细管放电X光激光”是“小型化X光激光”研究方向的一个典型课题。这个课题的负责人王骐教授说:“为了使X光激光能尽快走向应用,1986年,马老师给航天部打报告,提出开展‘小型化X光激光’研究方向,这项研究被纳入‘863’计划。哈工大是当时国内最早提出小型化X光激光研究方向并最早开展研究的单位。马老师作为学科带头人高瞻远瞩地确定了这个研究方向,方向正确就是成功的一半。毛细管放电X光激光有可能用于IT产业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X光激光光刻和激光等离子体诊断。国际上认为这是X光激光最早走向应用的最好方案。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这种方案被专家们打10分,是最高分。”    
   2004年6月,在马祖光逝世近一周年的日子里,经过8年的努力,他的学生们获得了毛细管放电X光激光。X光激光是目前激光领域公认的最难获得的激光之一,中国是世界上第五个获得毛细管放电X光激光的国家。学生们将这束美丽的激光献给了他们的先生,以寄托对先生的无限哀思。    
   在马祖光的指导下,课题组在国际上第一个实现了离子准分子短波长激光振荡,为此项工作研制的装置获航天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6年,马祖光等人在国内第一个提出激光空间信息技术方向,即将激光作为信息载体在空间传递信息和获取信息技术。这是典型的为光电子装备服务的技术。在“211工程”立项时,国家教育部给予这样的批复:“国内前列,同意立项”。他们在这方面开展了国内领先水平的研究。他指导的课题组进行的“空间数字激光通信”是国防科工委民用航天项目,也是至今该实验室获得国家投资最大的课题。激光卫星光通信也在“863-701”主题和国家重大专项中立题。这是当前国际上先进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和解决全球通信链路中卫星传送信息尚存在瓶颈的重大技术。他们承担了国家预研课题“××××激光主动成像技术的研究”项目,在国际上开展这方面研究的只有少数几个国家。    
   红外激光技术也是在马祖光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一个重大方向。“小型化TEACO2激光器”和“封离型BN陶瓷波导CO2激光器”,为激光制导和激光雷达提供了可用器件。马祖光指导进行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功率快速调谐TEACO2激光器的研究”,是在研的“十五”总装备部光电子组预研课题。“稳频CO2激光器”、“双通道共电极波导CO2激光器”和“双通道共电极折叠腔波导CO2激光器”都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20世纪80年代末,马祖光在国内第一个提出用爆轰能转变成定向能新概念激光技术的设想。这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他指导了两届博士生做了理论和实验准备,有了初步的基础后,2002年在“211工程”二期建设中,他就提出立项,准备正式开展研究工作。在“211工程”二期立项评审时,评审组组长王越院士说:“作为一个重大的研究方向,这个课题是最典型的理工结合的课题。”2004年,这个课题已在总装备部重点基金立项。    
   马祖光特别关心激光在空间应用的发展。激光推进技术,既有深入的基础理论研究,又有重大的应用背景,又是多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前沿性技术,在国际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开展了这项研究。马祖光在逝世前的一段时间,花了大量的心血去研究激光推进技术。    
   马祖光凝练的学科方向明确而有特色,在基础研究领域做出了高水平的创新性工作;在应用研究领域,取得了一批高水平成果。    
   在“211工程”及重点共建中,马祖光领导的物理电子学学科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管理水平等方面都达到国家重点学科水平,总体办学水平达到全国高校同类学科前列。这个学科的某些方向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近年来,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在激光主动成像关键技术、卫星间激光通信技术、可调谐激光技术——快速调谐小型TEACO2激光器、OPO可调谐激光器等方向上承担了许多课题,获各类奖励10余项,发表核心以上论文400余篇,完成著作和教材数大大超出原定计划。在此期间,这个学科共主办召开了5届中俄国际激光物理与激光技术研讨会。    
   在科学研究中,马祖光常说:“课题如果在国外立不住脚,在国内就别想站起来。”作为学术带头人,他的学术思想具有极强的前瞻性,他带领一支队伍在自己亲手建立的实验室里,干出了一个个国际首次的研究成果。   
   
   甘为人梯,提携后人。“让年轻人在高起点上工作, 前沿学科要有过硬队伍。”他培养的一支光电子学科队伍星光灿烂
   
   “一马当先,万马奔腾。”这样比喻马祖光和他带领的学科组,是非常恰当、贴切的!马祖光的大师风范,时时刻刻影响着他周围的人。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给光电子学科带出了严谨治学、奋发进取的好传统,也使这支队伍星光灿烂。
   在学科建设中,马祖光心里装的是集体利益和光电子这个团队。他常说:“一个前沿学科,必须要有一支过硬的队伍。专业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培养人,是吸引和稳定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如果我们本身不能培养一支高水平的队伍,不能培养一支勇于创新的队伍,那么我们的学科就不能在国际上保持前沿地位。”无论是培养师资队伍,还是培养学生,马祖光都坚持走创新这条路。   
   培养队伍,马祖光坚持以国内培养为重点,国内外联合培养并举。他结合每个人的特点,分别把青年教师安排到不同的重要科研方向上,给他们压重担。这些教师后来有的已成为重大课题组组长,有的成为“863”专家。马祖光说:“有较好的设备条件,可以使青年教师们一开始就能在较高的起点上工作,让他们看到学科发展的前途。”一位青年教师说:“马老师所说的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学科发展的前途,正是我们所向往的。”   
   马祖光领导的这支队伍很有战斗力。教师们在学术会议上,总能自信、从容地回答各种提问。而在这背后,有谁知道他付出的心血呢?“有一次在国内召开国际光学会议,会议要求用英语发言。当时哈工大有近20人参加,参加者的外语水平又参差不齐。马老师认为我们的外语水平不过关,就把大家召集起来训练,大到论文结构,小到每个单词发音,他都不容有半点含糊。他让大家一遍一遍地练习,直至大家已达到纯熟的地步,才放行。大家都戏称这叫‘过筛子’。”   
   马祖光认为科学研究要经常交流、沟通。谭铭文说:“马老师跟别人交流不是表面的,是真心交流。他在学术上不自私,对每个人正在做的课题,都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科学研究需要一个宽松的氛围,马老师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氛围。”马祖光不仅注重教研室同志们的交流,还经常邀请外面的知名专家来教研室讲学。在这样一个宽松、向上的环境里,大家经常能撞击出科学的火花。   
   王骐、王雨三、于俊华、胡孝勇、王月珠、高惠德、刘逢梅等老教师在光电子技术专业的创建和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早已成为独挡一面的专家。他们忘不了:建专业初,为培养我们,马老师给我们翻译资料、讲解,几乎是手把手地带我们。   
   王雨三、高惠德老师说:马老师在队伍建设中,注重团队精神,集体观念很强。他推荐了相当一批人进入“863”领域和有关专业委员会中担任要职。我们一个专业能有这么多“863”专家是不多见的。无论做什么,马老师首先想到的就是专业和集体。   
   王骐,马祖光50年代核物理专业的学生,是省优秀中青年专家、总装备部光电子技术专家组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曾是“863”激光技术领域X光组专家。1990年他接马祖光的班,担任教研室主任,1995年担任研究所所长,1996年由马祖光推荐担任了第一任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主任。十几年来,他在马祖光的指导下,具体组织和领导了学科建设。他研究X光激光在国内很有特色,开展的激光主动成像雷达技术研究成为本学科激光空间信息技术方向标志性的研究课题之一,多次做出“国际首次”的创新工作。他说:“我1964年毕业时,马老师就找我谈话,给我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这些年,我一直跟着马老师搞激光研究。他对我的影响是最深的。”   
   尽管马祖光在激光教研室德高望重,但他从没以此自居来教训别人。“他谦虚、民主,没有一点儿学霸作风。不管多忙、多累,他总是很耐心、认真地听我们的想法,然后帮我们分析、指路,使我们常常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是青年教师们都能感受到的。    
   曾是马祖光的博士研究生、已担任教务处副处长的张中华回忆马老师对他的严格培养时说:“我第一次讲课,讲激光原理。马老师说,一定要听我试讲,通过了才能上讲台。马老师听完我试讲,给我列了10本书,这些书都是国外的教材。他要求我必须看完,并评价出哪本好,哪本有什么问题。我看了几个月,这些书开阔了我的视野,对我的帮助很大。我把讲稿写出来,马老师才允许我讲课。”    
   马祖光特别支持年轻教师创新。当一位教师了解到“慢光”是一个很新的研究方向,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取得一定进展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马祖光。马祖光听到后,立即兴匆匆地从家里赶到实验室:“好,你再演示一遍!”看完实验过程和数据,马祖光高兴地逢人便说:“做出慢光了,这可是个新领域呀。”    
   很多年轻教师忘不了:我们做的许多科研课题,有的是马老师争取来的,有的是在他指导下立项的,但他却把这些课题分给我们年轻教师,并让我们当课题组组长,把我们推到前边。他指导我们,却很谦虚。他给我们挑重担的机会,给我们创造了成长的条件。”在教师中,马祖光的培养方法和提携后世的高风亮节是有口皆碑的。   
   马祖光主动把重要岗位和关键岗位让出来,指导他们发挥作用。   
   陈德应、吕志伟、马晶、张中华、掌蕴东、林殿阳、申作春、谭立英、何伟明、鲁建业等一大批年轻人都曾是马祖光吸引来的,现在他们都已在这里扎根,并成为学科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马祖光院士正在指导博士生(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吕志伟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吕志伟,是马祖光80年代的学生,现在担任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主任、航天学院副院长、教育部电子科学与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优秀中青年专家。他承担了多项国家高技术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取得了多个“国际首次”的研究成果,在光学相位共轭技术领域做出了很好的工作。谈到自己的成长,他对马祖光等老一辈教师甘为人梯的精神,有说不尽的感激:“80年代初,我慕名而来跟着马老师学习,从那时起就一直得到马老师的教导和培养。现在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凝结着马老师的心血。马老师严格要求、精益求精的学风,不懈求索、无私奉献的品格,高屋建瓴、洞察前沿的睿智,将伴随我一生。”         
   如今担任光电子技术研究所所长、光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系系主任、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的陈德应,做出了多个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他获得航空航天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国家发明专利1项。2002年5月,陈德应被推荐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技论坛上作了《离子和离子间激光感生碰撞能量转移的理论研究》的学术报告,得到了与会专家、院士的好评。陈德应说:“我在读高中时,就知道光学专家马祖光的名字。自上大学的第一天起,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读马老师的研究生,亲自得到他的指导。在师从马老师的日子里,先生的言传身教,不仅教我科学严谨地做学问,更教会了我如何为人做事。先生常说:要做事,首先要会做人;不会做人,就不会做事。在我的成长中,处处都有先生无私的帮助。”    
   光电子专业在哈工大第一个招收了洋博士韩达尼。这位曾获国家总统奖的学生说:“我在国内就知道马老师的名字,我们那儿有很多搞激光的人都知道马老师学术水平高,知道哈工大光电子技术专业工作非常好,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有好的学术带头人,有一个好的学术研究环境,就引来了好的人才。陈德应从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又返回哈工大原专业;海王奖获得者掌蕴东在哈工大毕业时,本没打算留下,但最终还是被这里吸引了,在专业上做出了成就。       
   先进的实验设备,在培养教师和研究生的动手能力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80年代初,马祖光引进了“准分子激光器”、“光学多道分析器”等一批先进设备。这些设备是全国第一批引进的,当时国内很多单位都派人到这里培训。后来马祖光的学生、青年教师邢达到日本东京电气通讯大学做了这个学校的第一位中国访问学者。日本导师让他把一个电子束装置连接起来。导师本以为这个中国学生会用很长时间,但邢达只用了一两周时间就完成了。导师很惊讶:“怎么会这么快?”邢达说:“这些我在中国都做过。”“噢,没想到,哈工大的学生真行。”日本人点头称赞着。陈德应在复旦大学做博士后期间,仅用两周时间就完成了来自美国一所名校的一位博士后用一年半都没有完成的课题,在那里留下了“名师出高徒”的美名。林殿阳、申作春等每一名青年教师都取得了创新性的科研成果。专业的每一位教师都把光电子技术学科组称为成才的摇篮。有人说:“光电子有一支星光灿烂的队伍。”   
   在“985工程”一期建设中,马祖光指导的这支队伍在学科建设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999年,获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设岗单位,并于2000年聘任了“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同年与兄弟学科一起建成“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   
   ——2000年,建成“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2000年,在总装备部组织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评估中,“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被评为“A”,在电子元器件与技术类中名列全国第二;   
   ——2001年,物理电子学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马祖光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仅从1999年至2003年,他们就承担了总装备部预研项目、国家高技术“863”课题、国防科工委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等国家级科研项目24项。    
   在光电子师资队伍中,博士化率已达70%。目前,这支队伍正承担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863”高技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一批重大课题,“十五”期间的计划总经费约达6000多万。    
   马祖光为学科发展和队伍建设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晚年,他主持了“985工程”二期和“211工程”二期建设的论证工作,对学科的调整、整合、提高提出了许多新的设想,并对青年教师寄予很大希望。他经常对他们说:“过去的研究方向基本上是一个个独立的方向,现在强调技术上的交叉,这对学科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青年人要多学习,德才兼备,把光电子这个事业继续下去。”
   
   治学严谨 ,殷殷教诲。“教师不能辜负学生,千万不能误人子弟。”他一片冰心,精心育人,春雨润物细无声……
   
   “马老师教书育人就像春雨落地,听不到一丝声音,但却能滋润我们的心田……”马祖光的学生这样说。
   马祖光在给博士生上第一堂课时,就让学生知道刘连满的故事。刘连满是我国登山队的队员,在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他自告奋勇地用冰镐在前面刨台阶,用双肩搭人梯,把战友一个一个托上去。他体力耗尽了,在离顶峰只有100米的时候,自愿留了下来,在缺氧的情况下,毅然关掉氧气筒,把生的希望让给了战友,把登上珠峰的荣誉让给了别人。    
   马祖光常跟学生说:“做学问也好,做事情也罢,首先一定要做一个高尚的人。顾大局,让荣誉,要具有无私、无畏的精神。”马祖光要求学生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这正是他有口皆碑的人格魅力所在。   
   “培养博士生要‘功夫到家’。‘功夫’要下在‘解惑’上,‘解惑’包括做人和敬业两方面。博士生的工作是一个较高层次的具有创造性的高水平的科学技术研究,所以必须精心设置培养他们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是马祖光呕心沥血建一流实验室的原因之一。   
   马祖光坚持“博士生要德才兼备和创新并重”的培养方法。他说:“献身、创新、求实、协作”是‘863’精神,这精神也同样适合指导研究生的科研工作。‘创新’要紧紧跟在‘献身’之后。”    
   他的博士生的研究课题,都像他要求的那样,在激光研究方面完成了国际首次做出的成果,这些研究都有鲜明、突出的创新点。   
   在学术研究上,马祖光对虚假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学生们都知道,要想在马老师那里搞歪门邪道,是绝对不可能的。   
   实验室的赵晓彦清楚地记得:“为了培养学生严谨、系统、重实践的科研思想,马老师要求学生在实验前一定要把实验准备,包括电源、水的安全等全都写出来,并仔细检查实验方案,跟学生一起讨论,一步步引导学生。”    
   马祖光经常亲自参加博士生的实验,也常告诉学生:“一定要有创新成果。如果你的论文与别人撞车了,你就要改做别的课题。试验结果不能光听,一定要亲自去做,亲眼看到,我们是在做科研,不是听故事。”前年,实验室要做一个激光大气传输的实验。因为这个试验要求在夜里23点以后开始做,学生劝马老师:“您先回家休息,我们会随时向您报告试验进展的情况。”“这哪儿行,不亲自操作,不亲眼看到,这叫什么试验?”马祖光和年轻人一起观察数据。一直到清晨6点,试验数据才出来,当其他老人出门晨练时,马祖光才疲惫地回到家……   
   2003年,马祖光已74岁,有个博士生做“毛细管放电”课题实验。马祖光审阅了他的论文后,觉得有个数据还拿不准,就和学生一起研究,从概念的确定到制定实验方案,做得非常详细。因为实验很辛苦,时间又长,学生说:“马老师,我知道怎么做了,您先回家吧,等实验数据出来我就马上打电话告诉您。”马祖光不同意,坚持与学生一起做。这个实验一做就是连续6个小时。那位学生被导师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所感动:“马老师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实验室,眼睛时刻盯着测试仪器。数据终于出来了,马老师非常高兴。这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天又下起雨来,我搀扶着马老师,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到他家门口时,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一阵发酸:导师啊,多像我的父亲……”
   “做学问来不得半点马虎,要能经得起别人的考问,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电子工业部委托马祖光主编一本激光统编教材。他数次召开编者会,要求取材一定是当今最新成果,每个定义、概念要准确恰当。他再三嘱咐:“千万不能误人子弟。”25万字的书,几易其稿,他对每一章、每一节、每一页、每一行,甚至包括标点符号,都仔细推敲。当大家认为可以印刷的时候,他还建议再改几遍。他说:“严谨是做学问最起码的态度,可不能在知识界里当奸商啊!”    
   马祖光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在学校是出了名的。他有时精益求精已到了“过分”的地步。学生说:“明明几个数据就可以证实的实验,马老师非要求采集更多的数据。在实验过程中,他对每一个操作细节都要求得很严。他常说,这些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对于精密的仪器,有时轻微的局部变化都会给实验造成一个岔路口。”    
   马祖光培养学生一丝不苟,责任心极强。每位博士生开题,马祖光必须参与,帮助学生选题、分析、查资料。对学生的每个课题,他都挂在心上,查找大量的相关资料。学生常常说:“我们要做的课题所掌握的材料,还不如马老师掌握的多。”    
   博士生答辩前,马祖光要求学生把论文至少提前几周交给他,他要仔细阅读和修改。他妻子说:“老马常常在夜里一两点钟的时候,还坐在床上看学生的论文。每个不准确的数据、不准确的英文翻译,从遣词造句到标点符号,他都用红笔圈出来,第二天让学生去修改,一遍不行两遍,直至再也找不出一点毛病为止。我劝他快睡觉吧,明天再看,他总说,明天就要把论文交给学生。有好多次改论文,他夜里都犯了病。唉,老马太累了……”    
   达尼所在的国家只给他提供了4年的留学经费,眼看签证期限就到了,达尼很着急,就跟马祖光商量做实验时能不能简化一点。马祖光坚决不同意。他理解达尼的心情,帮达尼查资料,做了大量的工作。达尼做的是一个新领域的课题,他的论文马祖光至少改了7遍。最后论文被刊登在一本国际权威杂志上,还被评为哈工大优秀博士论文。     
   博士生、硕士生每次答辩,马祖光总要亲自参加。有时马祖光惟恐忘了时间,再三嘱咐同事一定要提醒他。马祖光的同事说起这些事都很感动:“博士生答辩的时间长,年迈的马老师从来不迟到,不早退,常常一整天跟我们一起认真听,不断询问,并坚持听完每个答辩。”    
   马祖光的秘书讲,有一段时间他的脚浮肿得很严重,同事和家人都劝他住几天院。正巧这时有个博士生答辩,马老师一定要坚持参加完答辩后再去住院。

马祖光(右三)在指导研究生做实验

  就在马祖光逝世前1周的时间里,他已感到很不舒服了,但还是连续参加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我们都希望马老师给我们把关,但没想到,他太辛苦了,太累了……如果我们知道会这样,一定要劝他回去……”他的研究生含泪哽咽着说。    
   学生们从马祖光的严格要求中,感到的是殷切的期望,是温暖和慈祥。对于已经毕业的学生,马祖光依然关心他们的成长。学生们也很信任马祖光,常常写信来向导师汇报他们的近况。看到学生的每一个进步,马祖光都发自内心的高兴。学生有什么困难,他总是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前几年他的学生张春娥毕业后去了四川工作,去年准备出国,打电话来请马祖光帮她整理成绩单、写推荐信。马祖光跑图书馆,跑教务处,一样一样地把材料准备好给她寄去。    
   作为一名科学家,科学是他的事业;作为一名教师,培养本科生成才,也是他的事业。每一项事业都凝聚着他的心血。马祖光认为本科生的培养就像塑造一块块毛坯一样,不求很专,但一定要强调基础,强调动手能力和实验能力。     
   担任多年教研室教学主任的王雨三说:“我每次制定或修订教学计划时,马老师必亲自参加,他一定要坚持两条:一是不能削弱基础课内容;二是实践环节要加强。他强调物理实验要多做,生产实习不能停。光电子技术实验室永远都是向本科生开放的。前些年,在实习经费很少的情况下,学生们到天津、北京的实习也从未中断。他常说:‘我们不能误人子弟,要精心培养合格的学生。’”
   “马老师作为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是先进的。他主张宽基础,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1999年,我刚到教务处工作,在制定专业调整后新的教学计划时,曾请教过马老师。他对我说,一定要抓好基础性教学工作,基础打好了,扩展到其他专业也容易。受马老师的启发,我到教务处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注重基础研究的新的教学计划。我的很多工作是受了马老师教育思想的影响。”青年教师张中华回忆恩师对他的影响感慨颇多。      
   在哈工大,马祖光是呼吁博导、教授上讲台给本科生讲课的倡导人之一。就在他去世前一个月,他还应邀到二校区为学生作题为《做人与做事》的讲座。那天马老师很不舒服了,老伴劝他:“你身体不好,二校区还挺远,就别去了。”可马祖光说:“二校区的学生都在等着我,我不能辜负他们的热情呵。”讲座中同学们被马祖光的人格深深打动了。讲座结束后,学生们围着这位平易近人的院士问这问那,这一聊又是两个小时,马祖光到家时已是夜里11点多了。
   马祖光的秘书也是在职博士生鞠有伦说:“马老师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小朋友的信。他们在信中好奇地询问激光方面的知识,有些问题千奇百怪。每次接到这样的来信,马老师都尽量回复,然后把这些信交给我寄出去,每次他还不忘给我邮费说:‘这是我的私人信件,别用公家的钱。’”
   大家都说马祖光就像慈祥的家长一样,因为他总是把集体和大家的事看得很重,处处操心,而把自己的事看得很轻很轻。一位青年教师、马祖光的学生回忆说:“有一年,我得了比较重的病,当时心情不好,第一个想告诉的就是马老师。他接到我的电话很着急,建议我去北京治疗,让我去找他在卫生部工作的一位好友。当时我很感动,马老师自己有病,爱人有病,都不麻烦人家,为了我,他却要向人开这个口……”
   凡是和马祖光接触过的人都说:马老师是个真正的好人,心里总是装着别人,惟独没有自己。只要别人有求他,他都尽心尽力地帮忙。他帮助过很多人,他把帮助别人看作是自己应尽的义务。但他有困难,却从来不向人张口,总怕给别人添麻烦。     
   马祖光就像一只蜡烛,随时可照亮周围的人。他一生都在办专业,一生都在培养人,一生都在关心人。他像春雨润物,感化着周围所有的人……
   
   淡泊名利,高风亮节。“事业重要,我的名不算什么。”他功成不居,坦坦荡荡,人格魅力凝聚人心
   
   评院士,中科院在审阅马祖光的推荐材料时,却有这样一个疑问:马祖光作为光学领域的知名专家,他的贡献在光学界是有目共睹的,可在许多论文中他的署名却在最后。“这就是科学家马祖光的人格魅力所在。”在和马祖光合作的同事及学生的眼里,马老师的署名虽然在最后,但他的贡献却是第一位的。在航天学院关于马祖光的论文署名一事,早已成为美谈。
   刘国立不会忘记,当年马老师决定让他出席全国激光会议,并在会上宣读论文《紫外激光激励钠二聚物的2.50-2.56微米激光》。这是根据马祖光提出的理论首次发出激光、属于世界前沿水平的研究成果,马祖光做了很多工作,刘国立自然把马祖光的名字写在了第一位。当刘国立在四川开会前,收到由马祖光最后修改的论文时,他发现论文中自己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一位,而马祖光的名字又排在最后一位。
   老教师王月珠也不会忘记:“马老师刚从德国回来时,他把自己在国外做的许多实验数据和照片交给我,让我测试。论文他改了三四遍,我便把他的名字署在了前面,他坚决不同意,最后还是把他的名排在了最后。”    
   这样的事,教研室每一个人都遇到过,并且不只一次。   
   马祖光的同事说:“教研室的许多教师和研究生的课题方向都是马老师提出来的。这些课题他都亲自定方案,亲自指导,定期检查,按理说,马老师的名字署在第一位,这在学校里是很正常的。但在论文署名上马老师却让和他合作的每一个人深受感动。几乎每一篇论文的署名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别人把马老师排在第一位,马老师立即把名字勾到最后一位,改过来勾过去,总要反复多次。根据教研室的规定,通常需要马老师对发出的稿件进行最后把关。所以,马老师又把封皮一换,重新署名,自己仍排在最后。他总是说:‘事业重要,我的名不算什么。’”    
   提起这些,老教师胡孝勇、尚铁梁都深有感触地说:“大公无私,是马老师突出的美德之一。他为别人的课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花了大量的心血,这和有的人在学术研究中的种种自私自利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老师做了别人能做而没有做的事,这就是他的平凡和伟大。他做人真实、坦荡,从来不为自己的前途设计”。    
   马祖光把科学研究看作大家共同的事业,把自己的名看得很轻。作为我国“863”第一批领域专家,他在国内学术界威望很高。正因为有这样的影响力,马祖光为教研室争取了多项国家“863”课题、自然科学基金和国防课题。可以说,80年代和90年代哈工大激光教研室的绝大多数课题,都是在马祖光的指导下争取来的,并根据他的学术思想确定的。
   马祖光的心里有一本账,哪个课题适合哪个同志干,他清清楚楚。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把争取来的很多课题分出去,并让别人当课题组组长。跟他工作多年的一位老教师说到这样的事,很感慨:“老马呵,一点儿私心都没有,是真正为事业着想的人。他高尚的学术道德不是现在的学术带头人都具备的。”    
   马祖光并不是把课题分给别人就不过问了,而是从立项、设计方案到解决关键问题,从中期检查到修改论文、发表论文,都严格把关。哪个课题组有问题解决不了,他或是全力帮助,或是组织人马,集体讨论,以求找出最好的方法。他的同事说:“在讨论的过程中,马老师非常民主,别人的话他总是用心听完,从不打断。无论是学生还是知名教授,和他讨论都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他把自己的成果和经验看作是集体的财富。50多年来,他收集、积累了大量资料。那些记满了各种数据的资料册,他都无偿地提供给大家。教研室每一个同事都有马祖光的文献卡,经常得到他的指点。他妻子说:“老马在家时,经常是不嫌麻烦地为别人翻箱倒柜地找资料。” 
   有人埋怨马祖光总是无私地向同行“泄露机密”,马祖光却说:“科学是祖国的科学,能让更多人分享成果,整个国家的这一领域不就进步了吗?培养人才没有什么门户之分,哈工大的学生都是我的学生,别的学校的学生找到我,我也得帮助人家。”
   有一年,一位外校学生闻听马祖光的大名,在博士论文答辩前,写信给马祖光,请他做答辩评委。马祖光坦诚地告诉他:“那个方向我不熟悉,我写信给你推荐别的领域的专家。”有的外校学生得到过马祖光的帮助后,回校跟同学说:“考博一定要考哈工大,那儿有位非常好的老师马祖光。”“这样的事太多了,在马老师看来,培养人才是为国家培养,他想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学校,而是一个国家。”学生们都这样说。   
   “我的一个博士生去请教马老师一个问题,他当时就说‘这个我不行,我帮你找别人。’我很感动,一个大专家能用平常心对待自己,不懂不装懂,不敷衍学生,这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能做到的。”哈工大的一位博士生导师对这件事记忆深刻。    
   刘国立回忆说:“1983年,激光实验室进口了一台先进的多种气体准分子激光器,一个兄弟单位派人来学习,马老师热情接待,他毫不保留地让人家看个够。从德国回国,他在中科院作了题为《激光光谱的发展和激光材料》两场报告,非常受欢迎。那时在国内开展光谱研究的很少,有的单位研究的内容对外都保密,可马老师除了给人家讲自己的成果外,还介绍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当时我们许多人都埋怨马老师,没有像他那样的大傻帽儿了。”    
   他曾帮助安徽、上海、牡丹江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做了许多工作,毫无保留地为他们提供了大量重要的资料。在他的帮助下,有的单位做出了重要成果。    
   对有的科研单位间互相“封锁”、“保密”的现象,马祖光说:“学术界这种风气不好。搞学问的态度应该是大胆地对人家公开,欢迎大家超过我们。”对这种现象马祖光说得坦坦荡荡:“我也知道他们那么做不对,我们这样做,楚人失弓,楚人得之,都在中国,不算失。”    
   教研室的老师和学生往国外杂志寄论文或者寄参加国际会议的论文,马祖光都必须亲自审查,而且审查得非常严格,包括科学原理、论证过程、甚至英文翻译、语法习惯等。他说:“论文不仅代表个人,还影响专业、学校,甚至国家的名誉。”   
   有人问马祖光:“你这样做,不是太亏、太累了吗?”他说:“对同志不该留一手,这是最起码的道德标准。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科学工作者应该具有这种品德。”    
   关于马祖光评院士一事,其实谁都知道,如果他为自己进行“院士建设”,他早就当了院士,但他求成不求名,首先规划的是学科,而不是自己。   
   早在1996年,王大珩院士来哈工大考察时就说:“小马(马祖光)该申报院士了。”这位学术界泰斗的话不是轻易出口的,而马祖光却没把这话放在心上。   
   从1997年开始,哈工大为马祖光申报院士。他不但不同意申报,还把申报材料从校人事处追回来。    
   马祖光总认为自己不够院士的水平。他说:“很多比我优秀的学者并没有成为院士。”知道他评院士过程的人,都知道他的话是实实在在发自内心的。
   1999年,推荐院士不需要本人签字,学校有关方面已将材料寄出。马祖光知道后,竟给中科院写了一封信:“我是一个普通教师,教学平平,工作一般,不够推荐院士条件,我要求把申报材料退回来。”他十万火急地用特快专递把信发出去。有人认为他不在乎院士的头衔,其实这是他太过于珍重这个荣誉了。   
   2001年,新的评审规则要求必须有申请者本人签字。当时学校和院里很多人都做过马祖光的工作,但他坚决不同意签字,这给申报工作带来了难题。在申报的最后一天,人事处的一位领导实在没办法,就去找校党委书记李生,请李生书记以校党委的名义出面做马祖光的工作。
   党委书记李生回忆说:“当时我们去了马老师家。马老师还是坚决不同意把他作为院士候选人。他说:‘我年纪大了,评院士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应该给年轻的同志评,我一生只求无愧于党就行了。’没办法,我就动之以集体荣誉,晓之以党性原则,跟他谈了许多。可他还不同意。我觉得快没办法说服他了,就和他聊起了学校的党建工作。换了话题勾起了他对入党多年的回忆,最后他感慨地说:‘我这一辈子都听从党的安排。’我立即接过话头说:‘那好,你再听从一次。’  马老师顿时脸涨得通红,好一会没说一句话。后来,很不情愿地签了字。”
   马祖光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喜讯传来,同事们奔走相告,像过节一样高兴。大家认为马祖光当选院士当之无愧。但在座谈和电视专访时,马祖光却说:“这是大家的功劳,没有全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和忘我的劳动,我马祖光再能干也当不上院士。”
   听说马祖光评为院士,一家科技报社的记者采访他时,请他写几句话。马祖光写到:“弘扬科普,提高全民族科教兴国意识;呼唤诚信,立信誉于全世界强国富国之林”。
   他总结了3条当选院士的原因:第一是党的教育和培养;第二是依靠优秀的集体;第三是国内同行的厚爱。作为老一代知识分子,他特别谈到了党对自己多年的教育。
   
   克己奉公,俭以养德,一生奉献,不求索取。“党员不需要照顾。”“党员在利益面前不能伸手,在奉献上要走在前面。”
   
   作为为科学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老科学家,马祖光的家太不入时,甚至有些寒酸:一套很便宜的沙发,用了20多年,有的地方已塌陷了,只是外表用一个罩子罩着,几把椅子也是修过的,屋子里没有新家具,也没有什么电器,只有几个大鱼缸和卧病在床多年的马祖光的妻子孙老师作伴。    
   这还是他前年才搬过来的新家。原来的家比较冷,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书多,一个旧书柜装不下,就堆在地上用塑料布一遮了事。   
   学校为老专家盖了一栋复式楼,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分到一套,安享晚年,但他仍坚持住原来的房子。马祖光不愿意享受吗?不是,他的同事说:“马老师的精力全都用在看书、钻研业务、办专业上了,他舍不得把时间和精力用在享受上。”   
   熟悉马祖光的人都知道他家房子的故事:   
   “文革”初,马祖光天天被批斗,一家三代人被撵到一个仓库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只有一个炕,书架还放在炕上,睡觉时脚只能伸在书架底下。后来落实政策,学校给了马祖光两间房,这两间房还分别在两个单元,一间是3家合厨的,另一间是两家合厨的。住房条件虽不好,但他已经很满足了。    
   后来,学校又盖了一批新房,这时马祖光刚刚给实验室一位工人跑下了两屋一厨,正在帮助另一位女同志跑房子。学校要给马祖光调房子,他说:“我现在条件已经不错了,再搬是锦上添花,如果给别人是雪中送炭。把分我的这一间拨给那位女同志吧。”房管处领导说:“这次学校主要是照顾有贡献的专家。”马祖光马上摆摆手说:“我是党员,不需要照顾。”一年后,他所在单位的同志都搬进了新居后,马祖光才从比较冷的房子搬出去。    
   对于过去的艰苦,马祖光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说:“正是这些艰苦锻炼了我的意志,让我在以后几十年的生活与学习中始终坚守着一种信念。”    
   正因为有一种信念,马祖光大学毕业就选择了北国边陲哈尔滨。那时,哈尔滨的冬天室外最冷时达零下30多度。他妻子到哈尔滨几个月后,就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马祖光背着妻子去医院看病,妻子的病还没好,就欠了很多债,但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一句困难的话,更没有向组织伸过手。当组织上了解到这些情况决定给他一些补助时,他说什么也不收。后来他父亲病故,组织上又给他一点补助,他坚决地把这笔钱退了回去。    
   1981年11月30日,马祖光从德国载誉回国。因要向航天部领导作汇报,部领导就把他安排在友谊宾馆休息。他只住了一夜就跑到航天部招待所去了,他说:“那儿一天的住宿费几十块钱,太贵了!”他坚持住在条件较差的招待所。因为马祖光要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写汇报材料,部领导又把他安排在另外一个招待所一个每天只收9元的房间里,第二天去找他时,他又自作主张调换了一个每天只收5元的房间,他说:“这里已经很好了。”    
   建专业初,为节省经费,马祖光出差经常坐硬座,坐公共汽车。他身体不好,在车站追公共汽车时跑得慢,有时还要挨售票员的训斥。有些年,学校每月发校内小车票,但他经常把票放在系里供别人用,自己尽量挤公共汽车。   
   虽然马祖光的生活条件并不好,但是对于钱,他看得很轻。那些年他需赡养长年瘫痪在床的母亲和岳母,给患病的爱人、儿子看病,还要经常接济生活困难的亲戚。可在这种情况下,马祖光还把自己应得的钱交公。    
   一心为公,始终贯穿马祖光的一生。他曾任了4年的省技术物理研究所兼职所长,所里送来一笔酬金,他立即给人家送回。往返几次,最后这笔钱还是捐给这个所的图书室了。
   1986年,马祖光应邀出席国际会议作特邀报告,大会发给他500美元,他当即用这笔钱给实验室买了一套“中性衰减片”带回国。还有一次他出国回来后到航天部结算,应得的200多美元补贴他坚决不要,这钱至今仍保存在那里。很多年后,院里的同志去航天部办事,一位在财务工作的同志感慨地对他说:“像你们马老师这样的人真少有啊,这些钱本来是属于他自己的,他非要上交。现在这钱还不知道入哪笔账里呢!”    
   王雨三回忆说:“1988年,马老师带着王琪和我去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共和国首府萨格勒布大学物理研究所访问期间,我们全吃的方便面,省下的306美元回国后全交给了航天部。”
   马祖光的妻子说:“那年,我儿子突然决定考托福,当时我拿不出30美元的报名费,可把我愁坏了,家里没有,我为难地到处去借,人家都不相信,说老马经常出国连这点儿美元都没有?”   
   马祖光的生活标准出乎意料地低:有床睡,有馒头吃,有几件衣服穿就行了。说来有趣,马祖光大学毕业15年后的1965年才买了第一块表。他妻子说:“这块表还是他和我给学生上课用来计算时间的,我们约好谁上课谁戴表。”    
   很多年过去了,一位老教师还记得当年的这件事:“因马老师英语非常好,当时第二机械工业部决定让他翻译一本英文资料。如果他自己翻译很快就能完成。但他为了提高我们的翻译水平,把任务分给教研室的几个年轻人,每人负责一章。其实,这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因为这些年轻人刚开始由俄文改学英文,英文底子很差。马老师不仅要指导大家翻译,而且还要详细地校对译稿。这项工作不知要比自己翻译累多少倍。最后稿费每人一份,给马老师的一份他却坚决不要,送给资料室买资料了。”   
   老同志也不会忘记:有一年,他请上海的一位学者来讲学,招待费超过了马祖光规定的30元,系里要给他核销,马祖光立即拿出60元钱说:“人是我请来的,超出的钱由我自己补。”    
   经常有人,甚至是名人出面请马祖光以激光专家的身份,参加一些推销产品的商业活动,马祖光一概拒绝。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马祖光处处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所在的党支部的三任支部书记都说:马老师的党性和组织观念特别强,这是在他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出来的。   
   他曾在一份总结中写到:“共产党员在贡献上是要区别于普通人的,要处处走在前面。在利益面前,更不能伸手。”有人可能认为这只是大道理说说而已,但马祖光却是言行一致。    
   他把生命完全交给了专业,交给了党的事业。正因为如此,他干事业拼了命。妻子说:“老马每次出差,我的心都悬块石头,直到他平安回来才落地。跟他一起去的人常向我‘告密’:这回他又犯病了。清晨,只要看到老马坐着睡了,书散在被子上,就知道他夜里犯病了。老马是个工作狂。1991年秋,他天天夜里零点到2点犯病,呼吸困难,一犯病就得坐起来看书减轻痛苦,他说,能喘上一口气,多幸福呵!第二天缓解了,他就照常上班。有一次他住进了哈工大医院,病情稍一缓解,就偷偷地溜了出去。校医院的夏院长说,这是心衰,随时都可能死亡!她在校园里到处找老马,硬是把他送到医大二院抢救了两个多小时。1996年,老马再次住院治心衰,住院期间,还起草了《中俄校际合作》英文文件……”    
   1983年马祖光被评为航天部优秀党员。从1982年至1988年,他连续被评为校优秀党员。
   1984年他荣立航天部一等功,1984年和1986年,两次获黑龙江省特等劳模,1986年获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和五一劳动奖章,同年被评为航天部预研先进工作者,1990年获国家教委授予他的工作40年有突出贡献荣誉证书。1985年9月18日,他作为党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1987年10月25日,他又作为代表出席了党的十三大。

马祖光教授作为代表出席党的十三大

  出席十三大归来后,他在一次支部会上说:“离开了集体,一个人啥也干不出来。哈工大有一大批兢兢业业、水平很高的好同志,我只是其中的普通一员。我们的党有千千万万的好党员,我也只是其中的一名普通党员。”   
   马祖光评上院士后,按院士的待遇,学院给他配了一间办公室,并要装修。他急了,说:“要是装修,我就不进这个办公室。”最后在他的坚持下,还是把这间办公室做了实验室,他和其他6个人挤在一个办公室。王骐老师说:“那时山西大学来人跟马老师谈事,都没个地方坐,当时真让我们面子上过不去,可马老师认为这没什么。马老师心衰已经很重了,上班经过一个上坡要歇好几次,院里给他配个车,他坚决不同意。”   
   别人把马祖光当院士,可他把自己当成一个最普通的人。他的妻子因病瘫痪多年,一个管工会的职工告诉他:“实验室有一台轮椅,闲着没用,你推回去给孙老师用吧。”马祖光认真地摇摇头:“不用,不用,我自己去买一个。”
   马祖光经常教导自己的孩子:“不要借爸爸的光,要自己去发光。”两个孩子都有沾爸爸的光为耻的思想。马祖光知名度高,不少记者采访时,都想给他们照个全家照,这总要遭到全家人的一致拒绝。孩子说;“我爸是我爸,我们是我们,我们不进镜头。”
   想起这些事他妻子说:“当年,我儿子从哈工大毕业,如果老马提出家里的困难,学校肯定能把儿子留下,但他不去说,儿子就分到离家较远的船舶工程学院工作了。有一次,老马去儿子单位参加他所在学院的鉴定会,儿子直躲着爸爸,生怕别人知道他是名教授的儿子。在老马的眼里,儿女应自立自强,自己去闯世界。”马祖光投身事业,也牵挂着患病的妻子。“老马一边忙工作,一边照顾我的起居饮食,而我卧床这些年却没给他做一顿像样的饭菜。因怕我寂寞,他经常在我的房间看书,总在找机会陪我。1997年,我住进了医院,当时医生怀疑是骨癌,我和老马精神上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没有时间总在医院陪我,又担心我心情不好,便含着泪录了一盘自己用英文和俄文唱的歌曲,让我在病床上听。他说,听到歌,就好像他在我身边……”至今,马祖光的夫人想念他的时候,就听一听这盘珍贵的录音……
   对于瘫痪的妻子,马祖光何尝不放在心上。他不只一次对妻子说:“我的心脏病越来越重,如果我死了,你怎么办呢?哪怕有一点儿希望,我也要努力,让你站起来。”2003年7月14日下午,马祖光去北京为妻子找医生,行前,他对妻子说:“明天晚上,我就从北京回来,回来前给你打电话,你等消息吧。”可15日的上午,马祖光手拿着妻子诊断的片子,倒在了北京通州结核病医院里……
   她的妻子等呵,等呵……“老马从来说话算话,怎么能不来电话呢?”她开始给他的同事打电话寻问。王雨三说:“当时,我们搪塞着,支吾着,把这个噩耗告诉一个瘫痪在床,等着丈夫给她带来希望的病人,我们怎么忍心说出口呢?” 
   马祖光关心所有的人,包括他家附近粮店的职工和他家的保姆。有一年,他认识的一位盲医要出国,准备学一些常用的专业英语,马祖光回到家,对着录音机认认真真地给他录了一盘标准的英文磁带。    
   他常年在外的儿子马天纵对父爱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我孤鸿海外10余载,与父亲相聚的日子一共不超过一个月。第一次回国探亲,返美前的一天晚上,我推开他的房门,看见父亲正躬着腰,花白的头发向下垂着,正在为我修理行李上的拉链。他做得是那样全神贯注,以至于完全没发现我。这时的父亲已没有了我幼时的严厉,有的只是年迈的身体和对儿辈的关爱……在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如今父亲的背影已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不懈求索,导师风范。“做一辈子学生,有一辈子危机感。”“激光是一个新专业,稍一停就落后。不学习, 不知道前沿的东西怎么搞研究?”
   
   “做一辈子学生,有一辈子危机感。”跟马祖光接触过的人,都被他极强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所感染。无时无刻不在学习,学新东西,这也是马祖光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他的同事说:马老师边办专业边钻研,一生都在学习和探索。办专业初,他对激光知识知道得少,就一心要补上这一课,那股劲头儿真是没法比。   
   “文革”时,一些教师没事干在家打家具,可马老师还一直坚持学习。他对门的邻居曾流着泪跟哈工大一位老领导说:“马祖光,他抬完沙子,挨完批斗,还不忘学习。他要能活下来,一定能为哈工大做出贡献。”   
   一个跟他住了8年的邻居搬走时很感慨:“马老师家的灯总是亮到深夜,我从来都没看到过像他这样钻研的人……”   
   在学习上,马祖光到了痴迷的程度。还没引进的国际激光方面著名的外文书他都啃过。在实验室里,在家和医院里,在出差的车上或船上,他都可以学习、钻研,甚至去卫生间的一点时间,他还要看历史书或文学书。谭铭文回忆说:“我们经常一起出差,可是每到一个新地方,有闲空时别人都想出去走走看看,马老师却一个人在房间看书。他说,激光是一个新专业,稍一停就落后,必须抢时间。你不知道人家在搞什么,我们怎么做自己的研究呢?”
   “孜孜不倦、潜心治学、学识渊博、学术造诣精深”,这是很多人对马老师的评价。90年代初,国防科工委决定上“惯性约束核聚变”项目,用激光打靶产生核聚变。当时国防科工委召开了一个有国内最高学术权威参加的评审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光学界顶尖人物、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王大珩,有邓一民、我国氢弹之父于敏,马祖光也在被邀请之列。权威专家们对这个重要的课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因为马祖光既懂原子能,又懂激光,他的论证意见举足轻重,他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得到了大家的重视,更赢得了权威们的尊重。    
   他发现激光推进是一个很有前景的方向,就让秘书给他复印了厚厚的18本相关资料。对于很多重要公式、定理,马祖光都要自己去推导,只有自己推导出来,马祖光才会认可。     
   马祖光对新生事物很敏感,他总是说:“我们要赶上时代的步伐,就要善于接受新事物。”从用上电脑,他就经常用E—mail与国外学者交流。近几年多媒体教学进入课堂,马祖光觉得自己落伍了,就请秘书教他怎么做Power point,马祖光就在家里一遍一遍地演练。谁曾想下一次开研讨会的时候,马祖光竟带来了自己做的Power point,很“现代”地演示起来。
   有一年春节过后,马祖光一拖再拖地住进了医院,医生责问他:“怎么来这么晚,再晚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住院期间,马老师还不忘读书学习。他妻子说:“有时我劝他,身体不好,就多休息休息吧,谁也不能一天就做完所有的事,可老马总是笑呵呵地说:‘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呢,他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熟悉马祖光的人都知道,他喜欢欣赏音乐,喜欢唱歌。在他逝世后,他的学生陈德应在马祖光的房间里发现,先生生前买的“世界伟大作曲家系列“CD碟、11盒“奥斯卡电影精典精选”VCD碟、10个“著名音乐精典”CD碟都还没有开封。他实在没有时间去享受,为工作,为事业,他只能舍弃这些。
   
   鞠躬尽瘁,死得其所。“我这个蜡头不高了,要尽量燃烧……”先生最后的日子,几多牵挂, 工作多得惊人……
   
   “从物理专业、核物理专业到激光专业,他一生都在办专业,尤其是他创办激光专业并为这个专业的发展奋斗了30多年,他是累死的。”
   75岁的马祖光是2003年7月15日逝世的。在逝世前的几个月里,他做的事太多了!光电子教研室有马祖光这样一组工作记录:
   3月28日,组织有关人员研究了学科发展规划。
   4月15日至17日,带领大家两次讨论了本学科进入大学科学园的二期规划。
   4月18日,汇报“2003年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论坛”情况,向大家介绍了国际激光物理与激光技术前沿方向。
   5月7日,组织本学科进行“高等学校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讨论。
   5月22日,修订光电子技术专业本科生教学计划。
   5月23日,主持修订光电子技术专业博士生、硕士生招生简章。
   5月25日,参加学校“凝练重大科研方向”会议。
   5月27日,组织本学科讨论“凝练重大科研方向”问题。
   5月30日,组织学科进行关于“激光推进技术”课题协调会。
   6月10日,组织讨论“激光推进技术”研究进展。
   6月11日,参加本单位学科岗位聘任讨论。
   6月13日,主持学科论证“激光推进技术”。
   6月16日,参加了学院召开的由专业教师参加的关于物理电子学学科建设座谈会。
   6月24日,参加博士生张新陆、陈云亮、哈斯乌力吉的开题报告会。
   7月1日,主持光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系教授会,讨论本科生和硕士生选题。
      7月3日和4日,参加了两天的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
   7月7日,参加2001级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
   7月11日,也就是在马祖光去世的前4天,他给和他一起创业的老教师王雨三打电话。王雨三一提起这件事就泣不成声:“马老师在电话里对我说,希望我参加这次教学计划的修订工作,在教学上辅佐一下年轻教师,把他们带上来。他说,他还亲自拟定了一份教学计划,下周一起讨论。他对专业在21世纪前30年内如何发展,均有设想。我们在电话里谈了很长时间……,他嘱咐又嘱咐,就是对学科发展放不下心,我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和马老师交谈……”    
   于俊华教授说:“近两年,马老师经常晚上两三点钟还睡不着觉,他在考虑、规划学科今后如何发展。”   
   “马老师就是牵挂学科建设……他走了,对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损失太大了!太可惜了!”高惠德老师忍不住流着泪说。       
   青年教师掌蕴东回忆:“马老师对学科建设非常挂心,他一直在考虑专业今后的发展,这已成了他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他逝世前还一再强调,一定要坚持有应用背景的基础研究,要可持续发展……”
   在此期间,他还建议党支部书记周耕夫:“你是支部书记,党支部要关心学科规划,应参与学科建设。”周耕夫说:“马老师的党性很强,教研室和学科方面的一些大事、大的投资、学科规划、人事问题等他都跟支部商量和汇报。”    
   他的秘书鞠有伦说:“马老师本来已经病得很重了,我几次劝他去医院,可他总说去医院耽误时间……”    
   一位75岁、生命已危在旦夕的科学家,在逝世前争分夺秒地拼命了。有人劝马祖光别这样拼命了,身体要紧。马祖光回答说:“这把年纪,就像蜡烛要燃尽一样。我这个蜡头不高了,今后能做点儿事的年头不多了……”
   马祖光以自己的生命,以一个科学家和一个共产党员的精神、人格,实践着“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毛泽东曾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马祖光一辈子做了很多好事,而有些好事做了,到现在都没有人知道。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马祖光一生只求奉献,不求索取,不愧为优秀的共产党员,不愧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在他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近90高龄的老科学家王大珩为马祖光写下了这样的题词:“高山仰止,祖国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