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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摇篮”及其它

作者:周长源
 
  近来读顾寅生同志《与时代脉搏共振与祖国发展同行》和高教所《不断崛起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两文中对我校“传统”、“特点”和“精神”的分析研究,很受启发。《哈工大人》编辑部又送来了大批材料,要求我针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什么能够培养出那么多优秀人才的原因谈一点看法。我离岗十多年,走下哈工大的讲台也有5年了,来谈这个问题,实在非其所宜。但倒也促使我思考了很久,一时还没有理出清晰的思绪,只好谈一点感觉,提几个问题,勉强交一张卷。旧人提旧话,恐怕不合时宜。如果所说的内容里,万一有一些能引发一点新的批评争论,也不枉占了刊物的宝贵篇幅,幸甚。
 
 
  “工程师摇篮”辩
  
  “工程师摇篮”这一说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流行。我觉得当时哈工大是一只真正的名实相副的“工程师摇篮”。从历史渊源看,旧哈工大是我国一所为数极少的欧洲大陆模式以培养工程师为己任的工科大学(除了上海同济大学工学院外,好像只此一家)。从新哈工大建设方针看,1951年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对哈工大办学方针和任务,明确规定为“仿效苏联工业大学的办法,培养重工业部门的工程师和国内大学的理工科师资。”从实践上看,当时一年预科五年本科的教学计划确实以工程师为培养目标(早期还明确授予毕业生以工程师称号)。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以其有良好的数理基础,完备的工程师基本训练,流利的外语交流能力,适应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基础工业建设的需要。当时哈工大确实是一只当之无愧的名副其实的“工程师摇篮”。
  但是,“工程师摇篮”这一口号,几十年来屡次遭到非议。先是来自“左”的方面攻击说:“工程师摇篮把青年学生摇得晕头转向”。罪名是“业务挂帅”,“不突出政治”。在十年文革期间,达到了极致:索性把大学的培养目标,不分专业,一律写成“普通劳动者”。最近见到有人在讨论大学理念时,又着重提到了这个口号,从另一角度提出尖锐批评:“在我的少年时代,关于大学听得最多的就是所谓‘工程师的摇篮’,现在,仍然还有许多的家长和老师对孩子们重复这个幼稚的童话,而今,我知道,那有多深的误解和多大的俗气。让我们告别吧,‘工程师的摇篮’!”
  从“左”的方面的非议,事实证明不对了。哈工大毕业生的主体,不仅业务过得硬,政治上也过得硬,在历史大潮中,并没有“晕头转向”,相反地倒出了不少政治精英。这证明十七年中这只“摇篮”从总体上看:业务教育是摇得成功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样也是摇得成功的。面向21世纪,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迈进中,是否一定需要改弦更张,告别“工程师摇篮”呢?对于这个问题,哈工大校内外,都有些议论,好像有待取得共识。以培养“精英”、“领袖人物”为己任的一流大学,似乎“工程师摇篮”这一口号不太合适了。
  我认为哈工大过去的优势和历史贡献恰恰在于工科教育,办一流大学不能离开这个基础。问题在于世界上有没有以工科为主的一流大学?先看看人家怎样说的: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校长Burkhard Rauhut 在2002年7月北京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演讲中提到:德国不像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将理工学院提升为大学那样,依然保留了理工学院。说:“但我国的政治家们也在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们极力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但不知能否成功。”接着介绍:“我们在德国提供什么样的工科教育呢?我们首先提供实习课(internship),这对我们学校的实际成果至关重要。实习课为26周,在这半年的时间以外,还要在开学前进行8周的学习,使学生对自己毕业后的前途至少有一个粗浅的了解。另一种实习是在暑假和寒假期间提供的。最后在基础学习结束时,学生需要参加中级考试(intermediate exam),但还拿不到学士学位。不过目前在麻省理工学院,为期5年的工科课程结束后没有中级考试,学生可以同时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我们认为至少在工科的某些领域,是不可能在3年内培养出工程师的,全面的培养至少需要5年时间。举个例子,我是不愿意走过一座只三年大学的工程师建造的大桥的。中级考试之后我们便在大型研究所里开设实用项目。我们的所有课程最终都要学生花4到6个月时间写出论文,而论文涉及主要由行业资助的某些项目。……”这段话我们听起来并不生疏,因为大致上就是文革前,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上叶,我们所采用的那套培养工程师的教学模式。时过境迁,现在已经变了,我们也随了大流了。倒是在源头上的那类工业大学,时至今日还在那里坚持!我们当时奉为圭臬的俄国“鲍曼”(当时叫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现叫国立莫斯科技术大学)好像也仍然保持着原有传统。哈工大对此岂不应该深省?
  时间过了半个世纪,当然应该与时俱进;但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的优势随便丢了。我们的优势在那里?工科和其他学科的关系,过去以工科为强项。工科里面,工程技术和工程科学的关系,过去以工程技术为强项。工程技术里面,普通工程技术和国防工程技术的关系,由民转军后以国防工程技术为强项。照我的粗浅想法,哈工大倒是应该成为与时俱进的国防科学技术事业里的“工程师摇篮”。只要中国的国防科学技术是世界一流的,那么哈工大就应该是一流的大学。这难道不够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专业教育”“通识教育”辩
  
  大学教育的主流到底应该是“专业教育”还是“通识教育”?换句文绉绉的话来说,便是主要应该崇尚“工具理性”还是崇尚“人文理性”?几十年来一直争论未休,看来现在更加热闹。新中国成立后,进行教育改革,根据当时形势,大学强调按专业教育。哈工大曾经当作一个样板。其实,对此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尤其当时出于专业化的需要,搞全国的院系调整。其中功过是非,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因而几十年来对哈工大也总有微词,被指责为“理工分家”“专业过窄”的“始作俑者”,甚至说成“罪魁祸首”。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界的眼界开阔了,思想解放了,议论更多。人家的议论是正常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怎样来看?
  其实,“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并不是绝然对立的。就拿中世纪的大学来看,当时分“文”、“神”、“法”、“医”四科;除“文科”作为基础外,其余三科都是专业教育。那时候文科毕业,才有资格进入神、法、医这三个学院学习。这就是说,专业教育也必须以通识教育作为基础。当初实行六年制(一年学俄文)的哈工大,从事工科专业教育,不仅没有削弱、反而特别强调基础。政治理论课、外语课不用说,数学、物理、化学、力学、电工电子学等课程都比解放前的未细分专业的大学工学院强得多。决不能认为专业教育就是只给“开处方”式的培训。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教师里和同学们常挂在口头上的是两个词:一个叫“基本概念”,一个叫 “实际意义”。前者重理论,后者重实践。合在一起:理论联系实际。在当时,师生共识,互相要求,身体力行。不但讲课时反复强调,学生质疑时,更加穷追不舍;期终考查和考试用口试,往往抠得底朝上。我当时初为人师,每次晚间答疑时经常被学生抠住,只好等第二天回到教研室集体讨论解决后才给回答。可以说,那时候正是实施一种通识基础上的专业教育,所以哈工大人才辈出。后来由于学制的缩短,尤其文革后改为四年制,基础、专业两方面都有所不足。离工程师目标远了。其实培养工程师三四年时间是不够的。不仅上面提到的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的那位校长有这样看法,国内工程教育界的老前辈,也这样看。比如我曾当面听到张光斗教授说过类似的话。现在清华大学搞五年制本硕连读,我想也是采取调和办法来解决这一矛盾。
  我校以专业教育为特色,而且取得过成功。可惜后来这一特色有些淡薄,改换门庭,随了英美学士、硕士那条路子;而我们当初的样板,德国的、俄国的工科大学却都在坚持着自己的传统,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我们当然也不宜再走回头路,而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出一条培养有创造性的高水平工程师的有鲜明特色的路子来。
  
  专业“宽”“窄”辩
  
  “拓宽专业面,增强适应性”乃是近年来教育改革中的一致呼声。这当然是对的。按照英美式学士、硕士、博士三层次,大学本科培养出来的学士,通识的味道更重一些。硕士阶段才开始往专的方向发展。如果这样,当然是合理的。但是我们中国目前情况,绝大部分本科毕业生,需要直接进入工业建设的主战场去工作,而当前中国的企业录用的人员,希望是“成品”,他们还没有自行全面培训雇员的条件。我认为专业的理论固然宜宽广,但是专业的实践却都是具体的、专门的,因而只可能是比较窄的。那么,搞了比较窄的实践训练,是否会出现所谓“对口”问题呢?我看不会。在一个工程领域里经过系统的实践锻炼,毕业后,从事另外一个领域的工作,也会有路径门道可循。五六十年代哈工大的毕业生,改行的并不少;而且有的跨度很大,但是很好完成了任务。譬如学铸造的,后来成为火箭总体的设计师。我认为其一得力于扎实的基础理论修养,其二得力于系统的工程训练。古语云:“良弓之子,必善为箕;良冶之子,必善为裘。”大概也是这个道理。我想专业划分还是应该适当宽一点,这是针对专业理论来说的。到高年级应该有专门化,可以适当窄一些,这是针对专业实务来说的。这样做,既解决了拓宽了就业面,又避免了空泛。专业实务不重具体内容,而着眼于能力的培养。不是说学了这一实务,毕业后就干这个行当。在学校里,有指导地学会了怎样制作“弓”,那么到新的工作岗位,就有可能无人指导地独立学会怎样制作“箕”。着眼点放在掌握方法,培养能力。这样做是否避免了要宽便一宽到底,要窄便从头窄起的片面性,而作到宽中有窄,窄而不死?
  其实,哈工大的专业,绝大多数是学科性的,对象性专业只占少数。我认为千万不要在“专业过窄” 的指责下自认理亏,甚至抬不起头来。
  
  “上手快”“后劲大”辩
  
  五六十年代时兴过这样一句话:“工大毕业生上手快,清华毕业生后劲大”。这句话从那里传出来的无从考据,但是我想大概不会是哈工大自己所说,因为没有根据说哈工大毕业生后劲小。也不会是清华大学说出来的,因为他们也决不会承认清华毕业生上手慢。我看八成是那些习惯于英美模式,而对于欧洲大陆模式心存怀疑的同志的估计。其实,解放后的、尤其早期的毕业生,历史已经证明,上手确实快,后劲同样也很大。那种上手和后劲对立起来,恐怕是不符合实际的。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更加迅速,这种对立更加缺乏根据。培养工科学生,面向市场竞争,上手慢了肯定不行,企业招聘首选成手。只图上手快,后劲跟不上,职业位置坐不稳。反过来,没有上手快的后劲大,连槽都抢不上,发挥后劲无从谈起。
  上手快不仅需要在教育过程中重视专业实务,同样也需要强调专业基本理论教学。反过来,不仅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样也针对职业能力的培养。当前的职业岗位要求显得更是这样。所以我主张毕业生的全面素质的指标:不仅上手快,而且后劲大。两者相辅相成,不能对立起来。不宜认为过去过于强调上手快了,现在似乎应该多强调向后劲大方向使劲了。
  正如知识、能力和素质教育三者是发展过程,不是后者否定前者,而是后者包含前者一样,上手和后劲也是互相包容的。毕业生的素质应该用什么东西来最后衡量?我看“上手快”“后劲大”是两把客观尺子,还需要继续使用下去。
  
  “规格”“功夫”辩
  
  “规格严格,功夫到家”是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口号。这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提出的教学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造就了一代人。直到现在,许多校友的回忆录里都很有感情地讲到这句话。我们过去的教育质量靠它来作保证:“规格”是目标控制,要严格,一丝不苟。“功夫”是过程控制,要投入,全心全意。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讨论振兴哈工大,实现第二个黄金时代,大家主张重新发扬“规格严格,工夫到家”这个口号,并把它的范围扩大到全校各项工作里去。因此对其内涵,作了新的诠释和补充。
  在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目标下,这一口号够不够?现代教育提倡多样性,柔性,创造性,主动性,过分强调“规格”“功夫”是否合乎时宜?有人怀疑这一口号带有较浓的计划经济的色彩。我也思考了很久。我觉得提倡多样性不是说不要规格;恰恰相反,更需要为每种样式都规定出具体规格,没有多种规格,怎样会出来多样化的人才呢?柔性不是说可以随便乱来,要能够适应变化多端的各种形势,要求更要过得硬,更需要经过严格训练。学生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在大学培养阶段,教师的作用是责无旁贷的,不化功夫或者功夫不到家怎么能行呢?启发式和注入式两种教学方式,到底那一种下的功夫大,这还需要解释吗?
  哈工大今后的特色,还是为国防科学技术服务。“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其中都包含“严格”“到家”的要求。我们还是以工科教育为主,工业最讲标准和规格,大庆精神也不是要讲“三老四严”吗?所以我认为“规格严格,功夫到家”还是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的。
  
  “红透专深”辩
  
  建国以后的新哈工大,优点是包袱轻,负担小,队伍是重新组织起来的(除了为数不多的本地俄侨外)。革命老干部多,青年教师和青年学生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是在当时高涨的革命形势感召下,奔向党直接创办,直接领导的哈工大,奔向东北老解放区,奔向东北工业基地的进步青年。当时哈工大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占了优势。确实是意气风发,生龙活虎。青年教师政治上追求进步,业务上努力提高,承担着双重压力。“红透专深”的口号是“大跃进”期间提出的,但这个追求却早就存在的。
  在上世纪80年代,讨论哈工大的传统时。说来说去,我们觉得最根本的是两条:“自觉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主动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贵在自觉,贵在主动。但是,从另外的议论,说“工大过左”。一个阶段全国在“左”的错误路线下,工大当然不会例外;但是比别的大学更“左”,我看不能这样说。大学里的“左”,主要表现在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上。正如上述,哈工大依靠青年教师办学,重视青年教师在政治业务两方面的提高培养。青年教师拥护党的领导,积极要求进步。在 “反右”中哈工大的骨干教师基本保护下来了,教师队伍损失相对较小。所以我的看法,“左”则有之,过“左”的评价则不是事实。至于文革期间的情况全国一个样,不好说什么了。
  这里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意识形态。反映为大学和政府的关系。从来政府要控制大学,大学要摆脱政府的控制。但是情况看来也在变化:大学越来越觉得需要取得政府的支持,政府越来越觉得需要依靠大学的服务。大学想取得支持,前提是作好服务。政府要取得服务,前提要民主管理。看来总的趋势是亲和而不是分离。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应如此。哈工大历来是注意意识形态的。这应该算是优点还是缺点?我看至少应该算是一个特点。我想,既然要办社会主义大学,在这个问题上恐怕回避不了。
  哈工大的首批教师队伍,即所谓“八百壮士”是“又红又专”的。当然,“红透专深”的提法可能过头了一些。无论如何,这个优点还应该继承和发扬,使之成为哈工大的一大特色。
  现在的流行提法:“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我觉得“留”字显得消极和被动,应该换成“吸引”两字。 历史上曾经有过“哈工大冷冰冰”的批评,但是这支队伍基本上还是稳定下来了,我认为主要靠事业和感情。当然时代在发展,光靠这两条不够了;但是我认为这两条仍然是首要的。近来有同志对我说,黑龙江自然生活条件不太好,恐怕难以改变。但是过去几十年,困难的条件也磨练了我们一代人。“多难兴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事业的吸引力是最起作用的。当然,坚定的政治方向,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放在第一位的。我们还要提倡“又红又专”。
  
  以上拉杂地旧话重提,目的在于“古为今用”。目前全校正在讨论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形势喜人。作为一家之言,参加进来。说得不详细,论据不充分,没有举出实例和提供统计分析,全凭印象发议论。真正是“抛砖引玉”。正如本文开始时所说:如果引起争论,甚至群起而攻之,也算作了小小的一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