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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1964

此文献给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40周年——中国首次核试验轶事
作者:杨吉纯
 
  1964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年。
  1964年1月,在哈工大核物理专业苦读5年之后,我顺利毕业了,那时我刚刚步入24岁,一个十分美妙的年龄;
  1964年2月,告别了母校、亲人,我走进了军营,脱掉了褴褛的学生服,穿上了崭新的黄军装,我成为了一个兵;
  1964年5月,我随国防科委21所的大部队,乘着专列从北京出发,出河北,走河南,过陕西,穿甘肃,入新疆,走进了遥远的罗布泊核试验场,十分荣幸地成为了中国第一代核试验战士;
  1964年6月--10月,我同数千名核试验大军一起豪迈地战斗在戈壁滩上;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我望着那顶天立地的蘑菇云,惊奇得瞪大了双眼,激动得热泪盈眶。
  
 
  弹指一挥间,40年就这样过去了。可就是这指头一弹,一下子把我满头乌发弹成了苍白,一下子把我从办公室的椅子上弹到了家里沙发上,一下子把我身上的几个零件弹下了岗。我虽年过花甲,但大脑细胞依然十分活跃,热血依然汹涌奔腾,激情依然熊熊燃烧,40年前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我的大脑里积攒了许多故事,可以随用随调,但我不想讲测试项目的艰难研究历程,那太枯燥乏味;我不想讲“核大姐”的故事,这些故事已被许多人车轱辘式地演绎过,不新鲜。我只想聊聊发生在我身边的几则小故事,真实的、新鲜的、有趣的,你从未听过的。
  
  沸腾的戈壁滩
  
  罗布泊西北的孔雀河畔有一片戈壁滩,辽阔、平坦、荒凉,这就是中国的罗布泊核试验场。一座高高的铁塔,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巍然屹立在茫茫戈壁滩上。这座铁塔将托举着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向全世界庄严宣布:我们中国也拥有核武器了!
  这座铁塔就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心。从这里有一条直通马兰的土公路叫通京路。通京路两侧堆起了一道道土墙,土墙上有一条又一条醒目的标语:
  打倒美帝 打倒苏修;
  打破核垄断 粉碎核讹诈;
  要大力协同 做好这件工作;
  严肃认真 周到细致 稳妥可靠 万无一失;
  站在戈壁滩,放眼全世界。
  ……
  这一道道戈壁标语,形成了核试验场上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线。
  来自全国各地的各参试单位,分别在气象大沟、黄羊沟、老开屏、新开屏等地安营扎寨,戈壁滩上帐篷村星罗棋布。五六千人云集在核试验场上,激情满怀地战斗在戈壁滩上。铁塔周围,地下和半地下工事星星点点;公路上车水马龙,车轮隆隆,喇叭声声;孔雀河水“叮咚”作响,孔雀河边黄羊飞奔,在这片蔚蓝的天空中荡漾着笑语,飞扬着歌声。沉寂了几千年的这片古老的土地沸腾了。
  在爆心西4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座工事,其代号为101。在101工事附近有一座大的帐篷村,这便是21所的营地。在爆心西20来公里处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沟叫气象大沟。气象大沟横穿通京路。在气象大沟与通京路交汇点的东北方不远处,还有一个大帐篷村,这便是我国首次核试验的指挥控制中心--720。这个帐篷村中间有一个大型地下工事,其代号为720,这就是主控站。主控站是警卫森严的军机地要,门前有警卫战士日夜站岗,非主控站的工作人员一律不得入内。在主控站的东南有一座全场区唯一的一座小石屋,这就是核试验总指挥部,也是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上将的戈壁行宫。主控站南是基地司令部,基地司令员张蕴鈺少将和副政委邓易非大校就住在这里。主控站本是阳平里气象站。主控站北边,从南向北整齐地排列着3顶小棉帐篷,每顶帐篷外竖立着一付12米高的菱形天线。这就是21所的无线遥测站,每顶帐篷就是1个分站,负责监测一条测量线上的3个监测点的地面放射性沾染的γ射线剂量率。
  
  
  建设我们的家园
  
  无线遥测站是我们无线遥测组的家园。
  无线遥测组分3个小组,每3人为1个小组,每个小组住1个帐篷,负责1个分站。无线遥测组由大尉工程师庄降祥,中尉张敦义和周鹤琴,学员董万福、孙秉众、李建华、田树元、王耀才、丛连仕和杨吉纯等10人组成。庄降祥是组长,大家都叫他庄工;张敦义和周鹤琴是我们从10院10所请来的技术指导;张敦义是发射机的研制者,走路一扭一扭的,大家叫他张鸭子;周鹤琴是接收机的研制者,记忆力特好,大家叫他小字典;董万福和孙秉众是同学,1963年毕业于哈军工;丛连仕,1964年3月肄业于西军电;李建华、田树元和王耀才是我的同窗好友。
  我们在帐篷里住了两天,屋地不但被踩得坑坑洼洼,一踩还直冒烟,洒上水又和泥了。为了改善我们的居住环境,于是大家齐动手改造屋地。有的将屋地上的上面一层软戈壁全部铲除,直到露出硬戈壁为止;有的用脸盆将这些沙土从帐篷里端出去倒在村外戈壁滩上;有的顶着烈日,戴着墨镜和草帽,蹲在地上,用工兵小铁锹把戈壁滩表面上一层小石块刮成堆;有的把小石块用脸盆再端进帐篷倒在地上,用脚踢平。经过一天的努力,改造地面的工程大功告成,我们走在松软、舒服的人造砂砾地面上,感到非常惬意。然后,我们又在帐篷门前两侧,分别堆起一道土墙,用白石子铺成戈壁标语:枪对枪 弹对弹。这标语,别具匠心,与众不同,堪称一绝。
  一天黄昏,李建华、王耀才、田树元和我,沿着气象大沟东岸散步。我们走进一片风化岩地,顿时露出惊喜的目光,只见地面上竖立着一块又一块孤立的褐色岩石,且只有一人来高,犹如一片美丽的石林。我摇动了一下一块岩石,它居然活动了。我又摇动了几天,它居然从根部断了。我一使劲把它抱起来,然后轻轻地放到地上。我突然灵机一动:“快过中秋节了,咱们一人扛一块回去,在帐篷前造一座假山,那肯定是全场第一。”李建华说:“再在假山上加上彩灯,中秋之夜看起来一定很美!”4个人说干就干,说动手就动手,每人放倒一块风化石,扛在肩上踏着晚霞走回驻地。几天后,一座假山便出现在我的那座帐篷前。这假山,独出心裁,独树一帜,堪称二绝。
  中秋之夜,一轮皎洁的明月高挂天空,满天星星闪闪烁烁,假山上的数盏小彩灯忽亮忽灭,与月光、星光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精美的图画。我们席地坐在假山旁,一边吃月饼和葡萄,一边赏月。什么叫浪漫?这就叫浪漫!
  
  快乐的家庭
  
  我们这个组,除庄工是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人外,其余的9个人都是风华正茂、嘴巴没毛的青年,身上还留有不少孩子气,因此有时免不了做出一些调皮捣蛋的事来,常常闹得庄工哭笑不得。
 
 
  有一次,我从帐篷里出来,一抬眼见一根天线杆顶上落着一只不知名的灰鸟,有喜鹊那么大,不由心中一喜,赶紧跑进帐篷报信。帐篷里的几个人都随我跑出来看,不料人多把鸟惊飞了。那只鸟展翅缓缓地往北飞去,我们便追着看,它在天上飞,我们在地上跑,一直追了有100多米,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才停止了追赶。后来,每当我看见我的小狗追赶麻雀时,不觉想起我们当年追飞鸟的事来,暗自好笑。
  那时候,部队发了许多水果罐头给大家当保健品。每次开罐头我们就像一群孩子一样,你争我夺地抢着吃,吃得又开心又热闹。吃完的玻璃罐头瓶又变成了大家的玩具,我们把罐头瓶排成一排,然后站在几米开外的地方用石头打瓶子,谁打碎得多谁是第一名,下次吃罐头优先。
  在一次会议上,有些笨嘴拙舌的庄工批评我们:“你们追飞鸟……啊,打罐头瓶……啊,有这时间……啊,你们看点书不好吗,不要浪费光阴……啊……”大家窃笑。“好好的罐头瓶……啊,非要把它打碎了……啊,这些罐头瓶是许多工人经过千辛万苦才生产出来的……啊,回北京后,我带你们去玻璃厂参观参观……啊,去玻璃厂参观参观……”帐篷里顿时笑声一片,气得庄工光张嘴说不出话来。
  业余时间,庄工也喜欢打扑克,不过他只会玩“抓娘娘”。这种玩法很简单,个人打个人的,谁首先把手中的牌出完谁就是“皇上”,最后那一名就是“娘娘”。下一把牌“娘娘”要把手中最大的那张牌献给“皇上”,这叫“进贡”。我们这帮小子早就密谋好了,打起牌来不但联手打他一个,还常常看牌、偷牌、换牌,所以庄工把把当“娘娘”,把把“进贡”。“进贡”者当然是愁眉苦脸,“吃贡”者自然是喜笑颜开。董万福每当“吃贡”时,便洋洋得意地唱“马儿啊!你快些走你快些走……”有时庄工拒绝“进贡”,大家便一哄而上“抢贡”,气得庄工把牌一摔:“不跟你们玩了,你们打牌不文明,净作弊!”可是,过不了两天,庄工看见我们玩得热闹,手又痒痒了。他豁出去了,当“娘娘”就当“娘娘”,有人陪他玩就开心,就快乐。
  我们要在爆心东7公里至20公里的3条测量线的9个测量点上,架设9付天线,竖起9个探测器,挖9个发射机坑。因此我们经常进行野外作业,抬箱子、架天线、打眼、放炮、挖坑,这些累活、脏活、危险活,我们年轻人都是抢着干,不让庄工动手。
  我们这个家庭里,最快乐的是瘦高个董万福,他总是歌不离口,他对着孙秉众唱“歌声朗朗像小河……”他以为孙秉众的女朋友是小何;他对着田树元唱“哎呀妈妈,请你不要对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走路的时侯,他还是最喜欢哼“马儿啊!你慢些走慢些走……”最不快乐的是我的老同学田树元,他经常是愁眉苦脸、心事重重,长久不能跟他热恋中的女朋友通信,害得他要得相思病了。
  张敦义是我们的理发师。有一天,张敦义给李建华理发,他边理边夸:“建华,小伙子长得精神、漂亮,我给你理个少年头,看上去年轻好几岁,让春雷文工团的姑娘们排着队追你。”说得建华心里美滋滋的,脸上乐得像开了花。不一会儿,发理完了,当建华转过身时,我们几个观众顿时笑得躺在床上只打滚,一下子把建华笑蒙了,他对着小镜子左看右看,没发现什么破绽。我们几个人依然笑个不停。他又用手摸头发,当他摸到脑后留下的一撮小尾巴时,顿然醒悟,急忙去抄扫帚,吓得张敦义撒腿就往外跑,李建华举着扫帚就追,哈哈的笑声在帐篷外回荡。
  
  欢乐的建军节
  
  指挥部决定:“八一”建军节放假两天。
  听说要放两天假,还可以去孔雀河洗澡,21所不少人欢天喜地起来。进场两个来月了,还从来没有洗过一次澡,能洗个澡,而且还是到从来没有去过的孔雀河里去洗澡,多美呀!
  “八一”那天下午,几辆满载着军人的卡车拖着黄尘朝孔雀河驶去。车靠近河边时,拉着一车女军人的最后一辆卡车向另一方向驶去。孔雀河静静地流淌着,岸边长满了青草和“弯腰驼背”的绿树,而离岸边较远的野草和树木却已干枯。
  车一停,男青年们纷纷跳下车,自挑一个地方脱掉外衣,穿着裤衩“扑通扑通”跳入河中。在洗澡的同时,有的快活地游了起来,有的嘻嘻哈哈地打水仗,有的在悄悄地摸鱼……真痛快呀!
  在孔雀河里快乐地玩耍了半天之后,我们回到了遥测站。帐篷里的地上堆着一堆西瓜、几个哈密瓜,还放着一盆吐鲁番葡萄。我们一走进帐篷,便迫不及待地吃西瓜,新疆西瓜甜极了,吃到肚子里爽快极了,一块还没吃完就想吃下一块,直吃到肚子溜圆才肯罢休。人们的嘴甜了、肚子爽了,可睡觉就不安逸了。夜里,打着手电筒上厕所的人,络绎不绝。
  听说气象大沟边上的一座山头有宝,人们便趋之若鹜。这种事,当然也落不下对什么都好奇的无线遥测组的小伙子们。8月2日,吃过早饭后,我们便背着水壶和挎包出发了,挎包里装着榔头、钳子和螺丝刀等找宝工具。当我们到达那个山头时,只见山上人头攒动、山下汽车成排。我们紧走几步上了山头,参加到寻宝的队伍里。一个个低头弯腰地翻动着石头,不时拿起一块端详,相中的便装进自己的挎包里,相不中的便丢在地上。“杨吉纯,你来看。”孙秉众悄声叫我,我凑近一看,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块鸡蛋般大小的贝壳化石,上面镶嵌着清晰的贝壳花纹。“哇!太棒啦!”我兴奋地叫起来。孙秉众嗔怪道:“小点声,要是让那几个小子看见了,非上来抢不可。”说完,赶紧把那块化石像宝贝一样装进兜里。那天,我们每个人都捡了不少贝壳化石,但是,没有一块能和孙秉众的那一块相比。那一块贝壳化石,个儿大,花纹清晰,可谓是精品。
  
  戈壁滩上的宠物
  
  有人养狗,有人养猫,因为狗和猫是人类喜欢的宠物。但是,你见过有人把人人喊打的老鼠养起来当宠物的吗?你没见过吧?但是,我见过。
  一天傍晚,我们几个人信步来到阳平里气象站,见一顶帐篷前放着两个铁笼子,便好奇地走近去看,只见铁笼子里养的居然是几只大老鼠。这些戈壁老鼠,灰色、个大、尾巴长,尾巴梢上的毛特长,活像一把毛刷,逗极了。以后,我们在散步时,有时特意到这个戈壁动物园看老鼠。
  1970年冬,我在开屏机场看见一个围栏里养着好几只黄羊。这里的空军指战员把黄羊当成了宠物,这些贪吃的黄羊是在陷阱上吃白菜叶才被活捉的。
  在戈壁滩上,除了有老鼠之外,还有小蜥蜴。小蜥蜴经常出没在干枯的草丛中,见了人就一下子就钻进洞里藏起来,还不时探头探脑地向外张望,非常可爱。但我一直不明白,在这生命的禁区里,它们是如何生存的呢?北极有北极熊,南极有企鹅,戈壁滩上有老鼠和蜥蜴,生命是何等顽强啊!
  
  杨导演
  
  老一辈的核试验战士,提起张爱萍的名字,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要说杨导演,恐怕就没有几个人知道了,我也只是知道他姓杨,是位导演。
  杨导演,中校,是位风趣而又精神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野外。当时,我们正在架设一菱形天线,杨导演带领他的摄制组在拍电影。在此路过的取样组的吕克谋、陈敦厚和李伟亮等人驱车过来看热闹。我们架完了天线,开始休息。吕克谋走到杨导演面前,笑嘻嘻地问:“杨导演,我想给你当演员,你看行不行?”杨导演上下打量他一番,说道:“小伙子长得挺精神,就是嘴大了一点儿。”在场的人禁不住哈哈大笑。
  我们跟吕克谋相处了好几个月,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却从没发现吕克谋的嘴大,而杨导演一眼就看出来了。“不愧是导演,眼真贼!” 我们佩服不已。
  笑完后,杨导演语重心长地批评我们:“执行完任务后,首先给你们立功,然后你们要写检讨,你们浪费太大!”他说得不错,我们虽然胜利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核试验任务,但是,我们的浪费也确实不少,这并非耸人听闻。
  我第二次见到他是在帐篷里。那是一天下午,我们组的其他人都回所里开会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值班。他们一走,我便迫不及待地脱掉衬衣、背心、裤子、袜子,顿时有一种自由解放的感觉。接着我倒了一盆凉水,把双脚泡在脸盆里,凉快、舒服,爽!随后我悠闲地看起那本《原子武器》来,正当我看得入神时,忽然觉得帐篷里光线黯淡下来,扭头一看,杨导演和他的摄制组走了进来。惊得我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赶紧去抓衣服。杨导演看我太狼狈,连忙宽慰我说没关系,天太热,谁都会这样做。我还是急忙把衣服穿好,赤身裸体站在客人面前,成何体统,既不雅观,又不礼貌。杨导演告诉我,次日要给我们拍接收站的工作镜头,要我们做好准备。第二天,我们又给杨导演当了一回演员。
  跑遍全场区的,除了张爱萍之外,恐怕就是杨导演率领的摄制组了。他们拍摄了我国首次核试验的甲级片、乙级片和丙级片,为祖国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镜头。
  在我国的核试验中,八一电影制片厂做出了很大贡献。
  电影纪录片《东方巨响》播出后,北京电视台采访了该片的摄制组。在被采访的几个对象中,有一个老头,精神、圆脸、笑容可掬,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杨导演!
  
  张爱萍上将
  
  张爱萍上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因此大家都尊称他为张副总长。张副总长,虽然年过半百,身体消瘦,但非常精神。他经常戴一顶草帽和一副墨镜,身背一个水壶,乘坐一辆吉普车,到场区各个单位、站点、工事去巡视和检查工作,他的足迹踏遍了场区各地。在整个试验场上,到过地方最多的人,那就是我们尊敬的张副总长了。
  人们想见到他又怕见到他,因为他要求太严格了。
  过了“八一”之后,张副总长到各个场地检查“五定”落实情况。有一天,他走进了主控站,在听完4室龙主任的汇报后,突然问:“那时你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问得那位主任面红耳赤、张口结舌。
  龙主任被他问惨了,没过几天,我也被他问惨了。那一天,我们小组正在收发系统联试,他率领着他的委员们突然来到我们的帐篷,站在我的身后观看。当时,我坐在接收机前等待着即将从远方的一个监测点上发射过来的信号,接收机仪表上的指针在零点附近微微摆动着。“信号来了吗?”他问,我答:“还没有。”“没来那指针怎么动?”他又问,我答:“这是噪音。”“噪音怎么能使指针动?”他刨根问底,我紧张得不知如何回答。这时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替我做了解释,才解了我的围。俄顷,一阵清脆悦耳的声音打破了难耐的沉寂,仪表指针一下子漂了上去。“哦,这才是真家伙!”张副总长笑了。
  我们唱着《我们战斗在戈壁滩上》(张爱萍作词,晓河作曲),满怀激情地战斗在核试验场上。在张副总长的亲自指挥下,9月1日胜利地完成了全场联试,从此全场转入待命阶段。
  1964年10月16日清晨,指挥部、司令部和炊事班都撤离到白云岗地区,720地区只留下主控站、遥测站和气象站的参试人员。炊事班只给我们留下了一面袋月饼、香肠和松花蛋。这就是我们3天的口粮。
  1964年10月16日14时30分,我们遥测组走进那座将军石屋,关上了门,在漆黑的屋里,紧张地等待着核爆时刻的到来。突然,一道微弱的闪光从门缝挤进了小屋,接着便听到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我们迫不及待地冲出小屋,站在戈壁滩上,仰望还在滚滚上升的蘑菇云。哇,多么壮丽呀!多么神奇呀!
  我们不敢久留,赶紧朝遥测站跑。我跑进帐篷,立即打开接收机,没过几分钟,一阵清脆悦耳的信号声响彻帐篷,仪表指针忽地一下子漂了上去。大家一看剂量率,便高兴地欢呼起来。那么强的放射性,绝对不是化学爆炸,肯定是核爆炸!
  从此,我们便日夜轮流值班监测一大片沾染区的γ射线剂量率。γ射线剂量率在一天天衰减,这是科学规律。与此同时,我们的肚皮也在一天天衰减,这是饿的。当天,我们还可以硬着头皮吃一点硬梆梆的月饼、干巴巴的香肠和石灰味浓重的松花蛋,第二天便只能以水果罐头充饥了,第三天便只喝孔雀河水了。第三天下午,炊事班终于回来了,我们有救了。这天晚上,炊事班遵照张副总长的指示,为我们一直坚守在第一线工作的几十名同志准备了酒席,为我们庆功。在庆功宴上,张副总长拿着一瓶茅台酒,亲自为我们敬酒。遗憾的是,当年我们只能喝少量的葡萄酒,根本不敢沾白酒的边。后来每每想起来,我就后悔不已,这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庆功酒,这是中国最好的酒--茅台酒,这是张爱萍上将敬的酒,就是喝得酩酊大醉,又有何妨?
  当年在抗日战场上、解放战场、罗布泊核试验场上,指挥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老将军离我们去了,永远地去了。我把我写下的这篇文字当作一杯美酒,敬给老将军在天之灵。
  1986年10月16日,一座纪念碑庄严地竖立在那座倒卧在茫茫戈壁滩上的铁塔旁。纪念碑上书写着: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十五时
  中国首次核试验爆炸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六日立
  这苍劲有力、潇洒飞扬的碑文,就是国防部长、老将军、书法家张爱萍题写的。
  张爱萍的名字,就像那座铁塔,就像那座纪念碑,永远镌刻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
  
  凯旋而归
  
  我们无线遥测组连续跟踪测量了十几天,直到得到了沾染区γ射线剂量率的衰减规律才停止了测量。之后,我们披挂上防尘服,戴上防毒面具,走进了沾染区,把所有的发射机和探测器回收回来。之后,我们撤离场区到了马兰。除了防化部队之外,恐怕我们是最后撤离的。我们到马兰时,已经是11月初了,我们21所的大队人马早已回到北京了。几天后,我们到了大河沿,准备乘火车回北京。
  我们几个老同学走进了大河沿的一家小商店。一个年轻的男售货员,把一张报纸推在我面前,问:“解放军同志,这蘑菇云照片是怎么拍的?”我说:“用照相机拍的呗!”他又问:“那原子弹爆炸时不会把照相机炸坏吗?”我说:“也许不会,要不然你就不会看到这张照片了。”他再问:“你们看到蘑菇云了吧?”我答:“没有。我们跟你一样,也是在报纸上看到的。”“你撒谎!”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我们回到北京,第一件事便是给家里写信报平安,当然关于参加首次核试验的光辉事迹只字未提,革命军人不能犯保密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