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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刘振堂

——献给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作者:李洪鳌
 
  曾经任校党委副书记的刘振堂同志,是我校唯一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
  刘振堂同志是江苏邳县人,原名刘珍堂。1931年2月他在江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后转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在红四军十二师部任司号长。此间,他组织编制了“红军号谱”。这一号谱,在八路军和解放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参加过战斗的老战士都会深有感触,在战争年代,除了震耳的枪炮声,只有军号声是听惯了的音乐。但是每当听到“嘀嘀哒……嘀嘀哒……”急促而有力的冲锋号声,眼就红了,上上刺刀,冲出战壕,杀向敌人。那个时候,在号声中,战士们根本不顾个人安危。军号就是命令,号谱的节奏告诉战士,要做什么。我们的“红军号谱”,一直沿用至今。
  1934年10月,刘振堂同志跟随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才知那里远不如鱼米之乡的江南,到处是荒山秃岭,是很贫瘠的地区。生活供应很不充足,又没有外地支援,只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荒种田变了艰难的环境。生活条件一下子改善了许多。随后开展了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当时,刘振堂同志正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任生产管理科长,直接参与组织了这次大生产运动。活报剧“兄妹开荒”就是这段历史的写照。
  1950年10月美帝侵朝战争爆发。刘振堂同志12月到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后勤部一分部四大站朝鲜第一战地医院任政委。因出色完成了后勤供应工作,他曾荣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政府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和“三级自由独立勋章”。由于在战地坑道中工作、生活两年之久,他患上了严重的气管炎和肺气肿,身体健康受到很大影响。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刘振堂同志已经50多岁。一次,他公出到北京,借机去看望老首长朱德同志。当时,朱老总一天只工作3个小时,工作之余,正在家躺在床上休息。刘振堂同志站在他的床前,向他问候时,朱老总抬起头,看了一阵子,突然认出来,高兴地拉住刘振堂的手,亲切地说:“啊!这不是小刘吗?”经过雪山草地考验的深厚感情,使得两位老红军战友、老上下级,相逢在北京,欣喜若狂、激动不已。朱老总留他吃了饭,才肯让他离去。
  1957年,松花江出现前所未有的特大洪峰,全市人民全力以赴抗洪抢险。身体较弱的刘振堂同志带领航空工业学校的全体师生,参加了抗洪斗争。他背上装有几锹土的草袋子,一步一步地走在沙地上。虽然背土不多,走起来显得费力,但他却一袋一袋不停地背。在他的带动下,全校师生都拼命干。学校获得了防洪抢险先进集体,同时,涌现了许多先进模范人物。他的行动,影响了当时的人们,也影响到人们以后的行动。那个情景,永远令人记忆犹新。为增强体质,他曾努力奋斗过,学舞剑,跟学生一起溜冰,但奏效甚微。
  1964年,天灾人祸,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刘振堂同志时任哈工大党委副书记,他身体本来就虚弱,照样和大家一起挨饿,不搞特殊,不多吃一口。翌年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除了那点定量的口粮之外,什么也没有。为度荒年,校部机关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行政科,专门为大家生活服务,好不容易弄些酸菜、大蒜之类的东西分给大家,但人多东西少,一人只能分到几两,那也高兴得不得了。有一次行政科在阿城农场弄到两头牛,宰杀之后,一人只分三两肉。负责分肉的几人,私下商量,偷偷给刘书记弄了半斤,待到晚上,特地送到他家,让他烧汤补补身子(只是对他一个老红军特例,其他校领导都没有,就是李昌校长也不考虑)。他看到那半斤肉,很感激地说:“我感谢你们,我和大家一样,都在挨饿,这肉我不能收,请你们送到幼儿园去,给孩子吧。”送肉的同志再三哀求让他收下,他始终不肯。最后还是按他的意思,把半斤肉送给幼儿园了。
  刘振堂同志在职期间,分管校工会工作,他不仅抓好职工本身思想教育工作,还要把工作做到家里去。因为职工做好工作,没有家属的支持是不行的。他在校工会成立了家属工作委员会,专门抓家属工作。他工作做得深入细微,为群众利益想得周到。他对同志充满爱心,处理事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在困难时期刚过的那次党代会上,选举投票,他几乎获得了全额票数。
  随着年龄增大,他身体越来越不好,不适应在寒冷的东北工作了。1964年6月,他调离哈工大,去江苏理工大学工作。在离校前,校办公室主任李范君、董振芳和我去他家送别,他走下楼,在专家大院与我们合影。“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离职。1983年刘振堂同志离休,同年10月24日病逝。
  刘振堂同志长期担任学校领导,他的业绩不胜枚举。我只是从生活的侧面回忆了他的一些星星点点的琐事,谨以此作为对一位老红军战士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