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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回 故 里

——记父亲青年时代在哈尔滨的革命活动
 
作者:任震英子女
 
  2003年三月初八是爸爸90寿诞,二叔任震方、三叔任坚、堂弟任世永专程从北京来到兰州庆贺。那天阖家大小20多口人欢聚一堂,4位耄耋老人(爸爸、妈妈、二叔、三叔的岁数加起来都有360岁了)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他们的年轻时代,想起了故乡哈尔滨,那几年很少说话的爸爸突然带头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歌声激昂而浑厚,二叔、三叔和妈妈也跟着唱了起来,接着他们还唱起了上世纪30年代爸爸改写的和创作的好几首革命歌曲。这些歌词他们记得那样清楚,他们的歌声是那样动情,那样嘹亮,这一幕深深地感动着我们每一个儿孙,我们又听到了爸爸那熟悉的歌声,家中顿时充满了温暖的亲情和浓浓的乡情,我们大家都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我们知道,哈尔滨是爸爸妈妈魂牵梦绕的地方,正如爸爸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哈尔滨,我的故乡,我的母亲,我的圣地,我的革命生涯的摇篮,在这里有我的亲人,我的母校,我的同窗,我的战友,更留存着我青春的足迹、战斗的史页、永不磨灭的美好回忆……”
  我们从小就经常听爸爸妈妈讲东北大地的富饶,东方巴黎 ——哈尔滨的美丽,家乡人的勇敢和热情好客;还听到哈工大小黄楼顶上的那间小屋,是爸爸举行入党仪式的地方,也是地下党秘密集会的场所;我们还知道,哈工大学校的前厅是哈工大党支部领导人孙保忠同志被捕的地方;道里三十六棚是爸爸妈妈他们举行“飞行集会”的地方;道里三道街(现红霞街)街口的二层楼是爸爸亲密战友金剑啸烈士工作的《大北新画刊》的社址和他被捕的地方。我们的姥爷家就住在道里斜纹街(现经纬街)街口的那栋房子,这里也是地下党的联络站。哈尔滨市第一、第二医院是爸爸妈妈接送受伤战友治疗的地方;端街的卫斯里教堂是他们与地下党同志经常接头和传递情报的地方;马家沟的那几间小屋,是爸爸和同志们经常聚会的地方……
  爸爸1913年4月14日(农历三月初八)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县的一个教师家庭,爷爷任静忱、奶奶邵雨琴,他们不但有文化,还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气节,爸爸的兄弟们从小就受到爷爷奶奶的这种思想影响,使他们都能在青年时代就投身于革命。
  爸爸 192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时东北最有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后升入本科,1937年夏毕业于该校土木工程科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毕业时被授予工程师学位。由于入学成绩优异,他得到了学校“官费生”的待遇,这对爸爸8年的大学学习和生活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爸爸的大学时代是中华民族遭受日寇凌辱的时代,日寇的侵略、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迫使爸爸那一代的年轻人,不仅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更要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寻找一条救国救民、振兴国家的道路。哈工大是由苏联人创办的,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像一道曙光照亮了全世界受压迫人民前进的方向,爸爸在哈工大接受了进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认识到了只有马列主义、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出黑暗,走向光明。
  爸爸积极地参加了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各种抗日救国活动。
  1931年他被选为学校的中国学生会(同时还有一个苏联学生会)的学术部长,当时学生会的会长高诚儒也是地下党员,他们共同倡议以学术部的名义组织起来了一个“社会主义研究会”,进行了各种爱国主义的报告和讲座。“九一八”事变后,在这个研究会的基础上,以中国学生会的名义成立了“中国学生抗日会”。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满洲国”出台后,爸爸按捺不住满腔的愤慨,连夜疾书将伪《满洲国歌》的歌词改写成抗日爱国的内容,当时爸爸写了两稿,经党组织审定后选其一刻版油印800份,散发到全市张贴传唱。爸爸他们曾经搞过“飞行集合”的场所道里三十六棚是传唱这首歌曲的重点地方,这首歌一直传唱到了抗日第三联军赵尚志的部队中,成为刺向敌人的锋利匕首。爸爸改写的歌词是:“九一八,事变起满洲,我满洲变成殖民地,日本强盗,率同走狗,造成傀儡国,屠杀人民,遍地烽火,人民死无算,人民死无算,民众起来,复此大仇,上前呀,上前呀,打倒伪国,除强盗,杀走狗,还我河山,建立人民自由政府,工农联合解放自由。” 1932年日寇占领了哈尔滨,抗日活动转入了地下,爸爸他们成立了哈工大的“抗联小组”,爸爸是小组9名成员之一 。  
  1933年3月的一天是爸爸最最难忘的一天,在哈工大小黄楼顶的那间他们平日聚会的小阁楼里,爸爸和抗联成员孟昭恒(现名黄铁成)、杨永安3人在哈工大党支部书记孟兆麟同志的监誓下,在鲜艳的党旗面前庄严地宣誓:“……誓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爸爸的入党介绍人是高诚儒和孟兆麟同志,当时组织指定爸爸为3人的党小组的组长,此后,爸爸就在哈工大地下党支部书记孟兆麟同志的单线领导下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工作。他和文化界、医学界、三十六棚、马家沟磨电车场都有工作联系。
  这时期爸爸认识了我们的妈妈侯竹友。我们的姥爷侯执中(号薪传)文学造诣颇深,写得一手绝好的毛笔字,被称为当时东三省有名的书法家之一,他为人忠厚老实,秉性耿直,痛恶贪官污吏,有极强的爱国心。姥姥李郁文,她善良贤惠、读书识字、生活简朴、勤劳一生。姥姥和姥爷一样思想进步,积极支持地下党的一切活动。在爸爸的影响下妈妈一家都参加了抗联。妈妈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姥爷家也成了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站,他们全家人不顾个人安危一次又一次与爸爸共同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他们当时为抗日第一联军珠河根据地购买输送了大批急需医药用品,掩护和转移根据地来哈治疗的伤病员,传递和发放党的文件、信件和宣传品等。  
  1933年的春夏之交时节,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掩护共产党员孟昭恒(黄铁成)同志到乌吉密游击队去,爸爸妈妈把他安全地送到了目的地,不久他又患了严重的化脓性中耳炎,爸爸妈妈又接他潜回哈尔滨,妈妈变卖了自己的首饰送他住进了医院。他出院后又住在我姥爷家休养直至痊愈,之后又掩护他去了苏联,姥爷姥姥照顾他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在送别孟昭恒去乌吉密游击队时,爸爸写了两首诗:(一)中华赤子有何辜,暴日侵凌肆意屠。忧国怀民流血泪,甘心杀贼掷头颅。(二)男儿宁做黄泉鬼,誓死不当亡国奴。抗日诸君须冷静,热心不在口狂呼。
  还有一次爸爸和妈妈奉组织之命,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的严密搜查下,机智地从火车站接到了从东路游击区送来哈尔滨治病的小孟同志(即韩光同志,解放后曾任中央纪委副书记),并顺利地帮他住进了医院。住院费十分昂贵,妈妈又拿出了工资和积蓄为他筹足了费用,一直照顾他直至痊愈,并安全送走了他,以后就再没听到他的消息。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爸爸在挨批斗时,才听到造反派说,爸爸妈妈曾在哈尔滨掩护养伤的抗联战士小孟,就是时任国家建委主任的韩光同志。爸爸1973年6月被“解放”后,去北京看望8年未见的年迈的父母亲,在京期间给韩光写了一个字条:“韩光同志:如果我记得不差的话,我对您叫一声小孟同志,我是小任(哈工大地下党小任),如果我不是张冠李戴的话,我想见一见小孟同志。我家住西单西斜街67号。”韩光见了字条,立即来家探望爸爸,激动的时刻令人难以忘怀。爸爸风趣地说:“咱们能见面都是蹲‘牛棚’修来的福分。”他们谈着过去,谈着现在,谈着未来。爸爸当即赋诗一首《喜逢韩光同志》:“并肩战斗挑强敌,不许东天树伪旗。雨过放晴清世好,尤驹再驭共驱驰”。爸爸90寿诞时,韩光伯伯从北京寄来了贺信和祝寿联:“赠竹友震英同志    海屋添筹    昔云七十古来稀,而今八十不为奇,米寿白寿到处有,兄嫂海屋添筹兮     壬午年   韩光。”后来,他还经常来信,还寄来了东北的大榛子。爸爸去世后,韩光伯伯发来了唁电慰问母亲,这跨世纪的革命友情让人感动,令人难忘。
  1934年赵尚志领导的哈东游击支队极缺药品,特别是止痛药,而敌伪对此药管制很严,每人每次只允许买两小包,妈妈每天上下班时到各药店去买,积累起来送往珠河游击区。爸爸和妈妈还经常化装躲过敌人的搜查出入在道里三十六棚、电影院里、公共汽车上、太阳岛上的俄式小屋里、松花江上漂流的木船上、“口琴社”里,道里卫斯里教堂,把情报夹在《圣经》里,乘祷告之际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联络和散发传单的任务。1935年为了庆祝哈东支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妈妈和她的嫂子连夜绣制了一面由姜椿芳同志题词的锦旗,代表哈尔滨全体抗联同志祝贺第三军成立,献给了第三军的全体指战员。
  1936年6月的一天,在哈工大大楼的前厅,哈工大党支部的领导人孙保忠同志被捕,当时他故意奋力反抗大声喊叫,向战友们发出警报,他没有出卖同志,在狱中英勇就义。对敌人所欠下的这笔血债,爸爸拿起了愤怒的笔写下了《誓言》两首:(一)汉奸卖国引豺狼,热血翻腾誓救亡。一片红心终不改,越烧越打越顽强。(二)壮士从容入狱中,身心似铁气如虹。工农革命成功日,万里江山一片红。
  姜椿芳同志是爸爸最最怀念的一位老战友, 他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共青团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后任共青团满洲省委宣传部长,主编过《东北青年报》、《东北人民报》等,解放后任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局长,中国百科全书主编,他是爸爸的战友、兄长,从年轻时代到姜伯伯去世,爸爸和他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每回忆起哈工大的这段历史就不能不想起姜伯伯。
  金剑啸同志也是让爸爸永久怀念的同志,他是一位多才多艺、才华横溢、能写能画的地下党领导者,在1931至1937年期间,他一直活跃在抗日救国的前线。他曾担任《黑龙江民报》副刊编辑,1936年姜椿芳和金剑啸筹备组织了宣传抗日救国的《大北新画刊》,当时爸爸和一些爱国进步青年,如金人(田风)、纪元(侯小古)、李蕴壁、陈娟、红鸥等同志经常为他们的报刊撰写稿件,当时爸爸写了一篇《乞儿小立的死》,述说了一个在日寇战火中死去了双亲的孤儿,在灯红酒绿的大餐馆门前冻饿而死的悲惨遭遇。这篇文章经过金剑啸审查后登在了《大北新画刊》上。爸爸还写了《东北血泪潮》三部曲,并用笔名“漫星”,“英英”等写过一些小品、随笔等,如:《花》和《大碗面》,先后登在《大北新画刊》上。除此之外爸爸还翻译了一些普希金、莱蒙托夫、契柯夫等俄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金剑啸同志还时常为爸爸写“读后感”。
  1936年6月13日,《大北新画刊》因登载了高尔基的头像和逝世的消息而被日寇“特高科”查封,金剑啸同志被捕。第二天姜椿芳同志也在送稿的路上被捕。后来姜椿芳被基督教会营救出来了,但金剑啸同志被押解到了齐齐哈尔,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压垮他,1936年8月15日金剑啸同志在齐齐哈尔英勇就义,年仅26岁,党失去了一位好战士,一位好同志,人民会永远记住这位为革命流血牺牲的战士。
  1935年初,以袁亚成(爱国人士)为社长、姜椿芳(地下党员)、金剑啸(地下党员)、侯小古(地下党员)和爸爸为骨干成立了“哈尔滨口琴社”,这是个党的外围组织,妈妈也参加了该社,他们经常在当时的放送局(广播电台)、芭拉斯等地为广大人民大众演出进步的、爱国的以及抗日的歌曲,激起了人民的斗志,打击了敌人的气焰。1935年为纪念“九一八”事变,口琴社在中东铁路俱乐部举行了第一次演奏会,演出了“伏尔加船夫曲”、“快乐的农夫”等革命歌曲,特别是“沈阳月”描写了“九一八”事变之夜日寇偷袭北大营,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烧杀抢掠的情景,乐曲激愤昂扬,震撼心弦,奏出了东北三省三千万同胞的共同心声:中国不会亡,阴霾浓重的哈尔滨出现了曙光,见到了希望。
  1937年3月,日伪当局对口琴社突然进行了大搜捕。侯小古、王家文等十多名同志相继被捕,侯小古英勇就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同时哈工大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了破坏,爸爸和妈妈都在被捕名单之列。1937年3月8日,日本宪兵突然包围了哈工大中国学生宿舍,爸爸穿着睡衣、拖鞋从洗脸间出来和对面过来的日本宪兵擦肩而过,在混乱中翻墙逃出学校,来到妈妈的家中。地下党组织通知他们立即南下转移。在抗联战友赵广亚夫妇的护送下他们化装成新婚夫妇离开了哈尔滨,爸爸妈妈就这样匆匆离开了故乡,没想到这一离开,再回去已是49年以后了。 离开哈尔滨爸爸写下了《自哈脱险乘火车南下二首》:
春花秋月倍含情,
万里征途海角行。
哈市灯红兼酒绿,
心怀赤县意如冰。
  
征途万里我先行,
风似无情雪有情。
待到红旗飘大地,
天涯游子觅归程。
  爸爸妈妈离开哈尔滨后,辗转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按照董必武同志的指示,来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在谢觉哉、伍修权同志领导下一直从事着地下党的工作,直到兰州解放。从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当夜的抢修黄河铁桥到爸爸生命的最后一刻,爸爸将他的生命全部献给了革命,献给了兰州这块热土和祖国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事业。
  在爸爸离开哈尔滨的这些岁月里,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的故乡。他曾在文章《喜看故乡展新姿》中写道:“……60年前我和未婚妻侯竹友披着一身雪片,迎着扑面的刺骨寒风,冲破敌人的搜捕,忍痛离开了难以割舍的故乡,在南下的列车上,我曾默默地吟诵着惜别的诗句:‘征途万里我先行,……’,正像普希金的诗句中所写的那样‘我从这儿带走了回忆,却把心儿留给了你……’”“……在以后60年的岁月里,无论是在北平日伪政府的牢房里,还是在兰州蒋马匪帮的心脏中,还是在解放了的大江南北历史名城,还是在引人入胜的名山大川,甚至是在遥远的莫斯科高尔基大街,布加勒斯特的林阴道,东京的上野公园,马尼拉的会议中心,……我都时刻怀念着你。”“在那乌云翻滚、是非颠倒的‘四害’横行之时,我被绑在兰州西干道旁的电线杆上示众受凌辱时,被关在‘牛棚’作‘牛’挨斗时,在红古洞子村看菜园子和烧‘老虎洞’时,就更加怀念您。而当我主持设计并实施兰州城市规划和参加全国各地的城市规划审查时,我却产生了一种‘愧对亲娘无从报答’的感觉”。
  在离开哈尔滨的岁月里,爸爸朝思暮想希望能有机会回到他的故乡,回到他的母校,但由于工作繁忙一直没能成行,直到1986年6月(73岁)和1995年(82岁)才有机会踏上了回家乡的路,回到了哈尔滨,回到了母校,终于能为哈尔滨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为母校的学子们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如今爸爸已经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但我们觉得他没有离开我们,他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仿佛觉得他正在哈工大的校园里,寻找他年轻时代的踪迹,为母校的繁荣昌盛,为后起之秀的成长而欣喜。我们仿佛看到爸爸和妈妈正漫步在已改成步行街的中央大道上,这条历史沧桑的百年老街,翻开了她崭新的一页,成为了哈尔滨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休闲胜地。我们仿佛看到了爸爸站在哈尔滨市的最高处,深情地说:“哈尔滨,我的故乡,我的母亲,我的圣地,我的革命生涯的摇篮,我回来了。”
  
  (编者注:任震英学长是电视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中主人公的原型。现刊载此文,纪念任老逝世一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