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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李昌老校长

作者:何钟怡

  2010年的初秋,李昌老校长永远离开了我们。
  1955年,我考入了哈工大土木系。那时,学校的基础设施相当薄弱,没有完整的校园,教学楼只有土木楼、机械楼和理化实验楼,寥寥数座孤立在隆隆电车声中的大直街上(电机楼尚未竣工)。从宿舍到教学楼,一路都在街上行走。这对于大学怀有种种憧憬的新生们难免有些失望。但是迎新的老生却个个信心十足,大讲李昌校长如何能干,苏联专家如何有水平,学校未来如何辉煌等。看来,到校不足两年的李昌校长已经赢得了在校师生的信任与尊重。开学典礼上,李昌校长作的报告立刻打动了我们,当时的热烈场面至今难忘。他的报告如此深入人心,首先是他所讲的内容都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其次是每一要点都有理有据。有了这两条,它就占据了打动人心的制高点;再次,他视野开阔、气度恢宏,用词遣字富有激情,要言不多,流畅自然,犹如行云流水,行其当行、止其当止,一旦终结,遗韵犹存。李昌校长作报告的精彩是非常出名的,但是任何精彩的报告只能服众于一时,真正使他存于人心的是他在建校方面所作出的丰功伟绩。
 
兼容并包 自成一格
 
  长期以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苏联教学模式下完成大学教育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先后在美国、苏联和俄罗斯的大学做过研究或考察工作,对双方的教学模式有了切身的体会,我的认识才发生了质的变化。
  20世纪50年代中期,学校的教学计划是仿照苏联高教部颁发的有关计划制订的,自1957年下半年开始,执行过程就逐步偏离了这个计划,而且渐行渐远。一方面是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必须作出相应调整;另一方面是面对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校领导根据几年来积累的经验,实事求是、因势利导,开始走上了摸索自己的模式与风格的道路。苏联模式和苏联专家对我校的影响是深远的,这一点是无需怀疑的。与此同时,我校教师队伍中的骨干部分大多来自新中国成立前按西方模式建立的名牌大学,这种模式已在他们的思想深处留下了深深烙印。来到哈工大后,他们学习了苏联专家之长,因而在以后的计划重新修订过程中,自然收到了两种模式兼容并包的效果。同时,李昌校长“专业问题要依靠专家”的思想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使教师两者兼有的特长能够充分发挥。从更深入的角度观察,他对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的估计与合理使用确有其与众不同之处,这在当时非常难能可贵。1975年,经过长期关押和批斗之后,他重返工作岗位,主持中科院日常工作。他的这一思想,也没有任何改变,因此在1976年遭到了“四人帮”残酷的打击与批判。
  从20世纪50年代中晚期开始的教学改革,初期带有强烈的政治运动性质,不少方面有失于偏颇。但在经过一定的反复之后,还是总结出若干很有价值的经验,例如:应当重视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教育,在广度、深度和系统性方面都不应削弱。专业课应强调实用,避免过细与繁琐。每门课程都应有框架性的大纲约束,同时又要保留教师自我选择与发挥的必要空间。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条件许可时可参加实际项目。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在非常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学校克服了许多困难,安排我们有序地参加科研或工程实践。我参加了长江三峡水电站有关的研究项目,在实验室里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以项目为中心讲课或自学,使我们受益良多,避免了岁月蹉跎。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性。那时,对于学生的点滴创新,他都给予了鼓励和支持,许多同学和研究小组都因取得成绩而成为典型。在培养学生的整个过程中,贯彻“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教学理念等。
  总之,从那时开始,学校就已走上了创建具有自己风格的道路。
 
人才建设 不让先贤
 
  李昌校长在人才建设方面的成就是大家公认的,所谓“八百壮士”就是他的重要杰作。
  前面已经谈到,他对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培养有其独到的见解,因此在选拔和任用人才方面,他的目光敏锐而远大。他所器重并选作骨干的,后来事实证明确实是一批杰出人才。另一方面,他对人才的爱惜与关注,也是非常突出的。1986年以后,我曾两次面受李昌校长的教诲。他曾问过我:“我记得卡冈(博士、教授,曾为李昌校长顾问)带的几个研究生很不错,现在怎么样了?”这几位研究生就是陈肇元、沈世钊和王振家3位教授(陈肇元、沈世钊现皆为院士,王振家是木结构方面的杰出专家,已故)。他又说,曾想把陈肇元也留下来,但清华无论如何不同意等等。这些事情已经过去20年,他还不忘这些往事,当时使我非常震惊。
  李昌校长还善于培养人才。首先,他充分发挥了苏联专家的作用,使得年轻教师吸收了苏联模式的营养,加上原有的西方模式教育,从而兼得了双方之长,这在以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我校的特色之一。其次,他强调“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到校时,正、副教授约10位左右,在教学一线工作的都是年轻的讲师乃至助教。他们不仅要教书,还要翻译俄文教材、做苏联专家的助手,不少人还有科研工作。繁重和多方面的工作锻炼,使得他们迅速成长。不仅如此,学校还鼓励教师带领学生参加高级别、难度大的研究项目。20世纪50年代末,我校参加了有关长江三峡水电站的不少项目,包括水能利用、水工水力学、水力机械和电力输送等多个方面的课题。其间,我曾随老师参加过在武汉召开的项目汇报会。我校参会人员的平均年龄是最年轻的。第三,学校领导还特别强调不同专业要加强合作,形成所谓“大兵团作战”。这不仅有利于完成本来就具有综合性质的研究项目,而且扩大了参加人员的专业视野,使他们学会了与不同专业人员之间的合作。其实,这正是现代研究人员最需要的工作品质。
  李昌校长的另一个贡献是,在他的领导下建设了一支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坚忍不拔、在任何困难条件下都能够努力作战的党政职工队伍。几十年来,我国面临的内外环境非常复杂,正处于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速变化阶段。同时,在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中国大学的建设决不可蹈西方的旧辙。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有一支信仰坚定、善于应对复杂局面的党政队伍。回顾几十年来我校的发展历程,分校合校、南迁北返、各种政治风波,而终能颠扑不破、不断壮大,正是因为有了教师和党政职工这两支忠贞不渝的优秀队伍。
  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界经常引用已故的清华前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回忆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校大楼寥寥,正是因为在人才建设方面高瞻远瞩,紧紧抓住了“实践出真知,时势造英雄”这一关键,才使得我们不仅在国内立足于强者之林,而且,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国际高校的强者之林中也必有我校的一席之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是全校教职工多年来艰苦奋斗的结果。而李昌校长早期的卓越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不让先贤是对其客观的评价。
 
纵横捭阖 志在高远
 
  从1953到1964年,李昌校长在校工作期间,在学校的专业结构和领导归属两大问题上,领导完成了一系列大手笔的动作。首先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学校将土木、机械制造、机械工艺和电机等系中的全系或部分专业进行分离,转入中央对口专业部领导,建立新校(分别为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东北重型机械学院和北京电力学院,水力机械专业调入甘肃工业大学);其次是在校内大力推动了“民转军”工作,并在20世纪60年代初使学校划归国防科委领导。
  关于分校问题,我曾向李昌校长当面请教过。他讲了很长一段话,大意如下:那时,我校归属于机械工业部,土木系的发展肯定会受到抑制。1958年以后,中苏关系已出现了恶化的苗头,作为学习苏联典型的优势即将过去。学校从大局出发,必须寻找新的优势方向,转向国防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机械、电力等民用性质较强的专业也会受到限制。同时,这些专业的师资队伍也已建成,具备了独立发展的能力。要使每个专业都能得到充分发展,是分校的基本出发点。
  从以后的事实来看,李昌校长的这一思想大体上得到了实现。分校后组建的哈建、东重、北电力都成了主管部所属的主力院校。其中,哈建经过合并已回归哈工大,东重和北电力已分别演化为燕山大学和华北电力大学,都是很好的工业院校。在甘肃的水力机械专业也有很大发展,成为该校的主力部分。哈工大本身虽经南迁北返,最终还是成为国防工业领域中的顶尖院校。
  关于李昌校长在这方面的决策,当时在校内是有不同意见的,这些都已成为历史。我认为,在李昌校长的指导思想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首先是要寻找和把握时代所赋予我们可能转化成未来优势的因素和机会,使学校保持与众不同的活力。其次是志在高远,力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不断抢占制高点,在激烈的竞争中争先、再争先。李昌校长给我们留下的这些宝贵思想对于保证哈工大常盛、常青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
  李昌校长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在撰写此文纪念他的时候,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许许多多的前尘往事逐次涌出,兴奋、叹服、遗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淙淙细流,汇聚成对老校长的无限敬仰与怀念。陶渊明在自挽诗中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大概是一般的世态人情。但我此时,绵长而深沉的悲痛不断地由衷而起。正是所谓“痛定思痛”。我相信,李昌校长一定会永存于哈工大人的心中。
  (何钟怡  1937年生于天津,1955年入哈工大土木系学习,1960年留校工作,1981年公派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