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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读《母校九十华诞感怀》之文

吴忍畊

  教育界正在热议:中国高校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到底还有多大的差距?怎么才能解答“钱学森之问”,让高校培养出杰出人才?不久前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20所世界知名大学校长在南京参加该专题的论坛。记者邀请了耶鲁、牛津、剑桥、斯坦福这些国外顶尖大学校长来把脉,中国高校当前最需要变革的是什么?在此声浪中迎来母校90年华诞。校友们也给母校把脉。   
  读李长春校友《母校九十华诞感怀》之文,好极了!李长春身居党政高位,从国家角度来看母校,他的回顾和总结具有特殊的分量。我阅后非常兴奋,立即转发给了学生和老同学。次日收到在剑桥的郭明杉(前年哈工大博士毕业)来信,谈读后的看法。信中写道: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听到过哈工大以前怎么培养学生的,看了李长春的文章后,更是深深认可这种模式。  
  在读本科的时候,很荣幸地接受过“八百壮士”老师的授课,当时的感觉听这些老师授课,简直是一种享受,记得有一门叫《金属力学性能》的课,我听老师讲课,简直就认为金属和人一样,具有感情。  
  当然,也遇到了一些新的年轻教师,讲课水平实在太差劲,用我们学生的话说,还不如自学。  
  这种前后对比,使我们这些学生,谈起“八百壮士”没有不佩服的,也深深地知道,哈工大有今天,绝非一时幸运,而是老一代教师辛苦打拼、不断累积出来的硕果。  
  后来,哈工大要建设世界一流,我们认为有希望。但说实在的,世界一流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我也同样如此,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到底牛在哪里,秘诀何在?  
  去年我一到剑桥,就去那里的一个学院上课学习。听那里的老师上课,我慢慢觉得一个优秀的大学原来要有敬业的老师。是的,我可以用敬业这个词来形容剑桥大学何以800年创新不止。  
  这里的老师,上课备课之充分、课堂讲授知识量之大、条理之清楚,尤其是讲课时态度之严谨,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  
  看了校友的这篇文章,其实我们的老传统就是这样,再仔细一想,回忆自己的经历,至少我们的“八百壮士”做得真的一点都不比人家剑桥差。为何这样说,剑桥还有一个牛的原因,人家招的可是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人才。  
  所以,一个学校好不好,关键在于老师。读了校友的文章,我更加坚定了这个看法,也更加对那些“八百壮士”发自内心的敬重与佩服。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李长春校友《母校九十华诞感怀》之文,回答了“八百壮士”是怎样培养的。秉承中国古代把“传道”放在培养人的首位,他首先指出母校十分注重教书育人、育人为本的办学理念。这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属性和根本任务。母校紧紧抓住这个根本,把传授知识技能与坚定理想信念紧密结合起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人生观教育、时事政策教育,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使学校教育的过程真正成为传道授业解惑、全方位育人的过程。  
  李长春文章又指出,母校高度重视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组织积极分子参加党课,开展谈心等,给学生“压担子”,注重在实践中培养,强调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更要在思想上入党。德高望重的老师言传身教,成为学生的榜样。母校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艰苦奋斗作风的培养。学校还组织我们深入到工厂和农村,在社会的大课堂中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这对我们了解工农群众和社会实际,增强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懂得劳动光荣、劳动者最伟大的道理,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我们培养成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接班人。  
  我认为,这就是中国高等学府区别于西方高等学府的社会主义特色。在这个意义上来讨论世界一流大学,没有可比性。就像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样,唯中国独有。从社会发展的意义上来看,中国共产党办的大学具有这样的中国特色,可以认为,母校培养“八百壮士”已经是世界一流水平,而且他们一生经受住了各种政治风云考验,证明传道的培养模式是成功的。  
  我是1950年考入哈工大的,1956年毕业送苏联留学后留校,服役在哈工大,至今整60年的人生都经历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我是在上述培养模式中成长起来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共产党让我懂得了,做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事要遵循唯物辩证法。我的一生教育生涯就是不断地努力把这两个体会传递给我的学生。1982年,母校组织百位教授给学生讲经历、讲理想、讲追求。我有幸也给8092班讲了自己是怎样认识共产党,并在党培育下的成长过程,向同学们讲述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对党的深厚感情和对共产主义充满了信心,并联系“文化大革命”后思想混乱的实际,以事实说明共产党依然伟大,依然可以信赖,帮助学生解除了思想中曾经有过的疑惑。这次讲话之后班上有6名同学提出了入党申请。这项活动很成功。可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扩展到了校园之后,如此讲话的效果减退了。1983年,在主楼礼堂作为党课再讲之后,研究生告诉我,你讲的都对,都有道理,可是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不是这样!这就提出了“传道”中新的问题,新形势下怎样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怎样引导年轻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做人准则,怎样帮助年轻人“解惑”,说服学生,共产党依然伟大,依然可以信赖。母校要继承思想教育的特色,就得有创新的举措。我想,母校要争做的世界一流大学,争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学,这个问题应当下工夫去解决。  
  母校在“授业”方面,那个时期全面接受前苏联工科高校的教学模式。那个年代,苏-德工科教学体系是世界一流的,来母校的苏联专家把他们经实践证明成功的办学理念和方法带到中国来,母校贯彻落实得非常到位,非常成功,这在国内亦是独一无二的。母校培养出了“八百壮士”和1956—1966年新一代大学生。这一代大学生为祖国的工业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在这代人奋斗数十年之后,我们看到了中国在世界上已成为制造业的大国。可以自傲地说,这是这一代人艰苦奋斗的结果,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使今天的中国获得了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母校办学模式符合国情,获得了极大成功。

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那么怎样回答:中国高校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到底还有多大的差距?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把旧的教学模式打乱之后,母校没有完全继承和恢复原有成功的模式,改革开放,又学习和引进英美的办学模式,学习英美又没有学到精华,却把苏-德工科办学模式中一些好理念、好办法摒弃了。所以,出现了像郭明杉来信所反映的情况。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就是缺乏跨学科的广度;第二,就是对于评判性思维的培养。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要经历培育、发展、相对稳定几个阶段,在未到达相对稳定的较长历史阶段,苏-德的教学模式最为有效。以专科来培养工科大学生,学生毕业就能发挥作用,这也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工程要上马、工厂要开工、生产要达到稳定,急需要专业对口的技术人才。不能允许学校培养的人到了现场再补专业。中国工业的历史状况不同于工业发达的国家。当工业发展到需要把生产方式从相对稳定状态提升到更高水平时,需要创新,创新需要学科大跨度。当今中国的工业化进入创新阶段,“缺乏跨学科的广度”的矛盾显示出来了。这一点理查德·莱文校长说得对。母校过去的办学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
  理查德·莱文校长说,缺乏“对于评判性思维的培养”。培养独立思考、创新思维,在母校教学模式中有充分体现,如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独立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李昌倡导教师学习自然辩证法,讲课注重辩证思维,授知识亦教方法,不仅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小班答疑、笔试和面试相结合考试,这种启发式、引导式的教学方法,对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独立钻研问题的能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然而,评判性思维涉及更为广泛的含义,挑战权威,富有怀疑和挑战精神,才能萌发创新思想。母校教师需要总结和反思,把好的做法继承和发扬,培育挑战权威的精神。
  教育界人士热议 “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有3个标准:一是有从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国际知名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  
  我赞同这3个标准。标准中的“教授”、“成果”和“学生”好比百花丛中的奇葩。我在想,假如把“八百壮士”那一代学子比作是那个年代培养出来的百花,要是从百花中筛选出那些天赋超群的“千里马苗子”,给予创新环境,让他们发育成长的话,奇葩必然呈现。我认为这是必然的。为什么?1955年,我任学生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在学校领导下举办的学生科技成果展览上就冒出了一些好苗子,比如汉字自动排字机、自动打铃机等创新成果。展览之后不久,全校上下课的铃声从此不再由人工操作了。同班同学蔡其巩毕业分配到钢铁研究总院,在断裂力学领域,创建了被世界公认的“蔡氏公式”。恢复院士体制后,他很早就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还有在国防建设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许多学子,这些不就是“奇葩”吗?  
  笔者认为,冒不出“奇葩”,关键在缺失“创新环境”。回想自己的经历,留学苏联主攻钛合金,千方百计积累知识和资料,满怀激情想回国后赶快发展中国的钛合金,赶上苏联,满足国防急需。可是,1960年回到母校,面临的不是钛合金,而是因苏联撕毁协议带来国防工程中大量材料工艺问题,急需热加工工艺专业人才。我尽心投入到“金属学及热处理”课,把课讲好,给学生打好基础。三年自然灾难之后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荒废了全部业务。很幸运,1978年遇到固体火箭发动机壳体低应力爆破的攻关任务,才有了施展自己创新潜能的机会,艰苦奋斗10年,最后解决了导弹中弹性件的氢脆断裂,使值班导弹恢复了飞行,这就成为我一生科研生涯的顶峰。这项成果好比开了一朵小花,根本比不上“奇葩”。可是我年龄58岁,已近退休了。我还经历了13年创新曲折的道路,最后因缺乏资金支持而终止。我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核心是找不到财力支持,从根本上说,是源于国家缺失创新制度和创新体制。  
  显然,没有持久安宁和谐的社会环境,缺少持续有力的财力保障,就不可能在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研究方向上连续数十年地积累,根本不可能生长出“奇葩”。这就是过去那段历史的国情。

要做出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科技创新成果

  当今中国的国情变了,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个目标,关键在于首先造就一流的教师队伍。要找回流失的培养“八百壮士”那一代的沃土,再造哈工大特色的优良校风,促进第二代、第三代“八百壮士”迅速提升到比对于当年第一代的水平,加上引进人才,融合当今国外的先进办学理念和方法,探索培养杰出创新人才的办学模式。其次,培养大批具有创新潜质的学生,坚持“规格严格,功夫到家”、“铁将军把关”的传统校风,毕业的学生必须是德才兼备的一流人才,重质轻量,宁缺毋滥。
  核心是要做出那些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科技创新成果,相当于当年如量子力学、相对论这样的科学成就,为人类作出贡献。为此,特别重要的是对具有突出才华的教师给予持久的支持和保护,超脱行政和短期科研任务的制约和干扰,充分的学术自由,让他们在超前的众学科前沿,做那些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事情,坚持10年、20年、30年以至更长时期,一代接一代地坚忍不拔地探索,攀登科学高峰,世界一流创新的成果必然能呈现在哈工大。母校有了这样的杰出人才,10位、20位、30位成为群体,哈工大就必然是世界一流大学。  
  当然,做那些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事情,应当是国家行为,国家要承担失败风险。为此,国家应制定出创新体制和创新制度,组成创新国家队,吸取体育国家队成功经验,计划单列,长期坚持,获得成功。国家要有当年邓小平在南方开创经济特区的战略魄力,在财力、人才、研究装备、生活环境、时间跨度等方面给予巨大投入,这是充分和必要的条件。为创造如此创新环境条件,建议母校积极促进,争取国家实现这样的蓝图。
  笔者觉得,当前须要克服浮躁,尤其校领导班子,不必急于求成或做表面文章,善于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不求任期内达到世界一流,而要为后继者打好基础,为后人攀登顶峰做好前期的工作。  
  笔者希望母校充分重视伯乐的作用。校领导必须是伯乐群的领头人。声乐领域出了世界级歌唱家廖昌永就是很好的例子。科技领域也同样期待着大量的伯乐。中国不乏有才华的人才,在教师中、在研究生和大学生中,发掘和推荐“千里马”苗子,为他们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教师是传播人类文明的使者,没有教师,人类的文明之火就无法传递下去。老一代教师身上所承载的文化,如“感怀之文”概括的:牢记使命、报效祖国的爱国精神,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科学精神,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海纳百川、包容开放的协作精神,自强不息、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这些宝贵精神财富需要传递给新的一代。  
  为了把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汇报祖国,把我教师之路的足迹留在哈工大,迎接哈尔滨工业大学90周年校庆,我整理了过去书写的文字资料,编辑成《耕耘集》,作为我向母校的校庆献礼。《耕耘集》是我在哈工大60年的耕耘实录。其中《漫谈教书育人》、《漫谈科技创新》、《漫谈人生》、《人生·理想·追求》和《保护民族智力资源》5篇文章标志着我的教学、科研和精神生活的概貌。我愿将它奉献给母校年轻的教师、研究生和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的创新

  最后还想说一说,几位老共产党员校友的一个建议:母校要做好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要克服习惯的教条式的教育方式,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宗教信仰,让人们去崇拜追随它。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要生动、有生命力和有说服力。马克思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学家是十分可爱的。他们的求实精神,为了人与人能够平等相爱,消除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他们有着追求理想的献身精神,都是令人敬佩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马克思批判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3个来源之一。马克思主义就是接受空想社会主义学者的先进思想发展形成的。要全面系统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的问题。避免教条或片面性错误。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永不会过时。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毕生为真理而斗争,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只要不忘为真理而斗争的初衷,就能够永葆革命青春,与时俱进。党中央当前强调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小康社会。这是在回归正确的路线。思想政治教育是大有可为的。  
  (作者为教授、金属材料学专家,1950年考入哈工大,1956年毕业后被选送苏联留学,1960年获副博士学位,回校后一直在校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