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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张学良口述节选

发布:2013-05-27 09:56:59   点击数:1170

  编者按:“西安事变主角、被蒋介石软禁的少帅张学良,缄口逾半世纪之后,面对摄象机镜头口述历史,谈他对‘西安事变’的始终不悔,谈他当年与中共的关系,谈他离开东北家乡50多年却始终未能重返家园的原因……这部取名为《世纪行过——张学良传》的纪录片,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以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纷纷去电或致函要求重播。我们在此节录张学良先生口述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出生·母亲·父亲

  那时候真是富庶啊,东北真是富庶,吴铁城说过一句话:你没到过东北,你不知道中国之大。我们本来姓李,不姓张,本来姓李的,我们是姓张的姑娘嫁给姓李的,张家没有男孩子,把姓李的孩子把姑娘的孩子抱一个来,所以我们姓张。我到东北大概是第六代了,已经六代了,去的时候听说是那样子,东北那时候你去的地随便给你,我们叫射箭领地,你能把箭射多远,就把这块地给你,听说是那样,我还不晓得。我们家真正在家乡是烧碱的,我们真正家乡的地方很苦、很苦,就是海水那个碱,海水上面不是有碱吗,烧那个东西。

  我降生在……八角台是一个地名,八角台是个大地名,我降生的地方还有个小地名,我自个儿也说不出来,我实在降生不是在地下降生,我是在车上生的,所以我的头都有缝,那时候逃难,我母亲生我在车上,我能活我都很奇怪,那时候我母亲又有病,没奶吃,我小时候他们都认为我不能活,现在活这么大岁数,那吃什么呢,我母亲没奶,把高粱米饭嚼碎了就那么喂我。我妈妈这个人可是很厉害的,我想我的个性一半是得自我的父亲,一半是我妈妈这个人很刚硬,我十一岁我母亲就死掉了。

  我妈妈这个人,那时候奉天闹一件事,简单说这事情太长了,我那时候才十岁,我妈妈死前一年,给我三十块钱,晚上给的,拿一个布缝一个袋子系在我腰上,她说今天晚上要有事你赶快跑,你跑了,等事情稍微安定你看见有老人,很好的,你就过去给他磕头,把钱给他,你告诉他你是谁的儿子,让他送你去。那时我父亲在省城,我们是住在另一个县里。我说妈您上哪儿去,她说你别管,预备死啊,所以我妈非常的刚硬,我妈妈因为一点小事情跟我父亲两个人吵,因为我的二弟吵嘴,她始终不跟我父亲说话,她不说话,我们劝她写封信……我妈妈快死的时候我父亲来了大哭。

  他(父亲)就是给人保险,怎么叫保险呢?就是在一个村庄(我父亲也就是这么起来的),这个村庄我负责给你保险,有人来抢你,我给你打,但是你给我钱,我负责你这块地上的治安,我父亲就这么起来的,那时候他有这几个人,他给人保险,就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海沙子,他带着有十几条枪,二十几条枪,汤玉麟就是海沙子的头一把交椅,我父亲就出来,很像美国的西部一样,说你不要打,咱俩一打,这个村庄就给打烂了,咱俩对决,所以我父亲身上有枪伤,就是给海沙子打的一枪,咱俩离多少步,把你的部下放你那边,我的部下放在这边,咱俩对决,你把我打死了,这个地就归你,你被我打死,那这块地就归我。我父亲就给海沙子打了一枪,我父亲把他打死了,打死了海沙子,他的手下就投降了我父亲。

  我年轻时总有病,我身体很不好,我没想到我活这么大,我身体很不好,还吐过血。那个时候许愿,把我许到一个寺庙里当和尚,恐怕你们现在不懂这个话,叫跳墙和尚,怎么叫跳墙和尚,就是许到这个庙里当和尚,最后跳墙逃走了……跳墙出来以后,名字没有了,就听头一声喊什么,那时候我们那地方的规矩,我也不懂,听头一声就起那个名字就该那个名字,我说一个笑话,他头一声就听一个人喊一个小孩子叫“小六子”,所以叫小六子,那时候要有人叫王八蛋,我就叫王八蛋了。

  我父亲很想给我请英文教师,英文教师是谁呢?那时候一个省有一个外交署,外交署有一个英文科长,这个人我很想念他,他是香港新约书院的,您就说我这个先生怎么样,我到他那儿去念英文,对我非常的客气,你说这英文怎么念的,简单说我没有什么,他是广东人,他老人家说国语,就是广东国语,我跟你说个笑话,nine,就是九,他说九(狗),我听说是狗,他说九,我当说狗,那时候的英文没有中国字的,那我就想是不是狗,那后来他念成dog,他告诉我说是犬,我就想,这犬和狗还有什么分别呢,一定nine是个小狗,犬一定是个大狗,慢慢的后来有ninedogs,我说,它们俩怎么跑到一块去了呢?我这才知道那个九是个数目字,所以我就跟你说我这先生对我客气的,我自己说能文能诗,换句话,完全都是我自个儿学,也不能说自己修,就是自己来的,这个地方我加一点,我有一点小聪明就是自个儿来的。

  军旅生涯

  我年轻时要当军人,我父亲教训我一句话,他问你真要做军人?你真要干?你要做军人,你把你的脑袋拿下来拴在你的裤腰带上,意思就是不一定被打死,也许就是长官把你处死,反正死字就把它扔开,所以我脑子里没有死这个字。

  我跟曹锟作战,直军吴佩孚是曹锟的,曹锟的弟弟是曹四爷,当天津省长,天津那时候叫省长,我们去打仗,还去看看我四大爷去,这仗打得什么意思。所有的军队都打败了,就是我的军队没打败,我起来就这么起来的,没打败,不但没打败,我把吴佩孚给打退了。

  他老人家不干了,他把军队带走了,我后来追到他,当然还有几个参谋在一起,我说茂辰咱到后院,我跟你说句话,他坐一个板凳,我就简单说,我说你要干什么,我知道他早晚要叛变,那就等于是半叛变了,我说我是你的学生,可今天不同啊,我是你长官,你要动的话,没有我的命令是不行的,你现在动那很好,我什么都没有,你身上带枪,把你打死,你不把我打死不行,我要控制你,他就哭了,我说你哭什么,他说我给你丢人,我在山海关打不下,人家打胜。我说唉,那说不到,他说我现在只求一死,我愿意死,他这人是这样,他不是说假话,我只求一死,我说你是真的?我说你既然要死这个事很简单,你要为我争面子也很简单,那你上前线死去,你何必叫我给你打死,你自个儿跟敌人打去,你战死不比这样死好。他一赌气,好家伙一下子打到秦皇岛去了,一下子把整个,简单说把吴佩孚给消灭了。

  (注:北方平定后,孙中山应邀北上。1924年12月,孙中山与宋庆龄从上海启程到天津曹家花园与张作霖会面,张学良见到了这位“天下为公”的理想主义者。)

  那时候孙先生已经病了,孙先生病了,他的病起因当然他身上有病,起因他去是看我父亲,我父亲那时候在天津,去见我父亲的时候他受冻了,他病在床上的时候我去看他,孙先生跟我讲了一段话很有意思。我去看他,他让我坐下来,他跟我讲,他说中国责任都在你们青年人手里。

  五·卅惨案北京派我去,所以我那时到上海最出风头,我带着我的学生军去的,我办的不是讲武堂,我另外还有一个比讲武堂低下一些的,专门造就军事的,SERGEANT造就这样,我就带着那个学生去的。

  (注: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在兰州宣布反奉。郭松龄的反奉心情是痛苦的,他给了张学良一封信,信上说,他与张学良患难久共,岂忍相逼,然后他说了班师的理由,他反对进关打内战,东北应该保境安民,他劝张学良不要对他父亲愚忠愚孝,应该忠于国家人民。张学良更是痛苦,老师郭松龄的话他是同意的,但是他又何能冒大不韪背叛父亲。

  他在秦皇岛海上坐军舰漂流了几天,看到了郭军兵车不断北运,军舰请示可否能向岸上发炮,他拒绝了,他说了这都是我的部下。因为郭松龄起初打着张学良的名义倒戈的,张作霖以为儿子真要叛变,尊称他为先生,请他回来接事,张学良悲愤至极几至跳海。)

  在秦皇岛是这么回事情,所以我的部下看着我,我真是要自杀,我突然接到电报,我在秦皇岛船上接电报,“张汉卿先生”谁给我打电报,我看底下是张作霖、王永江,我看电报文,他说现在军队大家恭举你,当奉天主席,管奉天省,请你回来接事情。所以我要跳海就为这事。

  国难家仇

  我是爱国狂,要是国家要我的命我立刻就给,要我的脑袋,拿去就可以。

  (注:作为一个大军阀,张作霖自有他带人统御恩威并济的一套,张学良常提到他父亲有一年过年,向部下黑龙江省督军吴郡升大发脾气的事。)

  过年那要给长辈磕头拜年,完了以后就是送红包,就是给点钱,我们到现在还是有这个规矩,那么就因为吴郡升,我那五弟是吴郡升的干儿子,他来了我们都去给他拜年,他预备好了,就是银行的那个本票,他预备好了,一个人五千块钱。一个人五千块,他预备好了,我父亲就火了,说你,我父亲喊他吴大,你给孩子钱给几个钱可以,你怎么给他这么多钱,他就说我的钱都是你给我的,我父亲说,你说真话吗?他说我当然说真话,你说真话你不要这样,你回黑龙江去你好好做事,不要黑龙江(人民)骂我祖宗,他给我父亲跪下磕头,吓得我毛骨悚然,那么大岁数跪地下给我父亲磕头,所以我父亲这威风,所以我跟我父亲……那时候我父亲说我不如你,就为了郭松龄的事,我说爸爸,你那个部下我统治不了,可是我的部下你也统治不了,我爸爸说我不如你,我说不是这样,你那一套人马我看他都毛骨悚然,我这头发都站起来了。

  (注:北京前门火车站1928年6月3日凌晨,张作霖在这里向北京告别,6月4日凌晨,张作霖的专车到达沈阳郊外皇姑屯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道口时,日本关东军埋在桥洞上方的炸药爆炸,把专车从头而下炸得粉碎。)

  我认为日本人是不智,日本少壮军人干的事不智呀,桥梁炸断,我们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场说,很不智,他做这件事,换句话说得不到好处,只得到坏处。

  我父亲临死的时候他要紧头一句话:到家了。他说你们不要告诉他知道啊,我在滦州,正作战,他不愿我难过,我父亲他对我,他不让我知道这件事情,不让我知道他死。我真正生日是阴历的四月十七日,我父亲死也死在四月十七,所以我把生日改了。

  我恨透日本人,不能说日本人都是坏的,日本那个军人跋扈,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兵,日本人就想挑拨是非,我们告诉兵不要跟他冲突啊,我跟你说抽香烟,到我们兵的枪上划洋火抽香烟,开玩笑,我告诉兵们,别出声你别理他,你知道一个人忍气吞声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很难,所以人家骂我不抵抗,那不能,我们打不过他们有什么法子,他愿意你抵抗,他愿意挑拨,你把事情扩大了最好,他赞成,他好打你,这证明了我们是没责任,完全是你来侵略我们,你抵抗,你要挑拨是非,他就说赖你。

  你独立就和中国脱离,就跟日本人去啦,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要独立,日本愿意独立,所以林权助来给我父亲吊唁,那说好多话……他说,我说您老人家,但最后我总没有什么一个具体的答复,实在的答复,最后他要走了,我又喝了几盅酒……我说林老先生您所替我想的比我自己想的都正确,他说那很好,那你到底怎么,为什么不(独立),我说你忘了一件事,他说那我很愿意知道,我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

  东北大学同我的关系怎么样呢?我父亲去世了,我负责任的时候,我父亲留下的遗产……我想办一个大学,自己想办一个大学,后来东北大学听见这件事,他们说我们东北大学很需要钱,你把钱捐给我们,我们把东北大学好好地扩充一下好不好,你何必再另外起一个炉灶,后来东北大学请我当校长,我这个校长也就是那么回事,我就把三千万块钱捐给东北大学了。

  (注:沈阳柳条湖,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爆破了这里一段南满铁路,然后向旁边的北大营进攻,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发表了抗日演说:“日本素来反对中国,反对统一以及经济的发展,所以对外宣传说东三省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东三省素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可以考察的,现在有三千万人民在东三省是他们的故乡土,所以他们这三千万人民有九十九分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愿意为他的乡土而奋斗,就是剩一个人他们也是很愿意的。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而占领全满洲的领土,为这个暴力之下,牺牲有数千万的财产,有数千无告的这种平民,现在因为这种暴力之下,破坏了国际条约,尤其更破坏以三千万人民的生命奋斗来的国际联盟,所以我自己很希望日本不要一意孤行,以致世界遭受重大的牺牲而不止。”

  国联派出了李顿调查团来中国,张学良陪同他们游了长城,但是李顿的调查报告却改变不了日本的侵略的现实。日本退出了国联,进一步向热河和华北进攻,张学良这时的意志力和体力都很差,他被指为是不抵抗将军。《哀沈阳》这首诗说他在九一八事发的当晚仍然沉迷酒,其实他当晚是陪英国公使在北京前门的中和戏院看戏。

  但是,张学良确实是取辱有道,他染上了毒瘾,日军进攻热河,他说要守三个月,结果不到十天就溃败,他只有辞职下野。张学良决心清理自己,他到了上海,住进了德国医院戒毒。)

  我气得抽鸦片烟,你知道带军队这个气啊,打针是这么回事,后来抽鸦片烟,有一个医官就想给我戒,结果就是用打针用的这个针,戒鸦片烟,把鸦片烟是戒了打针又来了,打针戒不下去了。等我打针也戒了,我跟你说,现在抽鸦片烟人还是有的,如果想戒掉,能有这个决心,可是很不容易的。

  那就是戒了,不过戒的这个人是一个外国大夫,戒不好就死掉,我那一个副官跟大夫说,他说他要死掉,你可活不了了,他给我戒掉了,一个礼拜戒掉了,他打上一种药,简单说吧,太多了,昏迷一个礼拜差不多,我跟你说,我有一句话,现在有人也打吗啡针,这种人活人叫死东西管着,你要不听它的话,你是什么事也干不了。

  西安事变

  我对我的部下常常说,我说他们的万里长征,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得这样,他跟你走,不都带没了。

  中国打内战,我一听打内战我就难过,几天又好了。不但打内战,我后来剿共,我跟介公(蒋介石)讲,就是剿共我也不主张剿,我不主张剿共,是中国人,咱们打什么呢?共产党我们可以谈嘛,所以后来说这个是我的主张,坐下可以谈嘛,不是不能谈的事情,这何必呢,并且我跟蒋先生说,蒋先生对这件事情对我很不高兴,我跟蒋先生说,你跟共产党打,你剿不完,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们没有百姓支持我们,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我说你也剿不完。

  我反对内战,我不愿意打内战,我跟你说这个打内战这很简单的事情,自己打仗,双方面死掉的都是很不错的人,可惜得很,这些人自己内战死了,我是一向讲对外的,何必打这个,打了几天又好了又是朋友了,明天弄别扭又打了。

  所以蒋先生这个人啊,现在他已去世了,他那个时候他就是用我们这些杂牌军队,他是一斧两砍。这个事情没人不明白,可是我这个人我也明白,你让我干我就尽量地给你干,那么我就劝他,为什么剿不了呢?……比方说我们,弹药消耗是你自己,没人给你补充,经费也消耗你自己的,也没有人给你补充,所以人家谁也不给你卖力气,那你怎么剿,你军队他不卖力气,军队打仗他敷衍你,他也不真打,他不是兵不真打,他是那带兵(军)官不真打,你有什么法子,所以这种情形你们都不懂的。

  (注:张学良很快与杨虎城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共识。然后就开始在陕北前线寻求与共产党的接触。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这座天主堂里展开了历史性的会谈。)

  周恩来这个人我很佩服,很佩服,这个人很佩服,他也佩服我,我们俩也没有谈多少,简单说,他说我,我也拿这话(说他),他反应很快,就说几句话就明白了,用不着罗罗嗦嗦说很多事。

  (注:南京中山陵,1936年12月26日中午,蒋介石自西安脱险归来。两个小时后,张学良由宋子文陪同也到了南京。)

  宋子文问委员长会不会枪毙我?(宋子文对我说)不会!不会!因为明天就要军法会审了。

  (注:当时担任军法会审审判长的是曾经在江西举兵讨伐袁世凯的李烈钧,字协和。)

  军法会审是谁,是李协和,我问他,我说我问你一句话可以吗?他说可以,我说你当年在江西那么样,你为什么反抗袁世凯。

  (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我们东北人没有人不想抗日的,你就不知道那个日本人压迫我们的情景。

  对杨虎城我心里难过得很,那杨虎城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那样对待他。我不晓得,不能说也不能这么讲,他是蒋先生的意思,还是蒋经国的意思?我也不知道,还是毛人风干的?我不明白,他走的时候,我劝他你不要再回来。

  不要再回来,回来没有好处,就像我,我的没死,完全是蒋夫人帮我,蒋先生是要把我枪毙的。

  战后时光

  我的没死,关键是蒋夫人帮我,蒋先生是要把我枪毙了,我不知道,这个情形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到一个东西我才知道,看谁呢?是美国的公使JOHNSON,他写的,你们大概在图书馆看过,这还有一个人抄来给我看,他(JOHNSON)说蒋夫人说的,他不是说蒋夫人,他写宋,决不是宋子文,对蒋先生说,说你对某人,他们都管我叫小家伙,她说你对那个小家伙你要对他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走开台湾,我把你的事情都给你公布了。这句话很厉害,我把你事情都给你公布了,蒋夫人承认我,蒋夫人对我管我是GENTLEMAN。我认为蒋夫人是我的知己,蒋夫人对我这个人很认识,她说一句话说得很厉害,她说我西安事变,她说他不要金钱,他也不要地盘,他要什么,他要的是牺牲。

  (注:刚来台湾不久就发生了“二二八”事变,特务队长刘乙光奉有命令,只要暴民来劫,就先把张学良杀掉。)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在山里住着,我反正知道“二二八事变”,我怎么知道呢?我们封到山里,我们没吃的了,这高山人对我很不错,那时候没法子,他们就吃番薯,唯有我一个人还吃点米饭。高山人给我们送番薯,没有高山人差不多把我们给饿死了。

  (注:1964年7月,张学良与赵一荻小姐结婚,当时联合报刊登了这条消息。三十载冷暖岁月,当代冰霜爱情。)

  我跟我太太认识,那时她才19岁,跟她认识,我生病了,她到奉天去看我,她跟她爸爸说她说我到奉天看他,那么她爸爸也没吱声,她就拎着小包就到奉天来看我来了,我那时候有毛病,来看看我,那么她看我是好,还是要回去,只是来看看我,那么她的哥哥就藉这个就说她跑到奉天,这样老太爷就不高兴了,她老太爷就登了报了,(她家)有祠堂,把她赶出祠堂,回不去了,那我怎么办呢?回不去了,所以这弄拙成巧了,没有办法了,我本来有太太嘛,天下的事情,我就说姻缘的事,这样她的哥哥是弄巧成拙了,本来我这太太她本来已经要跟一个人订婚了。